巍巍井冈 魂兮归来

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无数先烈头悬国门，赴汤蹈火，英勇捐躯。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大地的儿女、中华的精英。

这其中有一位我十分敬仰的、美丽而传奇的女性。她的意志就像凌霄怒放的寒梅，她的品格犹如巍然屹立的井冈，她的胸怀正似群星璀璨的夜空。

在她老人家百年诞辰之际，我真想叩响天国之门，轻轻地呼唤她的在天之灵，呼唤她曾经震撼国人心灵的英名，郑重邀请她重返中华锦绣大地，回到热爱她的人们中间。

情系井冈

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在人称“红色病房”的北京医院北楼412病房，一颗搏动了87个春秋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几乎在同一时刻，在浩瀚无垠的天际，出现了一颗格外耀眼的星辰。

没有讣告，没有花圈，没有遗体告别仪式，但是，在中国革命的英名录上，增添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曾志。

她走得是那样的清白、坦荡、从容、淡定，如一池清水，似一弯晓月。

她只留下了一纸《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

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有用的火化……

照其生前遗嘱，曾志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与陶铸的骨灰合葬在广州白云山的松风石下，她要与陶铸长相厮守，并永远守望这座寄托着她无限深情的城市；另一半被送回到井冈山，因为那里是她人生的第一块淬火地。这座叫井冈的大山，记录了一个红军女战士传奇的生命轨迹，承载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也留下了他们永不逝去的青春记忆……

依惯例，像曾老此类级别干部百年之后，完全可以在八宝山找到归宿，接受万众的拜谒和凭吊。这也是多少人渴望企及的“天堂”，但她却选择了魂归井冈。

曾志此生踏过万水千山，惟有井冈山才是她心中的圣山!

70年前，跟随朱毛红军上井冈山，她以此为荣；70年后，她又以别样的方式重上井冈山，她同样以此为荣!

1998年7月1日，在小井红军烈士墓不远处的一块向阳坡地上，曾志的骨灰被撒在一块毫不起眼的深褐色墓碑石下。碑上唯有简单几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我不知道当初她的儿女们选择这样的墓碑石是否有意而为之。这块不规则的石头，正形象地概括了这位墓主人有棱有角、坎坷不平、波澜起伏的传奇一生。她把这块石头留给了青山，留给了历史，留给了子孙后代。

我敢说，几乎每一位有过井冈山红色之旅的朋友。都会在小井红军医院陈列室墙上的那张照片前驻足凝神，并记住那位美丽的女红军的名字；同样，也会在她的那座简陋的孤坟前伫立哀思……

我以为，在巍峨绵延的罗霄山脉，有满山的青松、遍野的映山红以她为友。还有无数长眠于这块红土地的战友的英灵与她作伴，她不会寂寞!

不让须眉

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女子，无疑是一个注定要历经风雨和创造传奇的人物。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这一年正是大清王朝苟延残喘、千年帝制走向穷途末路的最后一年。尽管是有钱人家的千金，曾志一点也不矫情，从小就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和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

1926年，中华大地风起云涌，大革命浪潮席卷湖南。在湖南第三女师学习的曾志，毅然投笔从戎，成为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最小的学员、唯一的女兵。为了给女子争志气，她改名曾志。她的人生道路从此来了个急转弯，走上了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

1928年9月，曾志参加了著名的湘南暴动，随后跟着朱毛红军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军后方医院总支书记的她，以身怀六甲之躯，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后又跟随转战福建，成为闽西“孩子王”。1930年6月后，曾志辗转厦门、漳州、福州，开始了一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斗争生活。她凭借着机智勇敢，临危不惧，躲避敌人的盯梢、追捕，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3年6月初，曾志只身来到陌生的闽东，和叶飞、马立峰、占如柏等一道，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发动全区工农武装暴动，建立闽东红军，当地反动政权，并于1934年初创建了闽东苏区。

曾志与其他男性领导相约开展工作竞赛，结果她所分工负责的分田运动和东区工作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为大家公认和折服。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27岁的曾志受党派遣，化名“曾霞”到荆门地区开展工作。她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军(中共特密字党员)的帮助下，使荆门这座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后的死城起死回生。她的美名和事迹很快在荆门这一线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方圆500里防区内，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解放战争时期，曾志头戴大皮帽，横跨战马，飒爽英姿，奔驰在东北茫茫的雪原和一望无际的大草甸之上。

由于战事的需要，曾志发动指挥数万民工一夜之间破路几百里，阻止蒋军溃逃；但形势骤转，她又组织民工连夜抢修道路，支援快速追击敌人。进入冬季攻势，她再次组织10万民工涌上数百里长的公路线，用大笤帚除冰清雪，扫清我军通向胜利坦途的障碍

全国解放后，曾志先后担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并兼任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工业书记等职务。其实她本可以守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身边，洗尽征尘，享受夫人的尊贵；也可以舒适地呆在机关里，施布号令。可曾志偏不!她以男人般的果敢，从容指挥这支庞大的工人大军；又以女人特有的细腻，精心描绘这座轻工业城市的美好蓝图……

正当她踌躇满志为国家建设奉献才智之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浩劫使她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她这一等就是10年，整整10年!

“”一结束，年近古稀的曾志被重新推上了领导岗位，出任中组部副部长。她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协助中组部部长排除“左”的干扰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她具体组织冤假错案，使大批长期蒙冤受害的老干部和科技人员得到昭雪，数以万计被“解放”出来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她还参加了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工作，最终把祸国殃民的“”及其主要爪牙推上了历史审判台……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巾帼不让须眉”，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骄人的业绩，成为20世纪党内最杰出的女性之一，赢得了国人的景仰和爱戴。

湘女多情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但曾志比常人幸运，因为她在人生旅途中遇到仨知己。他们都是湖南籍人，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他们的人生都因为对方而多彩壮丽。但不幸的是，她的3个革命伴侣最终都屈死在同是革命者的自己人手中。

都说湘女多情，其实不然。纵观曾志的一生，这位湘女的性格非常内向。因此在外人眼里，她冷峻慎独，不苟言笑，厌恶缠绵，从不把“爱”挂在嘴边……但我敢说，湘女就是湘女，自有铭心刻骨的爱恨情仇。

把曾志誉为“潇湘美女”毫不为过。真应该感谢当

年那位摄影师，为我们、也为历史留下了那张不可多得的照片，使我们能够真实地目睹而不是凭空想象曾志昔日的风华。

以时下的审美标准去评判青年时期的曾志，她亦属于楚楚动人之类。中年的曾志更是增添了几分理性、成熟和优雅的气质。即使到了晚年，岁月的风雨依然不改其当年的妩媚与秀气。围绕这位美丽的女性而展开的爱情篇章，是荡气回肠的儿女情长、离合悲欢――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革命引路人、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夏明震(著名《就义诗》作者夏明翰烈士之弟)。在领导湘南暴动中，夏明震被不明真相的暴民打死，尸陈河滩，惨不忍睹……送别时刻，她没有到场，好强的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的柔弱，但暗地里却独自落泪到天明。60年后，曾志到郴州去寻找烈士当年的遗迹，但斯人已逝，物是人非，烈士忠骨葬于何处已难觅其踪。她懊悔当初没有去送他最后一程。

曾志的第二任丈夫，是1925年入党、曾参加过“南昌起义”

“湘南暴动”的红七师党代表蔡协民，他们相识于挥师井冈山途中。在赣南、闽西、漳州、厦门、福州等地，他们并肩战斗。曾志欣赏他在对敌斗争中的勇敢机智，却不喜欢他在生活中的柔弱多疑。虽然两人有过恩爱，但也经常彼此怪怨。正是这一点，这段维系了4年的婚娴最终劳燕分飞。

而当曾志得知蔡协民被无端怀疑为“社会”时，她宁可挨处分也要把实情告诉他。单凭这一点，便可看出她对战友又是何等万劫不渝的情深义重!

曾志的第三任丈夫，是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部长的陶铸。他们的爱恋，始于地下工作为蔽人眼目的“假扮夫妻”。陶铸火热的性格和博大的情怀把她深深吸引，她们很快假戏真做，激情如潮。这段一开局就颇有传奇色彩的爱情，在历经风雨走过漫长的36个年头后，以同样的传奇悲壮落幕。

1933年5月，陶铸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托人捎信告诉她，身患重病并被判无期。在闽东打游击的曾志闻讯心急如焚，冒险进入戒备森严的福安县城(今福安市)，通过邮局汇去一笔“救命钱”。每当夜深人静，曾志让思念飞向遥远天际……

1937年9月，曾志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在武汉她居然见到了4年来日夜思念的陶铸。但短暂的相见后接下来又是长时的分离。在送走前往鄂中大洪山打游击的陶铸之后，曾志毅然奔赴荆门，去开辟新的_T作。

1940年5月，曾志和陶铸终于幸福地相聚在延水河边。在宝塔山下王家坪的一口窑洞里，曾传来他们劫后重逢的欢声笑语、留下有了爱女的天伦之乐，也洒落两人打打闹闹的怨愤伤感……

就像她当年不能承受蔡协民的情意绵绵、百般呵护，同样，她也不能容忍陶铸的“大男子主义”。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对双方都很要强、性格迥异的夫妻，谁都不想成为彼此的附属品。他们忘我工作，各忙各的，聚少离多。曾志更是特立独行，全心投入事业，很少顾及家庭、对方和子女。

如果说此前曾志的表现近乎“铁，石心肠”的话，那么1966年5月开始的那场暴风骤雨，终于让夫妻真情在危难关头得到了极致的升华。难怪乎，陶铸在耶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赠曾志》诗中，流露出“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的万千感慨!

1967年初，陶铸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被打倒在地。曾志不顾一切抱病进京，想用娇小的身体为丈夫遮风挡雨，承受打击。在中南海那座带“ 字廊”小楼的3年里，他们相依为命，携手共度难关。

1969年10月18日那一天，他们微笑握手，郑重道别，就像当年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没有凄厉的话语，没有悲伤的泪水，因为泪水已无法表达彼此那种透彻骨髓的痛苦和依恋。车开了，他们依然互相挥手，向对方表达这一生一世最后的敬意……

此情此景，已经不是夫妻之间的诀别，而是生死相随的战友之间的天涯壮别，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43天后，陶铸满含冤愤悲怆，连同他未竟的事业以及弥留之际仍无法与亲人相见的遗憾，孤单凄凉地离开了人世。

值得欣慰的是，仿佛是上苍冥冥之中的有意安排，曾志有幸为她的3个伴侣各留下一个儿女，使他们的血脉得以传承，生命得以延续。

母爱如山

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此话不假。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曾志不得不做出今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的举动。如果你把她的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你就会理解，这已经是另一层次上对子女的一种泣血含泪的苦爱。你能说这不是一种深沉博大的母爱?

其实，这种母爱才是大爱，如山的大爱!

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井冈山原本缺医少药，偏又接二连三遇上难产、乳腺炎、产褥热等疾病。靠着同志们的悉心照料，靠着自身年轻旺盛的生命力，她终于闯过鬼门关，母子俩幸运地活了下来。事实上。这只是她革命生涯中历经无数磨难的开始。几十年来，她周旋于敌特警伪之间，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幸运的是，她1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迫于战争环境，曾志无奈地将还未满月的亲生骨肉，含泪送给了当地王佐部队警卫连的石副连长。这孩子被石家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直到解放后，在曾志的多方寻找下，石来发才第一次与生母见面。此后他更名蔡石红，继承了蔡石两家的香火，根植井冈，现已儿孙满堂。

鲜为人知的是，石来发其实是夏明震的“遗腹子”。夏家几乎满门抄斩，兄妹4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生命。但苍天有眼。夏家没有断后，正所谓“杀了夏明震，自有后来人”!

1933年5月，她奉命到闽东开展游击斗争。为此，她再次忍痛将出生才13天的第三子春华送给一个同志的寡妇婶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闽东的艰险历程。

解放后，为寻找亲生骨肉，曾志不遗余力四处打探，总算找到了苦命的三儿子。不幸的是，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带给他的是终生残疾。小春华有志气，虽身残但志不残，努力学习，后来成为工程师，组建了家庭并生儿育女，把蔡家的血脉延续。

相比之下，女儿陶斯亮就比她的3个兄长幸运得多。

1940年5月，曾志与陶铸相聚在宝塔山下。一年后，曾志在中央医院产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陶铸为她取名“斯亮”。

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派陶铸等率队深入沦陷区，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此前被怀疑“政治动摇”的曾志，给写信强烈要求随军，她要用鲜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诚。

曾志的请求获得了中央的特批，这意味着她将与女儿离别。作为一个35岁且做过绝育手术的女性，前面3个儿子都已送人或死或杳无音讯，如今又要与女儿分别。她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也曾犹豫过，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因为她不仅是一个母亲，更是一名战士。战士就应该驰骋沙场，哪怕青山埋忠骨，何惧马革裹尸还。

其实，纵横黑山白水之间，每当夜深人静，曾志也常思念远在延安的幼小女儿。特别是惊悉延安失陷后，女儿依然音讯全无，这是最让她牵肠挂肚的。

没想到时隔两年后，伤残军人杨卿顺带着小斯亮长

途跋涉数千里，历经千辛万苦，将女儿送到了东北白城子她的手中。命运待她不薄，给她保留下了这块失而复得的亲骨肉……

如果说陶斯亮在她前半生的记忆中，难得体味母亲的温情、抚摸、拥抱，甚至平日里难得见母亲一面；那么在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相依为命的30多年中，她深深地感受了那迟来的母爱。

曾志坦言，此生给儿女们的关爱太少太少。因此，她努力补偿过去的亏欠。特别是在“”那段饱受生活和情感双重磨难时期，坚强的母亲更是儿女们心中精神的支柱、信仰的标杆。

1994年曾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全心全意地照顾女儿一家(把井冈山的孙女也接到北京读书)!操持家务，上街买菜，下厨做饭，事无巨细统一管理

作为女儿的陶斯亮，对母亲的爱有着深切的理解。“她的爱是深沉的、延长的、升华的爱。如果给我100个来生，我还要100次选择做我父母的女儿。”当曾志将要被推到太平间时，陶斯亮将一束百合花轻轻地放在母亲的枕边，然后做出了一个特别的举动――俯身亲了亲母亲的额头。在记忆中，她“想不起妈妈的吻是什么样儿”，而她也一辈子没有亲过母亲。在她看来，这最后一刻，也唯有这种最浪漫、最崇高的情感表达方式，才能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无限敬意。

我有理由相信，与女儿早已心有灵犀的母亲是能够感知到的。

她在敬献给母亲的那只小小花圈上，写下了这样寓意深刻的两行字：

“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永跟党走

也许很多人都觉得十分费解，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一个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的美丽少女，怎么会选择了一条血雨腥风、出生入死的人生道路。

1926年10月底，年仅15岁的曾志在湘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几乎是用自己的一生，坚定不移地履行当初站在铁锤镰刀旗帜下的庄严承诺。

在此后的72年间，她却蒙受了8次党纪处分(其中3次、5次)和前后40年的政审。我以为，为了历史的记忆，我们不需要隐瞒真貌、粉饰英烈，我们需要的是叙述的真实，这样我们才能从中体悟到一种发人深省的历史况味。

记得13年前，曾老在接受笔者专访时曾这样说道：“历来好强的我，已下定决心，无论党组织信任与否，我都要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和委屈都别想让我低头屈服。”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她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永远跟党走，至死不动摇。

1933年6月，带着不被党组织信任的隐痛，曾志只身来到闽东投身游击斗争。在那里，她饱尝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敌情复杂的艰辛、危险与残酷，分享了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共建苏区的快乐，但也“收获”了她人生中最多的冤苦、最严厉的处分――撤销其福霞县委书记职务、4个月。而且这一处分如恶梦挥之不去，直到整整20年后才得以撤销。

1935年1月，大举进攻闽东苏区。重病缠身的曾志与特委、红军独立师完全失去联系，被迫离开闽东。她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开始了寻找党组织的漫长历程……

正是这离开闽东之举，曾志被指责为“政治动摇”。由于这一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使得她在党内蒙受多次审查。

在后期的“抢救运动”持续1年4个月的监禁审查中，曾志成了“审点”：她刚正不屈，决不为避免一时的皮肉之苦而说半句假话……

尽管后来曾志依然背负着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但丝毫不影响她为党努力工作。她扪心自问：

“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全国解放后，曾志请求组织进行审查。经过长达两年的外调与政审，1956年广东省委做出正式结论：“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

谁料到“”时期，曾志离开闽东的这段历史，又使她受到中央专案组长时间的所谓“审查”。身处逆境的曾志身心受尽严酷折磨，但始终不向“”低头屈服。

1979年10月10日，中组部复查意见认为：曾志同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没有问题，因此无须再作结论。

手捧着党的文件，反复念着“本来就是清楚的”这7个字，曾志不禁百感交织，潸然泪下……

时代无情。总是经常把不幸和误解给它最优秀的儿女。对于那一代共产党人来说，经受一些磨难和委屈是寻常之事，但不寻常的是，在曾志圣洁的心灵里，是对不幸的豁达和屈辱的宽饶，唯独没给哀怨和报恨留下任何空间。

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何等高远的境界!

曾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3个年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位百岁老人，你会觉得曾老真是个诸多矛盾的聚合体。她家境富足舒适，却选择了苦难和坎坷；她外表秀美柔弱，内心却无比坚强；她性格刚烈，却以宽厚之心看待自己的屈辱和遭遇；她敢爱敢恨，却从不把爱挂在嘴边，厌恶缠绵；她内心感情丰富，却外表冷峻、不苟言笑；她对工作充满激情，却对家庭和子女少有温情；她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俭朴与清贫；她位显官高，大权在握，却不谋一己之利；她备受磨难、委屈，却信仰坚定，始终不渝……而这些恰恰是构成这位革命老人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人格魅力所在。

今夜星光灿烂，我遥望宁静的星空，寻找心中那颗明亮的星辰。

敬爱的曾老，今年是您的百岁诞辰，也是您毕生追随、钟爱一世的党九十诞辰。此时，我正敲击键盘将参加这个盛典的邀请函给您传去。想必天国如今已经有了信号覆盖，不知您老是否已经接收到我的信息?

(作者系福建海峡消费报社副总编辑、主任编辑、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