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一生的灶膛

在我们乡下老家，不管谁呱呱坠地，村里人都爱打听，生了女孩叫“锅边转”，生了男孩叫“满山跑”。言下之意，女孩长大是嫁人烧火做饭的，男孩长大是放羊使牛犁田当顶梁柱的。所以，娶媳妇不仅要看绣的花朵美不美、针线活巧不巧，而且要看做出的饭菜是否可口、能否体体面面招待亲戚朋友。

母亲亦如此，从我记事起，灶和母亲就像孪生姊妹，全家一天吃的两顿饭，就拴在母亲身上，由母亲包揽。烧火做饭虽不是重体力活，但一家七八口人吃饭，难免有人说菜咸、菜淡，饭软、饭硬，实在是众口难调。只有听得进咸（闲）言碎语的母亲，日复一日，围着灶台“锅边转”，为全家人烧火做饭。

每天我放学回家，远远就能看到灶房顶上袅袅升腾的炊烟。跨进家门，我迫不及待跑进灶房，只见母亲煮饭炒菜的身影忙碌不停。可“锅边转”的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收拾完饭桌残局，洗完碗筷，喂完那些“哼哼唧唧”拱门的猪，已是太阳当顶的中午。晚上，饭后的母亲把猪鸡唤回家，喂饱食，关进圈，还要忙着剁第二天的猪食。那时老家不通电，米全靠石臼和棒槌舂，面全靠石磨嚼，稻谷、苞谷、荞麦、小麦、高粱之类的五谷杂粮，常常在我熟睡的梦里，被起五更、睡半夜的母亲，舂成了白生生的米，磨成了雪亮亮的面。逢年过节，村里那几副石磨家家争先恐后抢着磨。有计划的母亲就会提早下粮、加水泡发。鸡叫头遍，就摸黑起床，点亮马灯磨豆浆、磨米浆，等天刚亮我起床上学，母亲已开始烧火熬煮豆浆、米浆了。放学回家，我就能吃到又白又嫩的豆腐、米粉了。一年到头，母亲几乎每天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与菜园、猪鸡、灶房、杵臼、棒槌、石磨为友，脚不着地地奔忙着。

有米面下过锅，是我最高兴的事。我常坐在灶门前，一边帮母亲凑火添柴，一边给母亲打下手，学做饭。此时，若遇做粑粑，母亲会分一块给我，放在灶膛里先烤吃；若遇吃青季节，我常把苞谷放在灶膛里烧吃。一不小心，灶膛里的火被我弄熄，母亲前来救火，一边添加松茗燃火，一边叫我拿起火筒，鼓着腮帮“扑哧扑哧”吹火。等火再次熊熊燃烧，锅里早已冒热气的饭甑子因断了火成了“夹生饭”，正在炒煮的菜也因火候不够半生不熟。不仅饭菜不可口，而且还耽误了全家人吃饭的时间，惹得嫂子们常向母亲发“无名火”。

灶膛是温暖我童年的地方。饥饿的我，晚上睡觉前，经常溜到留有余温的灶膛门口，悄悄往灶火灰里埋进洋芋、红薯。第二天起床上学，刨出来，吹去灰，就成了当今街头小贩叫卖的烤洋芋、烤红薯了。夏天蚕豆收进家，我常抓一把蚕豆，从灶膛里铲出火辣的灰烬，烧“火灰豆”，装进衣袋当零食吃。尤其是每顿吃饭都少不了的辣椒蘸水，开饭前，平时怕做饭的家庭成员，都会争着主动摘下几个风干的红辣椒，跑进灶房，用爆辣的灰烬一烧，吹去灰，双手使劲合揉成末，放入碗，加点盐和菜汤，一碗全家人爱吃的辣椒蘸水就做成了。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乡村孩子不论是脚下穿的鞋子，还是身上穿的衣服，都很少、很破烂。母亲卖菜为我买回的那双塑料凉鞋，不知让我用灶膛里烧红的火钳烙补过多少次。有时，衣服被雨淋湿了，鞋子受潮了，我常坐在灶门前，一边向（烤）火，一边欣赏母亲的厨艺。衣服、鞋子烘干，母亲煮炒的饭菜也可上桌了。添新衣服更不容易，不仅要靠定额供应的布票，而且还要有钱，多数人家是大的穿后，再改缝给小的穿，几乎每个孩子就一两套补丁衣服，冬天上学，都提着个取暖的小火盆。母亲平时烧火做饭，常在灶边摆一个土陶罐，适时用火钳把刚烧过脚的栗炭拈出来，放进罐里，罐口放上一碗水，既当盖，又迅速降温。天长日久，积攒的几箩筐炭就源源不断供给我过冬的小火盆，让我走过了寒冷的一冬又一冬，迎来了春暖花开的人生。

有时，母亲出门走亲戚几天不回来，大嫂、二嫂就开始扮演“锅边转”的角色。几天下来，她们叫苦不迭，直到母亲回来接替煮饭，家里才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我也有同感，放假回家，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常安排我做饭。可最让我犯愁的就是端饭甑子，灶台高得我只能请邻居帮忙。有时，邻居手不闲，我只好脚下放个板凳，爬上灶台，使出拔河的力气，把饭甑子拖上灶台，接着刷锅炒菜、煮菜。一个人当“伙夫头”，忽而要添柴凑火，忽而要洗菜、切菜、炒菜，忽而要放油、放盐、放水，真是锅上锅下、灶里灶外，环环相扣，一不小心，火候掌握不好，汤干了，菜炒糊了，煮过头的事时有发生。唯有心灵手巧的母亲，把清贫的生活调理得有滋有味。

往事如烟，如今的乡村老家，外出打工的人多了，农家吃饭的人少了，电磁炉、电饭煲普及了，一年到头，很少用土灶煮饭，炊烟也越来越稀少了。我偶尔回老家，吃的已是和城里人一样用“电气化”煮炒的饭菜，总感觉没有当年柴火煮的饭菜香。只见那座土灶，贴满亮堂堂的瓷砖，如老去的母亲穿着一套新衣服，依然静静地待在灶房的角落里。

选自《新都市文艺》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