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综述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为稳定本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新时期，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探讨，提出了不同观点和意见。该文旨在对今年来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梳理，从而为继续研究计划生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起源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独生子女政策”成为计生政策的代名词。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三十年来，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全面实施，成效颇为显著。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初就引发了很多学者的争论。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不容忽视。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于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们各持己见。而是否应当放开二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被相关研究人士所争论的话题，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蒋红英（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开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陈友华（2009）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已经由人口数量过多转变为人口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过快，性别比严重失调，独生政策还导致了高风险的家庭。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都已经错过，现在放开政策虽然会带来短期的人口增长，但是可以采取技术性的手段来规避这个问题。顾宝昌（2010）指出，经过课题组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坚持实行“二胎”政策的地区的深入调研发现，其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低位，没有出现大幅度反弹，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二胎政策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二）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有学者指出，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例如，于学军、杨书章（2000）利用多区域分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最终认为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不应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稳定目前的生育水平。李小平（2007）指出：从紧控制生育，进一步减少生育数量并早日转入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而不是放宽生育政策，才是优化人口结构的真正出路。李小平（2009）表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若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程恩富（2009）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有研究者认为，应逐步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谨慎的调整。桂世勋（2008）教授认为：“在2015年以前，有一个20到29岁育龄妇女的人数高峰期，如果放开政策，会使人口高峰变得更加高。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为了减少每年出生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最好在这个时期不要有大的政策波动，但是各个省、区、市，由于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6期2013年第4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可以自己对放开时间的快慢进行调整。如果普遍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话，我认为最好还是2015年以后。”马骁骁（2010）提出：为了在着手解决现有的人口结构问题时避免人口重新走上增长过快的道路，应当避免大规模的调整，而应该做适当的调整，采取小范围的、有选择性的放开计生政策，并且采取各种措施使人们的生育愿望降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

三、小结

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计划生育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各具证据和理由，但都存在着一些共性的不足之处：第一，都是着眼于全国的人口状况，坚持“全国一盘棋”，没有或者很少关注到各个地区的差异情况和不同的人口状况。第二，大多数学者对政策影响只注重逻辑分析，而很少使用实验检验，其观点和结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其中于学军、杨书章（2000）和马骁骁（2010）根据计量模型和部分数据来得出结论，但作用仍十分有限。第三，理论分析大多基于宏观宽泛的数据推算，没有详细精准的统计资料作为依托，其结论缺乏实证基础，难以信服。对于人口政策在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更需要有实际可靠的数据作为支撑。第四，在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时，多数研究都没有事先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具体影响程度。人口结构变迁，究竟有多大程度、速度和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所引起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放开的判断紧密相关。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国际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与“改革开放”已经同步延续了30年。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时候，这样一项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政策，已经到了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我们应在新的起点上回顾历史，正视现状，总结经验，找准症结，综合治理。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作者简介：张旭（1988—），女，河南新乡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2011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