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丕七言诗的诗学意义及其影响

一、曹丕七言诗的诗学意义

曹丕的七言诗诞生在“五言腾涌”的时代，不仅为诗歌增大了容量，表现出复杂多变的感情，而且将七字句中的“兮”字，以实词替之，使七言诗形式趋于规范。他的七言诗在继承中探索，在探索中发展，独辟蹊径、别具一格，开创了七言诗的先河，具有深刻的诗学意义。

首先，在文学的传承上，曹丕七言诗既有楚辞幽微绵缈、委婉轻灵的神韵，又兼具汉乐府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

因为《燕歌行》是较早的七言诗，其句式中仍可见楚辞的某些痕迹。原诗从秋风萧瑟的节气变化联想到草木摇落的衰瑟，使人不由得想起了屈原在《离骚》中所写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样的开头，把景语融化为情语，隐含了很幽深的悲时伤怀的愁思，为后面的兴怀攒足了薄发的势头。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剑拔弩张气势，让人不由得屏住呼吸，聚精会神而又迫不及待地想要看诗人在后面抒发的情怀。如“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一句，其音韵节奏便具有楚辞“悲莫悲兮今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低徊婉转。而其缘事而发的叙事手法，则有汉乐府“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这般善于发现富有诗意或典型象征性的镜头，及时摄入画面。

诗的开头就展示了一幅秋色图，秋风萧瑟、草木零落、白露为霜、候鸟南飞，这萧条的景色牵出思妇的怀人之情，映照出她内心的寂寞。紧接着再由燕和鹄而思及客游他乡的心上人，水到渠成地将所有的情绪都正式转移到了“思断肠”这一情感主题上。在后面的平铺直叙中，我们还依稀可见从《古诗十九首》中继承的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这种笔法的运用，构成了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敏锐的节序感和微妙的空间感集合得非常紧密，错落有致。而在全诗的最后一句，又是采用汉赋中所常用的反诘句，音节短促，以恢宏的气势，将全诗的情感渲染喷薄至最高点。

其次，在文学的开创性上，曹丕的七言诗既有思无邪的纯洁高尚，又运用想象手法，拓展延伸了思想感情。

曹丕的七言诗情思纯正，纯洁高尚，没有浪奔之词。如《燕歌行》，后世许多评论家都称赞其情正词柔。刘履称“忧来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长，则可见其情义之正，词气之柔”，许学夷说此诗 “调出浑成，语皆淳古，其体为正” 。孔子用“思无邪”三字作为评诗标准，强调诗歌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并进而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曹丕虽纵笔写一己之情，但情感的抒发很有节制，不泛滥。曹丕诗歌以清丽和婉为审美追求，迥异于承其而来的纯粹追求“华奢绮靡”的宫体诗。宫体诗是在南朝梁代宫廷中形成的一种诗歌题材，其具体内容多写闺思和闺房生活，有时写女性所用的物品，如绣领履袜，以至枕席卧具，甚至直接描写疏软横陈的美人，而这些都已经远远的背离了诗歌创作中“思无邪”的要求。 相比之下，曹丕的思妇诗思想纯正，他为《寡妇》写序时说：“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可见，他的思妇诗寄予了对乱世离人的深切同情，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而宫体诗实际上是用来表现封建贵族的生活的，诗风轻佻艳冶，流于。

曹丕七言诗中想象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钟嵘《诗品》中说：“魏文帝，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又说：“（汉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那么，按照《诗品》的观点，曹丕的诗风源流可以上溯到《楚辞》。《离骚》中主人公“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痛楚心绪和曹丕诗中主人公们“忧来思君不敢忘”具有传承关系。曹丕的《燕歌行》在表现手法上不仅有传承，且有创新。创新就在于他在《燕歌行》中巧妙地用妻子的想象来表现丈夫的心理，反而更衬托了妻子鲜明的形象。“念君客游思断肠”一句强调妻子自身愁怨，本乃常笔，作者笔锋一转，“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妻子突然发问：“小伙子啊，你既然这么想家，你还老呆在外地干什么呢？”这么一问，才使境界全出，达到“倾情，倾度，倾色，倾声”的程度。

最后，在审美特性上，曹丕的七言诗既追求多愁善感的阴柔之美，又追求和谐流畅的音韵之美，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曹丕所处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便脱离“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负，朝着自觉追求诗歌艺术的方向发展。总的说来，建安诗歌重在抒情，陆机的《文赋》就明确地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仅就抒情而言，曹丕的诗歌也迥异于当时的其他诗人。同时代其他诗人追求“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往往笔力雄健，梗概多气，而曹丕的诗歌“洋洋清绮”，具有阴柔之美。钟惺也说：“文帝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他的七言诗之所以追求阴柔之美，一方面是受到思妇题材的限制。思妇诗多是写独守空房的妻子思念远行的丈夫，因而大多写得低回婉转，引人神伤。从先秦的《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到汉末的《迢迢牵牛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再到与曹丕同时代的徐幹的《室思》“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无不阴柔和美，绵长低徊，将思妇内心那多愁善感的情绪表露无遗。另一方面是由曹丕的个人独特气质所决定的。曹丕生于中平四年，此时曹操官至典军校尉，他有机会享受上层子弟所能得到的一切，又因为身在其父之下，毋需过于操心天下巨变，而有暇转入文学领域。曹丕自述“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备览。”著名的“邺下之游”就是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时，作为文坛领袖而兴起的一次文学盛会，他于这时所培养的“文士气”和“公子气”自然有益于他日后创作男女相思及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歌。

曹丕的七言诗在格律音韵方面，音节和谐流畅。《宋书·谢灵运传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可见曹丕在追求阴柔美的同时，还注重“以情纬文，以文披质”，即用情感来安排形式，用形式雕润情感。因而在形式上，不仅追求丰富的文采和巧艳的辞藻，还讲求声韵美，追求所谓“音韵天成”。钟惺曾评价曹丕诗说：“顾眄摇曳，情态之妙，生于音节。”但曹丕却又不是纯为“音”造文，在他的诗歌中，音节的调配要绝对服从情感的线索。他的思妇诗所流露的阴柔和美的情感常常用绵长和缓的音韵来表现，因而往往“情词悱恻”、“曼声抑扬”，产生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艺术魅力。由于《燕歌行》这首诗仿柏梁体，句句用韵，于平线的节奏中见摇曳之态，王夫之称此诗“倾情，倾度，倾声，古今无两”，虽是溢美之辞，但此诗确实为叠韵歌行之祖，对后世七言歌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