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锡夔:寂寞长跑

蒋锡夔，有机化学家。生于1926年9月，195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中科院化学部常委。曾主持军用和民用氟橡胶、氟塑料的研制。20世纪70年代，创建了中科院第一个物理有机研究室。

2002年，蒋锡夔院士带领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课题组，以一项名为“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两个重要方面――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的研究”，获得了连续多年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摘得了中国基础科研的这一桂冠。

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寂寞过

蒋锡夔院士在2002年度获得中国基础科研的这一最高荣誉，可以说是为所有科技界人士争回了面子。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世界一流成果的背后是蒋锡夔在实验设备简陋、经费极其紧张的条件下，前后带领54人默默工作了20年。因此在他们获奖之后，许多媒体都用 “寂寞长跑”来形容他们走过的这20年。

蒋锡夔：我曾经看见报上说我们很寂寞，可我觉得享受寂寞也是一种快乐，我对化学实验永远感到非常有兴趣。我的想法很简单，都是关于实验结果的，要么结果是正面的，要么是反面的。如果是反面的，我马上换个小方向，或者大方向，改变我的目标，所以不感到有什么寂寞的。相反，等到把你的想法做出一个真正新的反应条件，那将是非常高兴的。

记者：因为您的爱好都在里面，自然不会觉得寂寞。

蒋锡夔：对，就是这样。

在国际上，除应用科学外，衡量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更多是看其基础科学研究，诺贝尔奖的评审就是如此。蒋锡夔选择这个课题时，国际上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于该领域能深入到什么程度也无人知晓。但可以确信的是，虽然在短期内无法看到其实用价值，但一旦做出结果，将会对人类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记者：比较而言，能在基础研究中做出一些成就是不是更重要，也更不容易？

蒋锡夔：对我来说，不存在重要不重要的问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我的家庭特色

蒋锡夔1926年9月生于上海，家境富裕。他的父亲蒋国榜是杭州的富商，人称“蒋半城”。“杭州的花巷观鱼，有名吧，解放前都是蒋家的!”蒋锡夔的同事们介绍蒋锡夔时这么说。

不过，他父亲虽然继承了大量的家业，但对做生意毫无兴趣，毕生寄情山水，酷爱诗文，交往的朋友也都是社会上的文人雅士。母亲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父母宽厚仁慈的品德对儿时的蒋锡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记者：您父母都不像商人，更像典型的文化人。

蒋锡夔：我父亲看得起的朋友都是文人画家，他最瞧不起做生意的人。这个当然是不对的。我是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这个很普通；但是我父母在资产阶级里是特别好、特别讲道德的一些人，这是我的家庭特色，可以说是从小到大影响我灵魂的。我父母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道德观念，对此我也是深信不疑的。我始终认为，我们现在对儿童的教育，没有强调真正的“德”字。

当时我父母跟我讲的都是孔老夫子的道德标准。他们教我为人要诚实，不要追求名利，要追求真理。我想现在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走歪路了。我知道我一些朋友的孩子，进小学不久马上就想当干部，没选上还哭一场。你教孩子的时候，就不要强调选小组长、小干部什么的，让他们懂得比如说在公共汽车上给老人和病人让座，这就是很好的道德教育。

far far away ，there is my star

（在遥远的天边，有一颗属于我的星星）

在父母的熏陶下，蒋锡夔从小爱好广泛，不仅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还爱听音乐、喜爱文学。

从16岁起蒋锡夔开始写日记，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爆发，几乎从未间断过。一本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本，记录着蒋锡夔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成熟科学家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

“吾将往大学报名，余已定读化学，余之一部分为振兴中国工业农业，读化学当未出轨也。”――1943年8月20日

这一年，蒋锡夔17岁，不久他顺利地考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如果说，父母的言传身教塑造了蒋锡夔善良正直的品格，那么在大学一年级发生的一件事，则让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蒋锡夔：我年轻时候是很害羞、很内向的，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后来很快就断了，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的理想，我觉得在那个年纪谈情说爱不合适。

记 者：那时候您多大？

蒋锡夔：大学一年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人生了，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不是谈爱情的年纪，而是追求真理、追求真善美的年纪。

记者：那当时您喜欢那个姑娘吗？

蒋锡夔：还是相当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太年轻了，想做很多事情，追求真善美，而谈恋爱跟这些都矛盾起来了。我看书的时间都不够，还参加了学生运动，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去恋爱，所以我就把它断了。

人生的追求是什么？理想又是什么呢？年轻的蒋锡夔在不断的自我拷问中，明确和完善着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我的生命将向着一个方向走：快乐，真善美的追求。我不要再落在这充满着各种滋味的人生轮回里。”――1944年5月20日

蒋锡夔最爱听德沃夏克作曲的《自新大陆交响曲》，在经历了感情的洗礼、确立了人生的目标之后，他用青春的激情为这首曲子写了一段歌词。

记者：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这个音乐呢？

蒋锡夔：它这个主题特别美。

记者：您给它改编了一段歌词？您现在还记得、会唱吗？

蒋锡夔：我不会唱了，我只记得前面两句了：far far away, there is my star.

记者：翻译过来是：“在遥远的天边，有一颗属于我的星星”，它是我的理想，它永远照着我的命运？

蒋锡夔：就是这样。

记者：那时候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想了？是什么呢？

蒋锡夔：就是追求真善美。 真善美的思想对我来说，来自自然。

在树立了“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理想之后，蒋锡夔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专业学习中。1947年，蒋锡夔获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特等荣誉理学士学位，第二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2年，他在美国凯劳格公司从事科研工作，其间发现了一种有用的有机反应，从而合成了一种新的氟化合物。1955年，在海外留学多年的蒋锡夔毅然决定回国参加建设。

记者：我听说您决定回来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还专门派了两个官员跟您谈话？

蒋锡夔：是这样的。我在拿到学位后就提出来，我要回国。他们不许我回来。后来我在那个凯劳格公司做研究员，他们跟我谈话。他们问，你要申请回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你是不是没有一个漂亮的姑娘给你做妻子，我们给你物色一个，证件什么的我们给她办，你只要同意留在这儿，留在美国。

记者：后来您是怎样回答这两个移民局官员的呢？

蒋锡夔：我说，我对美国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做人最讲究的就是信用，我来美国之前就立下两个志愿：第一我只为中国人服务；第二我要回来照顾我父亲、母亲，这就是我的诺言，有了这个诺言我必须要执行，这是我的道德的根本。所以不管你们出于怎样的好意，我也不能留，我要回去。虽然那个时候我知道回来并不一定能当上什么教授，不是那么容易做研究工作，但由于这两个诺言，我是非回来不可的，待不住了。不然的话，我在那儿并不是找不到女朋友。

组里没有一个人说我是错的

蒋锡夔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许多军用物资被列为禁运品，而在这批禁运物资的名单中，氟橡胶列在第一位。那时氟橡胶是国防军工和国民经济建设中许多行业急需的新材料，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于是这个任务落在了蒋锡夔身上。1959年4月，蒋锡夔合成出我国第一块氟橡胶――氟橡胶1号。之后不久他又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正当他准备在这里开展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研究时，“”爆发了，蒋锡夔跟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冲击。

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蒋锡夔遭到批斗。当时许多一起被批斗的人都不堪折磨，只好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只有蒋锡夔一人坚决不承认。无奈之下，工宣队甚至威胁，要将他怀孕临产的妻子叫来，陪他一起接受批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蒋锡夔始终都没承认这莫须有的特务身份。

蒋锡夔：在那个时候我宁愿去死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孩子生下长大后，我跟这个小儿子说，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必要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忠”字是不能随便用的，一个人有忠心的话，除非他是为这个信念而死，那才谈得上是“忠”，不然的话就不算什么。我跟我儿子说，我最骄傲的就是这一点。

在“”中，蒋锡夔坚持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和道德底线，而且对自己一直钟爱的基础科学研究也同样坚定不移。

蒋锡夔：后来不是又批林批孔吗？我是唯一一个不给出路的人。后来上面找我谈话，谈了两三个钟头，就是要我承认做基础研究是不对的。那也是我很骄傲的一件事，我说我做的就是对的，随便你怎么说。但我最骄傲的是，我那个小组里没有一个人说我是错的，没有一个人讲我的缺点。

记者：历史证明，您当时的坚持的确是对的。

蒋锡夔：那还得有勇气，我本来是准备死的。

不过他这个组是没钱的

1978年，有机所成立物理有机实验室，蒋锡夔担任室主任，之后由他牵头的“有机分子簇集和自由基化学”课题组正式成立。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简陋，小组成员们从撬地板开始，自己动手建起了一个实验室，在里面一待就是20年。

计国桢研究员当时是课题组的副组长，也是课题组除蒋锡夔之外唯一一位还留在所里的人。

记者：你们最主要的工作都是在这个实验室完成的？

计国桢：是的，在501室。我们自由基自旋离域参数的工作主要是在这里完成的。有一次我们组有个同事做实验的时候爆炸，我们正好都在507开会，一下炸开来，把两扇门都炸破了。有个实验室还被火烧过，里面整个小间都被烧掉了，还炸了一个钢带，轰出去，炸到外面，当时幸好我们都在开会。

2005年，新的实验楼盖好后，蒋锡夔的办公室才搬离了旧楼。那些残留的设备曾经见证了他们20年的坚持和不易――水门汀地板、漏风的窗户、没有空调的房间、因仪器老化而引起的火灾的痕迹等等。除了设备简陋之外，他们的科研经费也极其紧张。在这20年里，前后参与过课题研究的人数达54人，但经费却总共只有286万。

记者：很不可思议，一年才十几万块钱。

蒋锡夔：所以说，我们是穷光蛋。

记者：那怎么做下来的呢？

蒋锡夔：有时候我们没有仪器，我就到佟振合那里去借。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佟振合院士是我国光化学领域著名的科学家，也是蒋锡夔交往多年的好友。从1985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蒋锡夔的学生到北京来借用设备做实验。

佟振合：比如说，买一台荧光仪器怎么也要二三十万，买一台吸收光谱的仪器也得要二三十万。如果你要从光谱上来研究疏水亲脂作用的话，那至少这两台仪器是不可少的。如果让他那个组拿出四十万，我估计当时不光是他，许多科学家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而在我们所里因为光化学算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搞光化学，共用那么两台仪器。所以凡是他的学生来了都在我这个地方用仪器，我都要看着他们做实验。

其实对蒋锡夔来说，克服实验条件的艰苦和经费上的困难并不难，难的是形形的物质诱惑无所不在。他们研究的课题属于物理有机化学中最基础的领域，这就意味着，他们在研究中除了体验发现的快乐之外，短期内研究成果不可能直接与生产应用挂钩，无法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作为课题组负责人，蒋锡夔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李方琳（课题组成员）：那个时候，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所里的经费很少，研究人员的奖金也很少。当时我们所里就有不少人、研究组去接一些外国的所谓合同研究，就是给外国提供一些样品，做完后他们给一些钱，这样的话大家年终能分点奖金。在所里很多组都采取了这个办法，唯独蒋先生就是坚决不沾。他这一点非常让人钦佩，而且他认为第二职业是祸国殃民，做为一个科研人员，全力以赴做一个事情都未必做得好，还有什么精力去干这些事？所以他顶的压力确实很大。年终的时候，有的课题组可以分得几千块奖金，连研究生都可以拿到1000块钱奖金，这笔钱在当时是很多的。他们来跟我炫耀说，李老师，我们今年有钱了！可是蒋先生组里头，老老小小，上上下下，73元。人家都有钱，他没钱。所以后来研究生选导师的时候，我们介绍情况时最后总是加上一句：不过他这个组是没钱的。

追求真理，就是科学的目的

“我们决不能说：‘这条定律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爱因斯坦说的。’我们只能说：‘爱因斯坦所说的这条定律是正确的，因为它已被某某、某某等科学家的实验所证明’。” 蒋锡夔自己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不管经济压力多大、实验条件多苦，蒋锡夔对每次实验操作的规范、对数据准确性的要求都严格得近乎苛刻。蒋锡夔要求每个学生得出的实验数据都必须得到他人的验证后才能发表，每项实验测试的误差必须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教授赵成学是蒋锡夔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至今他仍记得当年自己做实验时，因为一次不规范的操作而受到了老师严厉的批评。

赵成学：他说你为什么违反操作规程，不加干冰的冷阱就来抽你的样品？用油泵来抽这个样品？我们只有这一个油泵，它的性能是0.01毫米的汞柱的压力。你把它搞坏了后，我们还怎么用？实际上那个油泵也坏不了，那个样品的量是很少的。但是确实按照操作规程，这是不应该的。

正是靠着这种一丝不苟的科研态度和创新独到的科学眼光，蒋锡夔带领着课题组在物理有机化学前沿领域做出了一系列被国际化学界公认的突破性成果。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被认为与导致宇宙间生命形成的某种基本作用力有关，在生命过程中也和人类的疾病、衰老等息息相关。此外，这一成果还有可能为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开辟新的道路。

计国桢：以前我们所的党委书记边伯明有一个说法，他说科学研究需要一个团队，需要各个方面的人。他就拿打兔子做了一个比方，他说要有指兔子的人，要有打兔子的人，还有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要知道什么地方有兔子，打兔子的人要想办法把它打到，然后捡兔子的人想办法把那个兔子拿到手。蒋先生实际上起到的就是指兔子的作用。

其实，在这个历时20年的课题组里，“指兔子”的蒋锡夔似乎更多地是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在浮躁现实的社会风气下，他严谨的科研态度和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人，同时他也用自己20年默默无闻的研究告诉着人们基础科学有多么重要。

记者：基础科学到底重要不重要？

蒋锡夔：问出这个问题的人一定不懂科学，真正懂得基础工作的重要性的话，不会问这个问题。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说基础科学很重要，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个基础科学奖连续四年都空缺着。

蒋锡夔：对，就是这样。我们以前开会往往都讲一个观点，就是说生产是第一位，而研究和科学是为它服务的。这样你永远要拿有没有用来衡量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个科学当作一个主要的目的。追求真理是科学最重要的目标，没有谁是最主要的问题。人为什么和小狗、小猫不一样？小狗、小猫、小黑猩猩，它们没有追求真理的好奇心。但对于人来讲不一样，人生出来就有好奇心。追求真理，它本身就是目的。

记者：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是最能驱使他不断地往前走、克服各种困难的动力。

蒋锡夔：对。所以现在有些年轻人念博士，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找一个好工作。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真正天生好奇心非常强，他就是要追求真理。

记者：您觉得这样的人在您的学生里比例有多少呢？

蒋锡夔：在现在思想的指导下很少很少了。这个要怪就怪我刚刚讲的，没有明确科学本身就是目的这个道理。做基础研究不能讲有没有用，而是要弄清楚为什么马尾巴是这样的，羊尾巴是那样的。但是这些好奇心最后引导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了最有用的东西。现在到医院里，很多人都要去做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刚开始的时候一点应用性都没有，就是一个基础理论研究。很多东西，比如X光，都是经过基础研究后才变成最有用的东西，这种例子不计其数。

“我一生品性宽厚，能先看到别人的优点，这数十年的人际关系也大大支持了我的科研工作。”这是蒋院士在总结半个世纪的科研工作时得出的又一条经验。

20多年间，参加过蒋院士课题组研究工作的共有54人，其中研究员、教授9人，副研究员、副教授8人，这个课题共培养出硕士16名、博士15名、博士后6名。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秘书长、科技部原副部长程津培院士说，蒋锡夔院士领导的课题组之所以能坚持在科技的最前沿上探索，几十年持之以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团队很团结。

每年，从世界各地，蒋先生的弟子们都会寄来贺卡，挂满一面墙。一位学生深情地写道：先生所授治学之道，一生受用；先生所立做人品行，一生铭记。

蒋锡夔：学生对我感情都很好。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就是我从来不在其他人面前批评哪一个学生。我一直说，我要批评谁就在开小组会的时候当面批评，或者在个别谈话的时候指出来。我不在背后说这个学生不好。这都是基于我的道德标准，所以我敢说我的学生没有一个是反对我的，到今天为止他们都是一有机会就来看我。

在采访过程中，蒋老一直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位极富人文色彩的科学家。无论是他的研究事业还是做人的原则，都与生命最本真的状态有关，这也使得他漫长的82年人生历程显得简单而饱满：我有一个梦想，我用自己的一生去坚持和实现了它。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首播、次周日14：30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