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青年》杂志复刊30周年。1978年9月11日正式复刊的《中国青年》第1期，由于公开宣传报道“”，一度被下令停印停发，引起一场颇为轰动的风波。经过编辑部同仁的据理力争，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特别宽容，也得力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刊物说话，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回忆此事，对加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是颇有教益的。

拒 绝 陷 阱

《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一直以“站在新时代最前列”为己任，深受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重视，主席曾在1939年、1948年和1965年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一开始，团中央就被冲击。1966年8月13日晚上，中央小组操纵北京中学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批判团中央，宣布团中央书记处“改组”；3天后的8月16日，《中国青年》便被迫停刊。1969年初，全社“一锅端”，下放到河南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

20世纪70年代中期，党中央决定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恢复出版《中国青年》杂志。除调走的一些老同志外，杂志社的原班人马陆续从团中央五七干校（当时已迁至河南罗山县）抽调回京，成立了《中国青年》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是的原秘书、团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李彦，副组长是《中国青年》原副总编丁盘石，成员还有总编室原主任丁有和、原团中央组织部关志豪和青年社赵喜明等同志。停刊了这么多年，终于盼到复刊，大家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怀着对《中国青年》的深厚感情，积极投入筹备工作。我当时算是编辑部的“小字辈”。然而，谢静宜当时任团“十大”筹备组组长，对宣传治理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毫无兴趣，使得复刊一拖再拖，十分艰难。

1975年8月的一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突然通知，组长谢静宜要紧急召见复刊筹备领导小组。当时，丁盘石和赵喜明已调走，李彦和丁有和又出差在外，家里只有关志豪，他急忙赶到清华大学谢静宜办公室。刚落座，谢静宜就开始发话：“小关，你们马上作好准备，第一期《中国青年》要在10月出刊。刊物的主要内容是重登的《青年运动的方问》。你们要写好一篇社论，从阐述倡导的青年要与工农相结合入手，论‘教育革命走出去难，走回头路很容易’，现在有人就是要走回头路。”

那天天气很闷热，关志豪感到很突然也很紧张，虽然不知道谢静宜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但他明白这是有来头的，是冲着邓小平去的，非同小可，便机敏地回答说：“筹备小组的同志们都不在家，让我回去先传达精神，消化消化，作些准备。”回到社里，关志豪设法通知李彦和丁有和赶快回来商量。大家都感到很突然，但一致认为，小平同志抓治理整顿是对的，教育界的整顿是有成效的，不整顿，还是停课、停产“闹革命”，国家就没希望了。大家商定共同负责：《中国青年》决不能用“批邓”来换取复刊。但是，硬顶不行，若不答应照办，谢静宜决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大家商定一个计策，对谢静宜布置的“硬任务”来个“软磨硬拖”，专门成立一个“社论写作小组”，故意把社论写得达不到她的要求，一次次上送，一次次修改，拖“黄”了事。

眼看到了规定的复刊时间，社论改了好几稿总写不好，谢静宜急了，把李彦和关志豪又叫到她的办公室，发脾气了：“社论你们就不要写了，我这里已经有一篇，是‘梁效’写的，你们照登就是了。”说着，她拿出社论文稿，还有几篇工农兵学员写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稿子，要求配合着一起刊登。

这一下，把《中国青年》逼得无路可退了。关志豪急中生智，说：“谢静宜同志，《中国青年》就要正式复刊了，还是请‘十大’筹备组给作个规定，哪些稿件杂志社可以自定，哪些要送‘十大’筹备组审，哪些应送中央有关部门审，哪些得送中央政治局审；比如社论，是否要送政治局审？”李彦也说：“是呀，过去都有明确规定，这是发稿程序、组织原则问题，我们也好遵循。”

谢静宜一听就火了。她知道这是有意刁难，社论要送政治局审，实际上就是要送邓小平过目，于是气恨恨地说：“你们还有什么？提出来就是了！”那天，双方不欢而散，10月复刊也就搁浅了。

指望《中国青年》不行了，“”急不可待地将“梁效”写的那篇“社论”， 即《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改由《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立即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邓小平、、周荣鑫等许多老领导再次被打倒和批斗。《中国青年》杂志也被列为批判重点，让团“十大”筹备组专门给李彦和关志豪办“学习班”，批斗审查。特别是批斗李彦，无中生有地追查《中国青年》写不出社论、复不了刊，是不是耀邦同志在背后指使，要挖出黑后台。所幸的是批斗了几个月，“”就了。

在清查“”时，关志豪曾抽调去参加专案组，到秦城监狱提审谢静宜。关志豪回忆说：“那天，谢静宜穿着件黑衣服，问她关于《中国青年》1975年10月复刊的事，她承认这是“”的意思，就是要利用《中国青年》复刊发起批邓。”真险啊，当时要掉进这个陷阱，整个杂志就彻底毁了。《中国青年》凭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政治敏感和道德良知，化险为夷，没有玷污这面革命的战斗的光荣旗帜。

激 情 复 刊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决定《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要积极准备，在团代会前后陆续复刊。当时，复刊筹备领导小组的李彦、丁有和已调走，由关志豪和原编委兼思教组组长王江云负责主持，再次启动复刊工作。我们文艺组正式改为文艺部，主要任务是纪实报道当代青年中的英雄模范、先进典型，发表青年创作或反映青年题材的文艺作品。文艺组当时只有4位同志：宋文郁，陈汉涛，陈瑞民和我。主任是宋文郁。我们想法相同，配合默契，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的集体。

《中国青年》即将复刊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老朋友、老作者、老团干、老读者，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和支持。他们在这新时期的关键时刻，关注《中国青年》亮什么旗、迈什么步、以何种面目重新出现。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是要“吃透两头”！这是耀邦同志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形成的传统作风。“吃透两头”，即为吃透下面青年的实际情况和吃透上面的中央精神。

5月间，全社兵分七路，前往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辽宁、吉林、甘肃、陕西、四川、湖北等10余个省市调查研究，先“吃透下头”的真实请况。七路人马回来向全社汇报、汇总分折，突出感到各地各界团员、青年有许多想法、疑惑惊人相同。大家最强烈的愿望和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都非常痛恨、“”，要求彻底否定“”，要求重新正确评价1976年“”，为广大蒙冤青年；一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搞运动和“阶级斗争”，一心一意搞好四化建设。但同时，大家在思想上，又有许多矛盾和疑惑解不开，令青年们十分苦恼。这主要集中在“两个凡是”的禁忌方面，一方面要求彻底否定“”，为“”，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些都是在世时发动和定性的，能否定吗？

而要吃透“上头”的中央精神却很难。从1978年5月起，各大报刊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可是又听说“上面”明确要求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上头”的精神让人很难吃透！

《中国青年》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氛围中开始筹备复刊。当时我们既深感责任重大，又深感压力太过沉重。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青年刊物，必须保持革命青年的特色和风格，敢于直接面对广大群众最关心的敏感问题，反映青年心声、为青年说话、对青年负责！明知所谓“敏感”问题就是雷区禁地，也要敢于闯一闯！也许是十年风雨感同身受，大家思想空前一致，第一期的主题呼之欲出。

主 题 策 划

我们文艺部典型报导的主题，根据广大团员青年最关心最突出的问题，先拟定了两个：一个是宣传报道“”中同“”作斗争的青年英雄人物，决心为“”鼓与呼；一个是宣传报道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反映广大青年为四化建设无私奉献。应该说，这两大主题都很不错，都反映了党心民心和时代潮流。但比较而言，更为紧迫、更能震撼人心的，还是报导“”中的英雄人物。社会各界早有强烈要求，但都被“两个凡是”禁锢压制，全国所有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敢碰，这肯定是个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们青年刊物敢于赴汤蹈火，大声疾呼，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宋文郁激动地拍板：“为‘’已是时代潮流，我们首先要抓住这个时代大潮，我们编辑记者要敢当大潮的弄潮儿！”

编委会上，各部门汇报方案和题目时，我们文艺部的“”英雄典型，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和支持。评论部也抓到一篇重要言论――《破除现代迷信》。这篇文章，原是写给《人民日报》的，《人民日报》没有用，评论部敏感地看中这个题目。关志豪、王江云亲自向作者详细介绍了青年们当前的思想状况，一起分析研究、重新构架、多次修改，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题目改为“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现实性、针对性很强，大家都觉得很不错。

耀邦同志是团中央老领导，当时已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一直关心着《中国青年》的复刊工作。1978年7月5日，编辑部分别给耀邦同志和原团中央书记处老领导胡克实、王伟和邢崇智等同志写信。信中恳切地说：“各地对《中国青年》复刊期望很大，我们感到压力。希望和领导同志近期面谈一次，听取指点。”

耀邦同志尽管很忙，但第二天就回复说，同意面谈一次。7月7日上午，关志豪带着复刊筹备小组同志登门拜访。这次来到耀邦家，看到耀邦同志虽然很疲累，却精神昂扬、热情招呼，大家感到格外亲切。

在汇报第一期的设想和要目时，谈到《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耀邦同志十分赞同。他说：“你们要用通俗的办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来撰写马列主义、思想的最基本的东西。过去总想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论述阶级斗争，现在有的同志文章写出来自己都不懂，或者不联系实际。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什么忠于，忠于思想，那是吹牛皮，忠于个屁！”

谈到典型宣传时，我们汇报了两种方案，耀邦同志表示这两方面的先进青年都应该宣传。他说：“要优先宣传反‘’的青年英雄人物。一年都宣传不完，你们可以开设一个栏目，叫反‘’青年英雄谱，复刊后可以连续报道，开出名单来，报道10个20个都不算多，这才能反映出这一代青年的革命精神风貌。当然，要搞确实。要引导他们继续前进，不要捧杀他们。”他又说：“杂志不要像《人民日报》那样，站在全民的角度来批‘’。要搞那些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典型，批判‘’对青年的毒害和危害。究竟是谁爱护青年，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讲到这里，耀邦同志沉默一会儿，突然问：“那个张铁生现在怎么样了？归根到底还是个受害者。有一个对他们怎么做思想工作的问题。能不能把这些害群之马中的大多数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

整整一个上午，耀邦同志既有批评又有鼓励，特别是出主意开辟“反‘’青年英雄谱”专栏，要从抓具体事例、具体典型入手，给我们很大鼓舞和启示。

为了集中较大篇幅突出报道“”中的英雄人物，宋文郁还提出发一组《天安门革命诗抄》相配合，造成较大的宣传声势，为“”大造舆论。由此，我们很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宣传方案。

寻 访 英 雄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全国范围内的红卫兵组织，决定10月中旬召开共青团“十大”。团中央“十大”筹委会决定，《中国青年》杂志定于1978年9月11日正式出刊，迎接共青团“十大”。这样，我们文艺部从确定报道线索到采访写作和编选《天安门革命诗抄》等多项工作，必须都在短短20来天的时间里完成，任务很重、时间很紧，我们4人只有“多管齐下”，我负责跑人物线索、采访典型；陈端民负责跑“二外”找“童怀周”，编选《天安门革命诗抄》；宋文郁抓总，陈汉涛协助，重点放在典型报道上。正值暑热天气，大家全力以赴，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复刊第一炮必须打响！

“”中反“”的英雄人物众多，选好采访报道对象至关重要。北京市公安局作为当时执行关押的机关，肯定掌握全部情况和线索，可公安局的同志明确表示，被捕的人在粉碎“”后都先后释放了，由于中央对“”明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至今并未改变，因此，我们不能向贵刊提供任何情况和线索，希望能予以谅解。我们走访了几个单位，都以同样的理由婉言拒绝了。

到哪儿去寻找英雄线索呢？经陈汉涛辗转努力，《人民日报》群工部王永安向我们推荐了几个人物的线索，我们先选定共青团员韩志雄作为第一期的采访对象。韩志雄是北京市第二房修公司机械队青年工人。在房修二公司党委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韩志雄和他的父母，以及他狱中的同牢难友王雷等。

我们一边采访，一边开始构思这篇纪实报道怎么写。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党中央没有改变定性。我们要宣传报道“”真相，呼吁彻底，必然会触犯“两个凡是”的“天条”禁令，即使我们不怕冒风险，但问题是怎样通过重重审查关，得以顺利发表出来，发表后又经得起各方面的检查和挑剔呢？于是，我们绞尽脑汁，周密策划，分段执笔，巧妙“包装”。

通篇报道，我们既要写“”，又不能出现“”的字样。大标题是《革命何须怕断头》，用的是革命先烈的诗句，副标题是“记同‘’英勇斗争的青年工人韩志雄”，都没有“天安门”三个字，但题头画是勇士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张贴反“”诗词，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什么地方，却抓不住什么把柄。这样绞尽脑汁，反复推敲，大家都觉得无懈可击，这才送社领导阅后排小样。

按照我们的整体设计，还要编辑一组《天安门革命诗抄》。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天安门革命诗抄》，也是被“”定性为“反动诗词”，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天安门广场抄录和收集，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粉碎“”不久，他们就用共同笔名“童怀周”，即“共同怀念”之意编辑，自费印刷成书，颇受广大群众欢迎。宋文郁、陈汉涛和陈端民三次走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同“童怀周”的代表李先辉、汪文风、白晓朗等同志商谈。“童怀周”的代表首先提出：“你们敢不敢发表这些诗词？你们敢发，我们就编！”宋文郁坚决地回答：“当然敢发，才来找你们。”为了顺利通过审查，我们也进行了巧妙“包装”，我们没有采用《天安门革命诗抄》的题目，而是改用《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但在大标题左侧占三分之二字段置的题图，画的是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群与花圈的海洋；右侧署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并突出“童怀周”的名字，“童怀周”表示理解。

为了慎重起见，编辑部将“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和我们长篇通讯的小样，再次送给耀邦同志审阅，请他把关提意见。耀邦同志的秘书很快回电话说，第一篇关于破除现代迷信的文章，耀邦同志看过了，认为观点是站得住的。第二篇报道韩志雄的长篇通讯，耀邦同志说不看了，特意叮嘱说“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把所写的事实重新核对准确”。我们又核对了一遍，确信准确无误后，这才最后定稿。

编辑部遵照送审程序的规定，将全部清样送给团中央“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和各位副主任审阅。他们都未提出异议，我们这才最后签字付印。

突 然 停 发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它继承了传统风格，又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青年面前。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是《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宣传画，封二是《敬爱的来到我们编辑部》的两幅照片。打开扉页，是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手迹，接着是副主席和聂荣臻副委员长为《中国青年》这次复刊题词。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己全部印完。按以往惯例，我们先将复刊样本赠送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送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各位成员。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购买和传阅。

正当全社沉浸在成功的欢愉中，情况突变！9月10日下午4时50分，主管工青妇群团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打电话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出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有问题。韩英立即打电话将杂志社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叫去，心神不安地说，刚才接到汪副主席的电话，批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有严重问题。主要是四条：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韩英传达的这四条，含有党中央副主席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事态自然非常严重。关志豪和王江云问，汪副主席说韩志雄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韩英说汪副主席没有说。他当即代表筹委会宣布：“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他要编辑部立即通知北京和外地各印点停印停发，已经发到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收回，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30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现在这四条即使再严重，也不至于必须停印停发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竟如此决定，我们不能苟同！各编辑部门重新认真地审查了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和整个策划、组稿、采访、编辑等全过程，一致认为，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是合乎实际、合乎民心、合乎时代潮流和青年心声的，我们没有错！在组织上我们可以服从，暂时停发。但同时，按照规定，允许党员越级申诉，于是我们连夜给主席和、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五位副主席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恳请恢复正常发行。主要内容是：

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早在7月22日，我们编辑部分别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其后多次催请无结果，眼看出版日期己到，华主席又出访阿尔巴尼亚，无法再等。我们如期收到叶帅和聂帅题词，按时付印了。

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在单位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志雄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他学习。

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是悼念、反对“”的。

第四，关于纪念逝世两周年，在我们付印时，新华社尚未公开发表三首诗词。我们是用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日11日上午，编辑部将上述报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给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时抄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汪东兴对这期刊物处理的四点意见：由汪东兴副主席去请华主席题词；增加新发表的诗词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关志豪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再申述，华主席题词和诗词我们都可以赶印加页；但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文章非常困难，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编辑部的意见被拒绝了。

无可奈何，编辑部再次申诉说明。1978年9月14日上午一上班，编辑部将信又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时呈送团“十大”筹委会。

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与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较多联系，于是用各种方式向叶帅、邓颖超大姐、陈云、王震等同志申诉，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发行。为了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我们没有为这事找耀邦同志申诉。

《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被下令停印停发，成为“特大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引起首都广大读者和社会舆论一片哗然。首都新闻界、出版界、文化界许多老朋友、老作者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对停印停发表示愤慨，对我们表示深切慰问和坚决支持；许多朋友还亲自跑到编辑部来表示支持和慰问。

圆 满 结 局

9月14日当天下午5点，团中央“十大”筹委会通知我们，汪东兴副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晚上8点，大家准时到新疆厅等候。

晚上8时15分，汪东兴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厅，大厅里依次坐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和各位副主任；《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等杂志社的同志，依次坐在对面；旁边是两位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专作记录。整个大厅内的空气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压力不能说不大。

汪东兴首先批评杂志社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经过他审查，《中国青年》就正式出版了，他很严肃地说：“我声明，我没审查。你没送中央，我不负这个责任！” 他语气很硬，大厅内气氛顿时严肃紧张起来。关志豪和王江云立即作了解释和说明：按照送审程序和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清样出来，我们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审阅后才签字付印发行的。如果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认为有问题或无把握，应由他们向您请示。

汪东兴接着批评说：“第一期应该有诗词和像，还应该有华主席的照片和题词，你们都没有！”关志豪和王江云又解释说明：我们刊物付印时，诗词三首还没有发表。我们采用1948年亲笔题词的手迹更亲切。早在7月22日，编辑部就分别给华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写信，恳请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求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后来催请多次，通知我们说华主席出访，来不及了……

汪东兴转而指着刊物说：“你们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之嫌嘛。”关志豪和王江云沉着解释，这篇文章不是影射的，恰恰是宣传“破除迷信”的一贯思想，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的话“不要迷信”。

汪东兴继续翻着刊物，提出了对报导韩志雄的文章和《青年革命诗抄》的批评意见。 关志豪、王江云都表示“承担责任”。宋文郁也站出来表示承担责任，并陈述自己的看法：“这两组文章都是反对‘’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我们才能发这样的文章。《青年革命诗抄》内容都是反对‘’的；韩志雄是英勇反对‘’的先进青年。反对‘’这有什么错？！这两组文章从标题到内文，没有出现‘’具体描述，也没有写‘’的字样，题头画并没有描绘‘’工人民兵与群众冲突的场面。青年们悼念、反对‘’，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献花没有什么不对。”宋文郁一口气，把我们早准备好的话统统倒了出来。

这段解释是严重顶撞，汪东兴着实非常生气，他说：“你们写的是‘’，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的性质是定了的。”

汪东兴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批评归批评，越到后来口气越和缓，从“居高临下”变成为“彼此商量”，说：“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识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

大家听得出汪东兴的话有些松动和宽容，不管口气多严厉，只要允许刊物出版发行，就谢天谢地了。于是，关志豪立即代表大家表态：“我们感谢华主席、汪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就按照您说的第二条意见办，把华主席题词和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

汪东兴无奈地说：“就这样吧，这期刊物要有像和诗词，我催请华主席为你们复刊题词。具体落实，由团中央同志去安排后报告我。”最后，他宣布：“今天开会的内容就到这间屋子为止，不准外传。”说着，他起身散会。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时针正指在0时50分，回到杂志社已是15日凌晨1点半。

最后解决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即它意味着本期《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报道“”真相和评价，以及刊登《天安门革命诗抄》和编者按语，都已得到以为首的党中央的完全认同和批准发行，等于是在“两个凡是”和“”两大“”的堤坝上，掘开了个大口子，历史潮流从这个大口子汹涌澎湃而出，再也阻挡不住。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期刊物270万份在全国各地迅速争购一空，又加印了30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发扬敢于讲真话讲真理的战斗风格》的消息，专门报道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盛况。

这场复刊风波之所以得以圆满解决，主要是得力于我们两次给党中央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写信申诉，得到主席和汪东兴等副主席的特别宽容；同时也得力于叶帅、陈云、邓大姐、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申诉格外同情，为“”说话，为我们刊物说话，传出话说：“青年娃娃们办个刊物，又没有错，管那么多干什么？！发都发了，怕什么嘛！”这些，不仅促成复刊风波圆满解决，产生出特别效应；也直接促成北京市委在1978年11月中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完全是革命行动；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为“”彻底；还亲自为《天安门革命诗抄》正式出版题写了书名。

《中国青年》复刊风波，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双方所处的地位和视角不同又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也应该允许有个认识过程，不必计较谁胜谁负。最重要的是在历史转折、时代更迭的关键时刻，能够坦然地正视历史潮流和自己，开闸放水，让历史潮流顺势而下，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福份，同样是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