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与溥仪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生坎坷。他3岁登基,在位3年后退位,按袁世凯对清室的《优待条例》,溥仪退位后皇帝的尊号不变,仍住紫禁城。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又推出溥仪做皇帝,但仅11天就宣布退位了。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将溥仪驱除出宫,他只好去天津居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秘密把溥仪弄到东北,让他当了洲国的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被苏军抓获押往苏联,1950年9月移交中国,1959年被特赦。特赦后的溥仪回到北京,先住在他的五妹家中,然后去当地派出所申报了户口,从此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

一、红卫兵要来溥仪家破“四旧”

1959年12月,溥仪特赦后,在的亲自过问下,被安置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北京植物园工作,次年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科研室工作。1962年,溥仪娶了37岁的护士李淑贤,组成了温暖的家庭。

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年,便开始了。

“”一闹起来,溥仪就赶快辞掉了家里的保姆,每天在家里背诵《语录》。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到医院里看病方便。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是先问病情,而是先让病人背诵一段《语录》。当时,溥仪已经被确诊为肾癌,因此,他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整本《语录》全部背诵下来,从头到尾,一字不差。

1966年8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进了溥仪的家门,在院里叫嚷着要破“四旧”。领头的红卫兵对着溥仪夫妇喊:“你们房顶上有一对小狮子,这是四旧!”因为是公房,溥仪就给房管局打电话,要求来人处理此事。当时房管局说太忙,没来人。第二天,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这次从院里到屋里转了几圈儿,反复查找“四旧”,吓得溥仪跑到距家几十米远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绥境派出所要求保护。当时的所长方桂生、指导员王泽臣被“造反”,靠边站了,支掌所内工作的是副所长史育才。

溥仪找到史育才时,他正被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搞得焦头烂额。那些日子里,各级政府都瘫痪了,但派出所的民警们还坚守岗位,史育才和民警们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当年红卫兵的权利大得惊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这是因为公安部领导传达了三条命令:支持红卫兵;保护红卫兵;红卫兵在社会上做的事情由红卫兵自行处理,民警不得干预。

史育才赶快把溥仪领到僻静的后院里,后院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抱歉地说:“您看见了,屋里都是红卫兵,正在闹事,先委屈您,坐这儿,这儿很安全,也安静。”

溥仪就老老实实坐在葡萄架下等着史育才。

原来是一群红卫兵要抄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劝说,辩论了半天。红卫兵说程砚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说他早年曾掩护过共产党,他自己也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了。红卫兵说他过去演的戏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戏装,史育才说戏装归文化部管,谁也没权利拿走。劝走红卫兵,史育才又让人写了一个“告示”贴在程砚秋家门口,声明41中的红卫兵已经对程砚秋抄过家了,别的红卫兵不能再抄了。

二、史育才想“招”

忙乱到中午,史育才猛然想到溥仪还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赶快让民警杨清兆弄了些饭给他送去。随后,史育才就琢磨怎么保护溥仪。他先向市公安局、公安部打电话,可是没人表态,无奈,他斗胆把电话打到了的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同志说:“我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电话的同志说:“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史育才说:“凭你这句话,再加上我的记忆,我们就能保护溥仪了。”

对方说:“好,好。”

史育才长出了一口气,放下电话来到后院,对溥仪说:“您踏踏实实回家,我让红卫兵保护您。”

“红卫兵怎么能保护我?”溥仪不解地问。

“您别问了,这儿的红卫兵听我的。”史育才边说边把派出所对外、对内的两部电话机的号码都告诉了溥仪:“一个打不通就打另一个,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其实,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没有溥仪的名字。

前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回国不久,“”就铺天盖地而来。郭德洁于1966年3月因乳腺癌去世,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诬陷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战略特务”。忧心如焚,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里面包括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李宗仁、程潜等。

三、“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

溥仪回去的第二天晚上,就慌张地给史育才打电话:“我家里来了一些红卫兵客人……”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了过去。

史育才带去的红卫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帮助应付混乱局面的,因为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红卫兵总部西城纠察队的陈闯、王建国,还有一个姓于的三名“西纠”队员留在所内,组成红卫兵纠察队,同时告诉他们:说了,要保护溥仪和许多名人。于是这些红卫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来,日夜轮流在溥仪住所周围巡逻。

史育才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一看,几十名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已将溥仪的院子围住。一个红卫兵对溥仪声色俱厉地说:“告诉你溥仪,你至今还那么讲究,那么享受,还吃大米白面啊!你们屋里的沙发必须拿走,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溥仪说:“这是国家安排的,用来接待外宾,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红卫兵根本不听,大声嚷道:“现在没有外宾,就得搬走!”

史育才带着两名红卫兵纠察队员进了溥仪家的院子,问:“你们来溥仪家为何不与我们当地派出所联系?”

“我们是来清算溥仪的反动罪行的。”红卫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过去的,现在他已经改造好了。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把皇帝改造好了。这就是他改造好的证据!”史育才说。

红卫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们还是不甘心:“他现在还有客厅、卧室、浴室,住这么多的房子,吃着大米白面,就是资产阶级!”

“溥仪已由当地红卫兵接管,对他过去的罪行你们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带走批斗!”

红卫兵们对溥仪一阵声讨后就撤走了。

溥仪把史所长他们送出家门,感激的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史所长!”

第二天,溥仪马上给政协机关打电话,让他们把沙发拉走了。

四、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看“皇帝”

虽然找溥仪“算账”的红卫兵不轻易来了,但保护溥仪的任务仍然很重,许多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总是出于好奇来看“皇帝”。

一天,哈尔滨一中的一些红卫兵来京“串联”,住在南操场小学里。在理发馆理发时,听理发员说末代皇帝溥仪住在这儿,于是闻风而来。

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溥仪心惊肉跳,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闯进来一群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溥仪的客厅。

溥仪小心地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红卫兵说:“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看看溥仪!”

他们东看西看地闹腾了一会儿,溥仪一看不好,怕出意外,马上给史育才打电话。

史育才马上派民警李志义和陈银生带着红卫兵纠察队赶去,对红卫兵说:“溥仪先生属于保护对象,如果不通过派出所,不能随便来访。”

这以后,又发生了许多类似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时赶来解围。溥仪感激万分。在抄家风正烈的时候,他能安然睡在家里,不仅免受抄家之祸,更没受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侮辱,靠的就是派出所民警的保护。而除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亲几乎无一人幸免劫难,不仅全部被抄家,还受到心灵和肉体的折磨:有的被毒打致伤,有的被关进劳改队,有的被“扫地出门”失踪,有的经不住折腾自杀。

后来,溥仪又被列入禁止购买大米白面、只准吃粗粮的剥削阶级之列,又是史育才出面,使他家的细粮没有被停止供应。

五、溥仪家中的对联

一次,史育才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陈局长看望这一地区的重点对象,又来到溥仪家。

三人坐定后,溥仪说:“最近红卫兵到我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家里只有像,没有林副统帅的像?二是为什么没有革命对联?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这才看见溥仪家的客厅里挂着的画像和一副对联。一看对联他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产党

幸福不忘

史育才心想,贫苦人出身的用“翻身”一词恰当,皇上怎么也用这词啊?他和陈局长小声说了对联的可笑之处。

过了一些日子,溥仪特意请史育才来家里再“验”一下对联。史育才觉得挺对不起溥仪的,本来就被吓得度日如年了,自己还议论他的对联。

进了溥仪的客厅,史育才发现,对联换了:

时时事事听的话,

字字句句照思想办事

“史所长,您看,这样合适不合适?”溥仪在旁边小心地问史育才。

这回史育才马上回答:“合适!合适!您觉得合适就合适!”

这也许是溥仪一生留下的最后一幅墨迹了。

六、“福贵人”李玉琴要溥仪出具她受压迫的证明

1966年11月,史育才又接到溥仪打来的电话,说“福贵人”李玉琴要从长春来找他出示证明她在伪宫内被压迫身份的书面材料,请史育才来给自己出主意。

李玉琴与溥仪离了婚,嫁人后过上了正常人家的生活。“”降临后,她的“福贵人”历史自然瞒不过红卫兵,不仅她自己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和受批判,丈夫和孩子也因为她受牵连,大字报贴到她家楼下的大门上,家也被抄了。无奈之下想起了让溥仪给她开“证明”。

史育才对惶恐的溥仪说:“别怕,她来找你要通过当地派出所,到时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我会派人来的。”

1967年3月,局势更加混乱了,溥仪的病也更加严重了,因医院取消了对他的特殊待遇,他住在了普通病房。此时,李玉琴带人找到溥仪,索要她是宫廷的受害者、被压迫者,而不应该成为“”批判对象的证明,同去的人还嚷嚷着要把溥仪揪回东北区斗争,溥仪只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证明”。当时的溥仪已经因为肾功能问题引起尿毒症,生活上无法自理,洗脸都费劲了。

七、溥仪临终前想见史育才一面

9月,溥仪的病到了晚期,幸有妻子李淑贤始终在其身边照顾。溥仪告别人世前,两次让妻子李淑贤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请他到医院来,想见见他。而此时的史育才正在偏远的北京郊区“办学习班”,身不由己,所以最终未能了却溥仪的心愿。1985年,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拍摄的电影《火龙》里,以史育才为原型的人物“史所长”满足了溥仪的临终请求,到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史育才看到这部电影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与世长辞,终年61岁。

在的关照下,溥仪家族举行了小型的悼念仪式,然后将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样火化。

关于溥仪骨灰安置何处,指示可由家属自由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虑应与溥仪的最后身份相符,最后选择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并与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样,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的形式。

1995年1月25日,经过考虑,李淑贤决定将丈夫的骨灰由八宝山人民公墓迁到清西陵溥仪的“万年吉地”故址旁的“华龙皇家陵园”内。华龙皇家陵园紧邻清廷皇陵区,溥仪墓与光绪的崇陵紧紧相连。

溥仪去世后,“”仍在进行,形势混乱。史育才受到冲击下放劳动,与李淑贤中断了联系。

八、帮助溥仪遗孀李淑贤

1979年,史育才恢复工作后,调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做后勤工作,此时李淑贤也早已搬了家。20世纪80年代末,史育才与自已在北京朝阳区政协工作的一位亲戚聊天时得知了李淑贤的下落。原来李淑贤的家由西城区搬到了朝阳区团结湖居民区,她本人也当选为朝阳区政协委员。史育才很高兴,但转念一想,李淑贤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也许并不需要自已的帮助了,于是请亲戚把自已的联系方式转告给李淑贤。

几天后,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贤的电话。史育才当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疗养院院长,可李淑贤依旧称他“史所长”:

“史所长,您可是好人!这些年您还好吧?我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要不我就看您去了……”

史育才重新又与李淑贤续上了联系,与妻子时常去看望她。她无后,也无亲密朋友,显得很孤独。当时,李淑贤正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属之事打官司。这讼案件是我国发生较早、影响最大的著作权纠纷案件,被称为“天字第一号”。从到终审判决历时近10年,惊动了地方法院到最高审判机关等三级法院,并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两届首法官的关注。李淑贤为此耗费了极大的精力,与溥仪家族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看上去很疲惫虚弱。

1994年,李淑贤搬到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居住。因为住在5层,已70多岁的李淑贤几乎不下楼,请了一个帮工,每周去她家三次,帮她买菜、收拾屋子。

李淑贤搬家后,马上把新地址告诉了史育才。有一次,史育才去看她,发现她家的居室西晒,就问她为什么不安装遮阳伞?她苦笑着说:“我一孤老婆子,找谁安装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带人给李淑贤的3个西面的窗户都安装上了遮阳伞。李淑贤非常感激。

自从与李淑贤联系上后,史育才每年都收到李淑贤寄给他的贺年卡,感谢他近30年来对溥仪和她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