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人类学田野工作记录方式的视觉化倾向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研究者身处“田野”，去认知、体验和研究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及其形成的独特的“他者文化”。追根溯源，田野工作“这个术语出自田野博物学家的话语，最早由动物学家哈登介绍到人类学中”。自1898年哈登带着电影摄影机开始远征托累斯海峡，人类学家便开始运用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了。由此可知，田野考察方法与当时出现不久的摄影摄像器材等影像记录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图像、影像的记录方式贯穿田野工作始终，并由此衍生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视觉(影视)人类学。本文将不论及分支学科及其相关问题，仅就图像记录方法的广泛应用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及其相关问题做一些思考。

一、图像记录与人类学研究

从田野工作被应用于人类学研究开始，图像记录方法就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图像记录丰富了人类学的研究手段。早先哈登将电影摄影机看成是“人类学必不可少的工具”，图像记录就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通过对“田野”中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生活、人物活动等的拍摄，从而视觉化地记录“他者文化”，并以图像符号来呈现田野工作的成果。图像符号真实记录了研究者的观察角度、观察环境、被观察主体，等等。在具体的田野工作结束后，由拍摄得到的图像资源也是帮助人类学者展开理论探索及深入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

2．图像资源成为人类学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01年4月4日，因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而著名的学者斯宾塞拍摄了珍贵的土著居民袋鼠舞和祭雨仪式的素材片，这些素材片成为其人类学研究中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那时开始，图像资源就已经成为了人类学研究成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学许多传统研究课题中，图像记录是最重要的记录方式与研究手段，在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与成果中，图像资源往往是最重要的支撑证据和组成部分。

3．图像资源参与多元文化交流。图像与文本相比，其具像性可以跨越语言、文字间的障碍，更容易达到有效传播与交流的目的；而图像与视频(活动影像)相比较，以其单帧、静止的表现方式，记录与凝固瞬间，带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现代社会中，田野工作得到的图像往往成为民族教育课程开发、印刷出版、摄影作品展览、PPT展示、民族研究专题数据库、民族文化数字博物馆等重要的资料来源，有利于促进人类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在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田野工作对图像记录的要求

西南大学学者张诗亚先生指出，人类学田野工作对于图像记录工作有着文化、技术、艺术三方面的要求。下面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文化积淀。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及其价值，认识和学习“他者文化”是对田野工作者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要求。身处同一个环境，有人记录的可能是青山绿水的优美风景，而有人可能记录下路边一处破旧的、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一个神龛，试图记录此处延续了几千年的祖先崇拜的印迹。这就是两种记录在文化认知上的差异。只有了解“他者文化”，拍摄者才能知晓要拍摄什么、要表现什么、想通过图像记录什么的文化意义；否则只会是猎奇式的游客水平，对于人类学研究是毫无益处的。

――技术要求。现代数码记录方式可以达到“智能化”，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硬性的技术要求。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拍摄图像、记录文化，了解并学习一些色彩、构图原理及摄影技术也是必要的。如果光线、构图等技术应用等不够理想，也可以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如Photoshop、CorelDraw等)进行后期“补救”。但是，对于田野工作中记录的图像(应用于非学术性的宣传、展览目的的除外)，我们是绝对不提倡，甚至是坚决反对使用任何后期编辑软件来做图像处理的。

――艺术追求。这属于更高一级的要求，只有积累了许多图像拍摄经验的人才可能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图像除了要真实记录发生的人物、事物、场景之外，也要带给观看者美的享受。主体突出、构画合理、色彩对比强烈的图像才能更好地表达观察者的记录意图，更好地表现“他者文化”符号的“能指”，更深刻地反映其文化内涵。

上述三个要求很难做到兼顾，而如果必须在三者中取舍时，作为一名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文化方面的追求是第一位的。当偶遇某个村寨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如何选择景别、用光、构画等，不是如何把图片拍得更好看，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按下快门来记录当时的事件、人物和场景。

三、黔东南苗族服饰考察中的图像记录

2008年5月，笔者赴黔东南凯里、黄平、施秉、剑河做苗族服饰考察。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往往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典型标志。

黔东南苗族服饰不下200种，是我国苗族服饰种类最多、保存最好的区域，被称为“苗族服饰博物馆”。从制作工艺手法来看，黔东南苗族服饰保持着中国民间的织、绣、挑、染的传统工艺技法，使这些服饰图案花团锦簇，流光溢彩，显示出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从内容上看，苗族服饰图案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有表意和识别族类、支系及语言的重要作用。从用色上看，色彩是苗族服饰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善于选用多种强烈的对比色彩，追求颜色的浓郁和厚重的艳丽感，一般均为红、黑、白、黄、蓝五种。从构图上看，它并不强调突出主题，而是注重适应服装的整体感要求。上述黔东南苗族服饰的特点表明：色彩、图案、纹理等视觉特征是苗族服饰中最重要的特征。而图像最重要的优势正在于色彩和构画等视觉特征的表现上，所以对于服饰，图像是一种很好的记录与表达方式。一张清晰、色彩艳丽的图像胜过大段文字的描述。图像记录与“描述”苗族服饰有着文本等媒介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笔者在考察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及注意事项等，主要内容如下：(1)田野工作前对考察对象的了解。查阅相关的文字资料，否则不知道要拍摄什么，或者所拍摄的没有多少价值，劳而无获。基于苗族服饰的多样性，特别是女装的丰富性，考察前了解苗族服饰的不同分类是很重要的。例如苗族女装有盛装与简装之分、女便装上衣有右衽上装和无领胸前交叉式上装之分等，此外，黔东南不同地区苗族妇女服饰上的许多细节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如围腰，裹腿、护腕等，也是要特别注意的。(2)熟悉记录设备。熟悉自己的拍摄设备，在记录中就能做到得心应手。在偶遇考察目标时，能迅速完成设备调节、操作，为记录赢得宝贵的时间。此外，保证电池电量的充足也是至关重要的。(3)田野工作中的服饰不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而是乡间小路行走中的、田间劳作中的人们的衣着装饰。因此，很大程度上服饰的记录也是人物的拍摄。田野工作中大多数人物都不可能是“摆拍”，并且田野工作中的记录也不提倡“摆拍”，“摆拍”是做作虚假的，我们要求尽可能地记录真实生活场景中的鲜活人物，记录与“描述”他们的衣着装饰。但服饰的拍摄又不完全等同于人物的拍摄。举例来说，头饰、耳饰是黔东南苗族服饰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若要拍摄黄平、施秉两县苗族妇女的头

饰、耳饰，选择特写镜头比全景等景别的镜头更为适当，并且拍摄角度也不适宜选择被拍摄者的正面，可以选择从侧面甚至后面来进行拍摄，因为若采用正面的拍摄，丰富生动的人物面部及其表情会冲淡或“误导”拍摄主体，从而达不到很好的记录效果；在图像记录中，正面的拍摄也较易打扰到被摄者，不能记录真实状态，侧面或后面的拍摄可以有效地保证其真实、自然的状态。同样的，服装的拍摄也可以选择侧面或后面取景，可以选择全景或中景镜头。当然，在具体的场景中，还要依赖于记录者的记录意图、画面所具备的文化内涵及记录者的摄影技能等。(4)图像记录并不排斥书面记录。虽然图像记录有着书面记录无法比拟的优点，但笔纸一直是人类学学者最重要的记录方式。记录的文字是考察者经眼睛观察，又通过大脑思考，再用笔记录在纸上的考察信息，这些信息已不是单纯地停留于表象的记录上，而是溶入了观察者的理性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这种信息往往会比一张图像更有价值。此外，传统的胶片比纸张更易受温度、湿度等的影响；而现代的数码记录方式也存在着硬件损坏、软件系统崩溃、病毒威胁等的考验。因此，纸笔记录方式依然是重要的田野工作记录方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考察所得的图像要及时做好整理与备份工作，以避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实际的田野工作中，依据现实条件及观察者的工作习惯，合理选择记录方式，也可以综合使用多种记录方式。

进入21世纪，人们惊呼“读图时代”的到来，现代文化形态表现出视觉化的后现代特征。因此，提及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图像记录绝不是老调重弹，而是“合时宜”的，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通过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图像记录，可以鲜活、丰富地采集并再现民族文化，可以充分运用图像强大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多元化表征民族文化符号，从而增强人们的文化理解与沟通能力。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借助网络平台的传播态势已初见端倪，人类学田野工作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图像可以成为重要的网络数据，成为基于网络的民族教育、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之一；而民族文化参与网络传播，借助自由开放的网络平台，有利于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沟通，以及和谐健康的多元文化网络的构筑与发展。

(徐红梅，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