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在乡村找到精神的核

学者梁鸿的履历很像一部乡村青年奋斗史：她考上了师范，在当时那是好学生的标志，后来被分在一所农村小学教了两年书，外人看来她终于吃上了“商品粮”，此后最好的出路就是在城里找个“婆家”、结婚生子。有人开始给她提亲，但她总是不太快乐，后来她考上了大专，而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下去，由“梁庄”这个她虚拟的地名，其实是她在河南的故乡，到南阳、郑州直到首都北京，最终成为一个高校教师。她的经历看起来颇具励志色彩，但她说，自己一直是挺“傻”的，没有精打细算，也没有步步为营。

譬如，在2008年、2009年夏天，她选择回到老家河南，而非留在北京写可以用来评职称的论文。作为一个学者，那段时间她感受到学术的无用，她试图用回家这个最传统的方式，找到一个人可堪凭借的精神内核。她拿着一支只能录三个小时的录音笔，跟村里的老人们聊这些年村庄的变化。这里很多老房子都接近倒塌，她家老屋的前面起码已经倒塌了十五所，有的只剩灶台；同时村子里新起了很多房子，但几乎每把锁上都生着锈。打工潮改变了这个村落，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丢弃了老屋，用挣来的钱建起新居，努力装修得富丽堂皇，但一年中他们在这里还住不到一个月，大部分时间他们住在打工城市的城中村里，连最爱洁净的青年也不愿意收拾出租屋，那只是个睡觉的地方，不是家。

她把在家乡的见闻、感触写成了《中国在梁庄》，书出版后引起了一些反响，之后她决定花更多的时间、走访更多城市，见见那些离开梁庄、在不同城市打工的乡亲。在西安，她的老乡们以骑三轮车为生，他们必须小心提防“黑狗子”抢车，而当厄运降临，他们也只能花价值车辆四分之一的价钱请“托儿”来赎出车；为了尊严他们常打群架，冷漠地说着伤势，在村庄，他们本是善良、内向的人。在南阳，她看到一位历经波折、成为一名算命先生的老乡，他的“学说”混杂了易经、风水、常识、道德甚至思想，生活清贫，但他脸上有一种淡然、超脱的光芒；在青岛，她混进了电镀厂，感受到空气里浓郁的金属气息，她从小的朋友小柱，因为在此打工而咳血身亡。她还去了厦门、呼和浩特等地，找到了51个梁庄打工者的故事，它们最终成为她的第二本书，《出梁庄记》。

当许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想要去除掉自己的乡村背景时，在北京已经买房、结婚生子的梁鸿，却在试图重新与乡村建立连接。她说自己的性格似乎还停留在20岁出头那几年，尤其是那段在乡下小学教书的日子，那段时光在后来成为她精神的源泉。她这样描述铭刻脑中的一个场景：雨后，她打着赤脚站在田地里，天空那壮丽、迅疾的色彩就在眼前，灰色的大地，清晰、辽阔、寂寞、安静，她和天空长时间相互对望，灵魂相连。

为什么要写“梁庄”

让自己得到自由

为什么写“梁庄”，它也不是学术论文，不能为评职称带来什么，但是我觉得要回去，就走了。但因为随心而做，最终也得到了回报。说到底，我的根依然还是在农村，那里能够给我给养。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愿意想特别现实的东西，不太愿意被束缚起来，尽可能保持一种自由状态。我的经验是，即使不被实际的东西束缚，最终你也不会失去什么。

塑造真实的乡村

在中国语境，乡村是落后的象征，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词语，而是一个落后的带有扭曲的形象。一个农村男孩可能找不到老婆，因为城市姑娘一听说他来自乡村想到的就是影视剧里表现的，婆婆要来住、各种亲戚要钱。大众传播使身在乡村的年轻人只想把它与自身隔离开来，努力显得现代、时尚，这是很拧巴的问题。

为了打工的大多数

的确有一些人通过打工找到了上升空间，但做文员的就那么几个，那些一生都在流水线工作的人难道活该被压抑吗？一个农民进城只能骑三轮车，那他活该被撵吗？我关注的是，没有上升空间的青年、农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空间？生活有很多层面，看起来每个人还是照样吃、喝、笑，但是内部精神的荒凉黑洞可能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