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有点小聪明,追求大聪明

“我希望律师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支柱，而不是花瓶。律师，应当是伸张正义、捍卫公民权利的律师，应该是有一些光荣与梦想的。”

下午的阳光从南边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张思之银灰色的毛衣和银白色的头发上，又折射出点点的亮光。

他说刚刚小憩了一下，但疲倦似乎还没有消退。随着采访的进行，他越来越清醒，也越来越活泼，还时不时像小孩一样抛出一个需要肯定的问题。

资讯发达的今天，“新中国最早的律师”，“、反革命集团辩护组组长”，这些身份，让他想不出名都难。

很多人说他是“中国第一律师”，“中国律师的脊梁”。几个月前，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在他八十华诞生日会上送他的对联横批是“律师之师”。他还曾以《辩词与梦想》一书，获得了2003年当代汉语贡献奖。

荣耀与声名不断涌来，他对此一直很警醒，“自我要求不能放松，最怕的声音就是‘你是个80岁的老翁了，你已经尽力了，’在这个前提下，尽力就会打折扣。”

他和许多经历过风云变幻年代的人一样，在抚摸历史留下的伤口的同时，又有浓厚的今昔之慨。

不同的是，他依然以年轻和开放的心态，积极地活在当下，他还在为那些被冤屈的人奔走呼告，也为那些人惋惜哭泣，他还在为年轻时候的梦想奋斗，包括喊他不喜欢不习惯的口号。

他说，“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知识分子。”

“残渣律师”

1956年，30岁的张思之，已经当过远征军人、法学院学生、地下党、干部、法官，还经过了“反胡风运动”和“历史反革命审查”两番洗礼。“韧性得到了锻炼，但是在法院系统也呆不下去了。’他回忆说。

这一年，他进入北京市律协筹备委员会，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律师，无意中也就见证了新中国律师历史。

《望东方周刊》你的法学教育是在朝阳法学院和人大法学院完成的。两种不同的法学体系，哪个对你的职业生涯影响更大？

张思之，严格来说，法学教育对我的影响不是很深，那时根本也没怎么学，都忙着瞎起哄了。

不过我的辩词写作，得益于留下的那批法官，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办案，我们坐在法庭上监护，我当时沾了个光，认为是给了我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现在我写的东西，好像还不算太嗦(笑)，是不是？还可以吧?这跟学习人家的判决书很有关系。

《望东方周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律师地位怎样?

张思之那时候，律师工作跟现在有所不同。当时大家都缺乏经验，所好的是允许你摸索、创新。从当时看，老百姓都欢迎律师，律师的口碑，比现在好一些。

可惜的是，很快就闭幕了，到1957年反右，律师全军覆没，替坏人辩护就是坏人，替反革命辩护就是反革命。

《望东方周刊》那“”结束后，比如“两案”辩护的时候呢？

张思之开始，高层并没有律师介入的观念。但是律师介入之后，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而且允许律师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还能够做一点工作。

《望东方周刊》那时候打官司的人多么？

张思之80年代开始，群众里需要律师帮助的人很多。但是受了长期的大环境的影响，还是觉得律师是帮坏人说话的。这种观念的扭转不是一朝一夕的。

《望东方周刊》有人误会过你么？

张思之没有。

不过90年代初，广东一个县委书记，公开地讲，“张思之是残渣律师，是替‘’辩护的律师，是‘’的残渣余孽。他要到我的地盘上，我要收拾他”。他太不了解我了。他这样一讲，我马上去他那里报到。

《望东方周刊》然后呢？

张思之他就是瞎咋呼

嘛。(大笑)

《望东方周刊》现在好多了吧？

张思之　现在好多了。但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自己不争气。

《望东方周刊》是指律师队伍良莠不齐么？

张思之不能说是良莠不齐。我的印象中，好像是坏律师多一些，都在干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啊。所好的是，毕竟还是有若干律师可以意气风发地讲一讲真心话、老实话。

怕的是什么呢？要是人人都以机会主义为行为准则，那就糟糕了。律师这部分人应该尽可能地少一些私心杂念。

律师也应该有光荣与梦想

去年一年里，一贯低调的张思之，在八十岁的时候举办了若干场生日会。他说自己同意这么操办的原因是，“起码可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律师还没有坏透”，“我还希望我走过的弯路，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走。”

但是问到他“律师的社会职能”时，他突然警觉起来，“这个话题有些大了，不是我能谈的。”

《东方周刊》作为一个老律师，你怎么看社会职能呢？

张思之从整体来讲，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律师必然会多元化、多样化。各式各样的律师都应该有。别的律师搞非诉、搞项目，不可以说他不好。但重要的是，要替老百姓讲话，要替弱势的人讲话。恰恰是这块，我们弱。

我希望律师能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支柱，而不是花瓶。律师，应当是伸张正义、捍卫公民权利的，律师，应该是有一些光荣与梦想的。

《望东方周刊》，律师是不是也有影响公众法治意识的使命？

张思之我们之所以认为要靠个案一点点去推动法治意识，去影响公众，就是这个意思。

《望东方周刊》你一直说，年轻的时候梦想着做外交家。如果刚解放的时候让你去从事外交工作，会去么？

张思之也很难说，我估计自己做外交应该也不会太差。但是，我个人的情况可能会糟糕一些，这里(指了指自己的头)的情况。

《望东方周刊》没有想过给子女们多争取一些东西？

张思之这个根本不会考虑。但是小孙女上学的事情必须考虑，不然太不近人情了。因为现在上学费用很高，不是―般的工人能供得起的。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知识分子

《望东方周刊》律师应该是知识分子吧?

张思之　律师应该是知识分子。但是从整体上讲，我不认为我们律师知识水平必然就比较高了。我前几天还给《中国律师》的编辑写信，指出了一篇文章文理不通，错误连连。就这样，还称自己知识分子？我是不敢冒充知识分子的。

我这个人是个杂家，什么都看一点，但绝不深入。我经常讲自己需要十全大补。但这个年龄，哪里还补得过来?

《望东方周刊》，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么？

张思之想过。这恐怕是性格的问题，我绝对不适合做学问。所以我说我浅薄，你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着跑，跟着瞎起哄，哪里有时间，哪里有可能去做学问?现在让我研究一个问题，那可就苦

了我了。

我对自己的估价是，有点小聪明。

《望东方周刊》追求大聪明?

张思之：对，追求大聪明(大笑)。

没有韧性，将会一事无成

83岁的谭泉与张思之当年同为革命学生，他们在解放区认识，一起准备接管北平市的工作，解放后又一同进了法院系统。

他说自己与张思之，“一举手、一投足，都知道要说什么”，他对张思之的评价则是“才华”人人努力可以达到，但“韧性”不是―般人能够相比。

张思之自己则说，“真正对我有影响的，鲁迅是最重要。比如讲《韧性的战斗》，我得益于他。在当代，一个人要是没有韧性，将会一事无成。”

从成为专职律师开始，他接手的案子能够打赢的很少，他戏称自己是“屡败屡战”，“16年，我年年碰钉子啊，没有韧性，是坚持不下来的”。

他说，开始也很痛苦，也想过撂挑子。有次办完案子后，“回来大哭了一场，哭完之后发誓不干了，再也不干了”。

他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不停地用中指关节敲着沙发的木质扶手，“很受‘教育’啊。但是被‘教育’了之后，真的不干了，那岂不是很差劲？”

张思之说，有些地方现在并不欣赏对他影响最大的鲁迅了，“鲁迅也是人，不能说他万无一失。“”的时候，我教中学，爱给学生讲《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章是好文章，但是不能这么刻薄啊。十多年前，出了梁实秋散文四卷本，我从头到尾看了。看完之后很惭愧。太断隗了，根本对人家不了解。”

所以他说，“有时候必要的妥协也是应该的，应当学会妥协。民主的观念应该也包含妥协的含义。当然也要有底线，如果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底线，那就糟糕了。”

他有时候严厉，批评一个作者“一篇小文章，我都挑出来五个错，还敢教育别人？”有时候又很宽容，“不能怪学生啊，你们这一代的人，老师能把你们带好，那才怪呢。”

如今的张思之，眼睛不太好，不能上网，所以经常用mp3听音乐，听得多的，就是他喜欢的“智慧的拥有者”一贝多芬。

“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及格的律师”

下午五点钟，采访结束。张思之穿上了黑外套、拎起厚厚大大的公文包，要去参加一个案件的讨论，提议捎我一程。

大雾缓缓地升起，天也越来越黑，车流前进得很慢，汽车尾灯连成一串串的红。

张思之回过头来说，“刚去解放区的时候，我其实想去鲁艺(鲁迅艺术学院)。不过幸好没去。我不是搞文艺的料，人对自己要有个正确的认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及格的律师，打六十分没问题。我做教师的时候，也还及格，30年后，那些学生还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