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商人

师兄张力奋从FT中文网总编辑任上辞职，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当教授。他发起了一个讲坛，“正在发生的媒体”。上周末，邀请我去讲一讲，到了Q&A环节，不少同学的问题均直指“文人与商人”的身份认定，他们还举到了网上的几篇博文。

记得有一次整理书房，我把自己写过和主编过的书垒在地上，一本一本地加上去，已经超过膝盖逼近大腿，我默默算了一下，如果一直这么写下去，三四十年后迟早可以一米八。吴舒然同学站在旁边看，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哪天你爹挂掉了，墓志铭上刻这一行字就好了：这里躺着一个著作等身的人。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勤勉的人，希望这一米八高的书中有若干本在几十年后还能重印，还会被偶尔提及。这当然是我一生唯一的自我期许。但是为什么还要经商，为什么还要离商业那么近，还要录视频、做音频，在自媒体经营乃至新项目投资中耗费那么多的r间？为什么要让商人的身份干扰文人的“清誉”？我想，我是被两个东西“害”了，一个是好奇心，一个是德鲁克。

好奇心是被席卷而起的新文化消费撩拨起来的，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和新工具的推动下，在今天，一位写作者的创作状态和读者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一个极小众的财经作者，你可以摆脱平台的局限，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以更高的效率传播你的思想。我不能抵抗这样的诱惑。我所有的写作是为了影响人，而不是自娱自乐，如果我能够独立地掌握新的工具，为什么还要寄生于任何的组织或利益集团？更何况，这一轮的变革，让内容生产者具有了直接变现的商业可能，若不投身其中，会不会有别样的后悔？

德鲁克“害”到我的，是他对商业观察者的自我界定――你必须是一位“介入的旁观者”。《旁观者》是德鲁克自传的书名，在这位老先生看来，旁观者并不是冷漠消极的人，相反，他应当积极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德鲁克一生写了六十多本专著，同时从事过多种职业，编辑、记者、证券分析师、教授和管理咨询师，他还参与创办了一间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管理学院。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商业年代，其变化迭代的速度显然比德鲁克时代更加的快速和令人产生陌生感，如果你不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很难发现真正的变化。过去的两年半里，你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读到的几乎所有转型案例和创新事件，都是我用脚跑出来的，而绝不可能在书斋中杜撰可得。

以旁观者的姿态介入，以独立、建设性的精神看待商业以及参与商业――我愿意用这样的答案，回复所有关心我的同学们。

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兄一直没有当面问我：你怎么保证你仍然是一个优秀的、独立的写作者？师兄，我想答案是有的――作品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