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救市得与失

对于市场力量依然薄弱的内地经济体系而言，如何深刻理解政府与市场间的界线，恐怕是超越此次危机本身更为根本的问题。

从内地经济的整体发展结构而言，金融危机前期虽然对于内地有不小的直接影响，但由于内地金融没有完全开放、对外投资总体比例不大，内地金融产业损失尚不伤及根本，只是股市大幅暴跌。

美国投资银行业的整体危机，以及其他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巨额损失，将不同程度的削弱美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华尔街本执世界金融之牛耳，它受到重击却无形之中给了其他国家的金融产业以一定的发展空间。在华尔街自顾不暇之时，损失远为轻小的内地金融业，虽无法迎头赶上，但至少可以在国内市场获得一定喘息之机。在稳健经营控制风险、注重企业治理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有机会开发新的商机。

在过去几次经济下滑中，由于中国经济总量较小，要素价格也很便宜，可以通过扩大市场份额来增加出口。但现在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市场份额扩大的收益不再能抵消全球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了。整体而言，内地经济问题远较欧美为轻。但在金融危机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开始蔓延影响实体经济之时，内地严重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得自身的问题逐渐变得严重和不可控制。根据预测，2009年中国出口将出现30年来首次下滑。这对于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冲击将远远大于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投资的直接损失。所以，随着危机的深化，内地2009年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政府干预”背后的制度逻辑

次贷危机衍生出全球危机，2008年9月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纷纷出手，采取各种方式救助困境中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刺激经济增长。这成为世界金融业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捩点，也是近50年来最大的经济干预事件。

人们发现现代金融是如此的高效和彼此制约，而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是如此的相互依赖和影响。即使是被欧美同行认为尚不属于市场经济的中国金融机构，也首次如此深入地卷入了这一全球金融产业“多米诺骨牌”中。中国政府也紧随美国之后，采取了全面的政府干预措施，当时一个最为直接的反应就是所有股票品种都达到了上涨的法定上限。

当9月内地股市继续暴跌创出数年新低之后，政府数箭齐发的综合应对措施更多的被解释为“救市之举”，而非应对全面经济危机的初步反应；根植于股市之下的金融风险失控、经济结构失衡和整体社会转型缺乏，恐怕需要更多的勇气去面对，更多的智慧去解决。

比较此次危机中中美两国的政府干预，美国作为一个全面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政府救助，很难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非市场化；而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经济体的政府干预，却可能弱化混合经济中的市场机制，造成长期的制度缺失。因此，对于金融创新和政府之手之间关系的把握，中国应该遵循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制度逻辑。

与美国政府需要国会反复讨论投票不同，内地对于此次危机的应对基本仅限于政府行政决策而已。比较两种政府决策模式的异同，除去能够获得表层的决策直接内容外，更可以深入地透视两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价值，并引申理解今后两种市场发展模式的基本趋向。

与美国经济的整体水准和发展阶段相比，内地无疑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而二者发展水准的悬殊差异和内地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也保障了此次内地虽受影响不小，但基本限于宏观经济层面，对于个体企业以及金融产业整体影响不是很大。因此，内地在应对决策之时，也基本局限于宏观经济变数，比如贷款基准利率、证券交易印花税等。在政府决策程式上，也只是限于行政机构的单方决定，事前没有公众讨论和民意机构参与，事后也没有正式的回馈管道和纠错机制。

商人的力量

内地这种行政主导性的政府市场关系，短期看在迅速及时地危机处置上可能更具有优势。但是在内地本已行政干预过度、国企垄断优势明显的政府市场关系下，此次危机应对措施很可能逆转，或者说延缓内地的市场化进程。而处于政府市场关系另一极的美国，在此次危机中屡次加重的政府干预力度又很可能使内地更是误认为政府救助才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根本途径。对于市场力量依然薄弱的内地经济体系而言，如何深刻理解政府与市场间的界线，恐怕是超越此次危机本身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今天的媒体正纠缠于政府救助方案的优劣利弊，殊不知商业人士的的投资举措作为市场的自我纠正机制，理应更能体现市场力量的本质。因为市场的信心是来自具体的商人，而不是面目模糊的政府，而且只有在市场中自由决策的商人，才是可以对未来无限价值进行投票的人。商人来自于市场本身，更富有号召力。如果当市场出现危机的时候，只有政府这一只手可以活动，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毫无作为，只能说这一市场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自我发展机制。

在美国危机进入最为严重的阶段，政府援助计划尚在国会山等待批准之时，作为美国资本市场投资偶像的巴菲特及其控制下的Berkshire Hathaway就成为美国市场信心的最后一块基石。而巴菲特也再次充当了“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角色，在出资50亿美元入股高盛――这一危机中华尔街表现最好投行之后，其再次出手投资30亿美元为通用电气――这一也许是世界上运营最好的公司进行信心投票。巴菲特的投资说明了经济危机下，至少最好的商业机构能够凭借市场的力量生存下去，市场优胜劣汰的基本逻辑仍然适用。

内地或将重蹈1998年覆辙

从现在到2010年，政府将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系统)、农业补贴、廉租房、医疗设施、社会福利等10大方面的建设，并实行增值税的全面改革。国企成为这一系列措施的主要受益者，不少大型国企获中央直接注资或间接补贴。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内地GDP的14%，这已超过了1998年扩大内需时的投资规模。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998年的那一轮经济刺激措施，在亚洲国家满目疮痍的情况下，确保了内地一个最低的发展速度，避免了经济的彻底衰落。但是政府主导，甚至身体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之后几年更为长远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至今未解的一系列难题。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民间投资和民企发展的空间被政府支出和国企垄断所挤压。事实上，那一轮经济周期几乎成为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独角戏。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等关键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

根据这次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背景和现实操作手段，有理由相信在抑制内地市场化经济转型方面，内地将很可能重蹈1998年的覆辙：在保持GDP增长率的单一标准下，政府主导经济体制能力进一步加强，政府管制导致政府支出和国企投资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民间投资萎缩、民企活力丧失，居民消费下降、国内需求下滑，经济增长压力减少、经济转型难度增大，其结果就是，内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危机应对之下得以固化，结构失衡也得以长期化。

4万亿元的巨额投资拉动可以解内地经济的燃眉之急，但是却难以带来长久之治。中央政府果断决策，体现了其危机应对的高效率，但是也难以掩盖背离市场经济本质所带来的种种缺失。

（何顺文为香港浸会大学工商学院院长兼教授，李元莎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