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金:我是贫民窟的一个居民

这一切要感谢约金

山蒂站在一个大坑的边缘，指着里面散发着恶臭的黑水说：“我们先要把这些水排空，然后再用大块的石材铺地面。”这里是位于印度孟买的一个贫民窟。这个上下两层、共20个位子的社区公共厕所是由贫民窟居民组织修建的，用来取代原来破烂不堪的市政厕所，公共厕所将服务于这个贫民窟的2500位居民，而在此之前他们大多数只能在露天方便。山蒂耐心地描绘着这座厕所的建筑结构，她是忙碌的两个孩子母亲，而且还是个文盲，她和家人就住在这个贫民窟里。山蒂说，这一切都要感谢约金先生。

约金盘腿坐在位于达拉维贫民窟的办公室地板上，这是印度最大也是最著名的贫民窟，同时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取景地，在它520英亩的土地上，居然塞进了60万人。办公室里挤满了贫民窟的居民，约金在同时接听两个电话，他面前站着一位看上去焦虑不安的女人。

她的一个孩子得了白血病，约金正在为孩子的治疗筹款，同时他打电话给孟买的市政医院，希望他们能为这个女人的另一个女儿安排一份护士的工作。

“让你的女儿周一过去。”他最后用印地语告诉这个女人，当女人感激地离开时，另一个电话响了。

“不行。”他用马塔语告诉对方，“周五我要见市政委员会的人。”他的电话没有停下的时候，又一个电话从肯尼亚的内罗毕打来，“珍妮你好。”约金用英语说，“我是打算去肯尼亚，津巴布韦的部长在这儿，我已经带他去伦敦参加了可提供住房会议。”

印度有着世界上为数最多的贫民窟人口，虽然约金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世界各地，但是他的使命只有一个：通过发展个人和社区的影响，为贫民窟的居民争取像样的住房、卫生设施和居住条件。在过去的25年中，他创建和参与的组织已经帮助印度和其他30多个国家的成千上万人改善了居住条件。

联合国人权干事玛丽・罗宾逊说，“约金的工作也许是今天亚洲和非洲偏远国家所进行的反贫穷行动中最成功的一个。”

我从贫民窟来

今年64岁的约金也是贫民窟的居民之一，虽然他在孟买的贫民窟中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但是他的家庭以前是很富有的。约金1946年出生于印度班加罗尔，家中共有9个孩子，他家有100英亩农场，有一辆英国产的轿车，约金在英国教会开办的学校上学，在那里他学会了英文。当小约金去上学的时候，有仆人为他拿着书包和他的宠物蛇。但是因为有个酗酒的父亲，他的家庭很快败落下去。

16岁的时候，约金退学并离开了家，在班加罗尔―个木匠那里打工。这段日子很艰辛，家中需要钱但是他收入微薄，他曾经试图服药自杀，并留下了遗言，但药没有发挥作用，少年约金活了下来。

1963年，一个叔叔从孟买回来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这位叔叔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他是坐飞机回来的，吸着包装精美的纸烟，口袋里有银币。他让约金搬去孟买和他一起住，约金同意了。

到了孟买约金才发现，原来这个“有钱”的叔叔只是一个住在贫民窟里的小走私贩，贫民窟的情形也让约金大吃一惊，以前他从没有见过比这更恶劣的居住环境。约金从叔叔家搬了出来，但是他留在了贫民窟，睡在空地上，在公共水龙头下洗澡。

约金渐渐融入了贫民窟的生活，他开始为自己建一个小小的住处。生性活泼的他为孩子们组织了合唱队，又建了一所非正规的学校，他和其他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为孩子们上课。

紧挨学校的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但是市政垃圾清理员从不过问这里。约金想出了―个名副其实的“馊主意”――周一早上六点，几百名学生聚集在垃圾场前，他们每人用一张报纸包起一堆垃圾，然后唱着歌走向最近的市政办公室，当然官员们还没有上班，孩子们把垃圾扔在了办公室门前。

政府官员勃然大怒，他们与约金谈了话。最后，他们同意定期派―辆卡车拉走那里的垃圾。

“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活。”约金说，这让他认识到大家组织起来所能拥有的力量。

约金很快成为这个贫民窟的青年领袖。从清理市政厕所到引进自来水，他活跃在贫民窟中，尽最大力量帮助每一个人，受到很多人的拥护和爱戴。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政府要求孟买这个贫民窟的居民搬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他们说这块地已经批准要为政府职员建700栋公寓。居民们提出抗议，他们指出这里不像其他非法占地的贫民窟，这里是20年前经过市政府批准的。但是当局的态度很坚决。

从此，居民们与政府开始了长达7年的对峙。约金当然是其中的中心，他组织路障、公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他游说政策的制订者，向法院政府的行为。他先后被捕十几次，虽然有时他也把自己藏在一大群贫民窟的女人中躲避抓捕。

约金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没有用，1976年5月，推土机开进了这个贫民窟。

贫民窟也有联盟

这之后的几年，约金游走在印度的各个城市，与其他贫民窟的领导者会面，他们也都在为反对拆迁而努力斗争。大家决定联合起来，他们创建了“印度国家贫民窟居民联盟(NSDF)”，约金被推选为主席。今天，NSDF在印度的72个城市里有了200万会员。

在印度铁路的周围，密密麻麻分布着一间间鸽子笼似的棚户房，这致使印度火车的速度像蜗牛一样慢。1990年，政府计划将火车提速，这样一来铁路两旁的6万户居民都必须搬走，铁路部门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拆除这些房子。

约金和他的同事马不停蹄地奔波了5天，与他们能接触到的每一位政府要员谈话，迫使铁路部门停止拆除。同时，2000多名被拆除了房屋的居民被迫住在露天。

愤怒没有使约金停下脚步，居民被安排在临时住房里，这是NSDF只用了平常三分之二的花费建成的。第二年，这些受影响的人搬进了新家，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安置活动之一，它的顺页利实施引起了肯尼亚政府的关注，他们正面临同样的问题。肯尼亚政府特意派出一个团队来学习约金他们是如何做的。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约金得知有一个由一群中上阶层的职业妇女组成的妇女组织，旨在帮助穷人获得自己的权益，她们联合贫民窟的女人开展活动，因为女人更知道家庭中缺少什么和需要什么，她们也更坚定地要得到它。约金的同事都是男人，但是他敏锐地认识到，同这个组织合作，他们的组织会更加强大。

在约金的倡议下，贫民窟的女人们开始讨论她们需要什么样的房屋，她们学习了基本的建筑知识，并开始攒钱。因为这些女人都是文盲，约金教她们如何用纱丽和项链丈量长度。这些年来，遍布全印度的6万名妇女已经存了152万美元，加上银行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帮助，她们已经支出了将近217万美元的贷款。

现在，NSDF已经联系了34个国家的穷人组织，他们与印度政府合作，建

成了800个公共厕所，这些建筑的大部分承包商是来自贫民窟的女人，像本文开头的山蒂一样。

合作还是冲突

在组织壮大发展与不断取得成绩的同时，约金的想法有了改变。他得出结论，要想有效地改变穷人的居住环境，只有社区组织与政府合作才有可能。这并不意味着穷人只是接受政府的决定，在设计和运行方案时，穷人要有一个代表说话，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证明给政府，他们有条件提出这样的要求，尽管他们穷，受教育程度低，但是他们有监管工程的技能。

这个策略不能像魔术般立即生效，道路漫长而艰难，但是由于政府拥有的权力和资源，约金和他代表的人群别无选择。

在孟买机场跑道扩建所引起的拆迁争论中，约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阐述了重新安置计划以及如何避免冲突的观点。最后他说，“我们不想反对官方计划，但如果你忽视我们的需求和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就会反对。我们也有权从城市发展计划中获益。”

英国查尔斯王储对于印度贫民窟的房屋建筑很感兴趣，他认为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比西方建筑更好的、让激增的城镇人口可以居住的方法。他警告人们说，当前全世界所有的居民中，城市人口占50％，到2050年，将飞速地增加到70％。密集的城市人口，只能依靠发展城市建设，而不是依靠“单一的全球化”，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找到容身之所，“我强烈地感觉到，西方可以从那些物质条件很低，生活方式却很丰富的地方，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已能自己组建完善的社区。”

查尔斯王储高度赞赏约金的工作，他们现在共用一个网络平台，以打击那些准备把大部分达拉维地区清除干净，而代之以23层公寓的外国投资者。约金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把西方作为一种发展模式，但实际上，西方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这些西方建筑物消耗过多的能源，这不是我们所能负担得起的。印度的人口膨胀已经很难控制，指望来自西方的模式来帮助我们，是错误的。”他还引用了获奥斯卡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一句话：“我是贫民窟里的一个居民，而不是一条狗。”

约金患有糖尿病，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手术，他一无所有，甚至没有一个银行账号，他还能继续多久这样的战斗?“这是我的生活。”他说，“我享受这样的生活，我唯一的愿望是我死的时候是在一个会议上，或是正行走在贫民窟里，或是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