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的就是全神贯注

诗歌没有绝对真理，它的价值在于差异。以前我们总习惯进行纵向比较：好和坏、高和下。古典诗那么比行，因为外观形式都一样，诗歌的竞赛就像填字游戏比赛一样。但现代诗根本就是每一首都是一个形式。杨黎说“好诗都是一样的”，要我说“不一样的才是好诗”。我说的这个不一样，是彻底的不一样，不只是诗歌的外观、词语的排列方式，而是说你的不一样必须跟你生命的独特性、不可代替性有关。

诱惑无处不在。比如你读到一个好诗人的诗，你会受到诱惑：他写得真好，我能不能也写成这样？就像梵高见到高更一样，瞬间觉得自己土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开始模仿高更，结果他画的还是他自己。诗人不可能指哪儿打哪儿，但诗人又在不断自我设计。这是一个悖论。所有的人生都是这样：充满了错乱、反悔、规划、更正……实际上最后看起来还是统一的，你所有的错误，所有的英明，最后达成了一个生命的节奏。最终，你如果足够强大，别人把你的东西放在一起阅读：那就是你，就是一个宇宙。

写作的价值跟生命的价值有关。我们不能随意地取消任何一个人生命的独特性。尽量贴近自己，尽量诚实，尽量不虚荣，对作家是最重要的。

我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是：自然一点，尽量贴近自己、尽量专注、少一点虚荣。你能写出什么来是最重要的，降下来写。我们写作都有一个潜读者，你写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人在聆听，你写给谁看。这个东西是写给十岁的孩子看的，你下笔的时候，口气就像跟这个孩子说话；这个东西你是写给卡夫卡看的，你用的会是另外一种口气。我的潜在读者就是我自己。我写的东西，都是我能读懂的东西，我愿意读的东西。这个年头网上骂人都骂“傻×”，“傻”是一个最大的侮辱。但我觉得可以笨一点，可以傻一点，可以让所有人都看明白一点。能让人看明白并不是简单。

人的潜意识是比你的意识大得多的一片大海，你的意识是精挑细选的，是有一个控制阀门的，什么好什么坏，充满了判断的，但是你要想写得深入，就要把这个意识层面尽量淡化。奈保尔说过，写长篇就是一个造作的事情，你开始写的时候，坐在那儿，意识到自己坐在那儿，意识到你在写一部巨著，都是意识层面的东西。所以他说长篇小说，开头部分总是很困难，当你写到忘我境界的时候，被里面的故事、人物牵引着走的时候，就写得好看了。海明威也说过，你知道的东西不要写；你不知道的，在写的时候，突然涌到笔端的东西，把它写下来。

写作没有窍门，只有纪律。

纪律就是说写作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是身体的训练，它不是一单子买卖。经常有一些人说写一部长篇呕心沥血，不吃不喝不睡，把自己写死掉了，我觉得这是耻辱。上战场就玩命的战士那不叫训练有素。所以纪律很重要：什么时候写，什么时候停笔，在什么状态下写，什么状态不写，什么时候离开这个桌子……我个人特别感兴趣，那些大作家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比如第一稿你要克服你的欲望，修改的那种强迫症，你把它写下来，之后你从头再改一遍，改一遍的时候，你又会碰到那种地方，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但是每次都是从头到尾，有一定速度保证的，就像画油画上色，你得一遍一遍地上。

刚写完的东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去修改它。其实你最好把它放在一边，放到你几乎忘记了，再把它拿过来的时候，你能清晰地看出来它哪里好哪里不好。写完以后，你很想改它，很想让它发表出来，很想打成铅字，很想享受一下“成就”的感觉，你要控制这个东西。这就是纪律，就是你要和你的欲望作斗争。

我们知道很多大师，很多都是一辈子没结婚，在一个小城里面画，画风景、画静物，甚至就画一只瓶子，那就是画痴，梵高是他们中的一个。梵高死后成了显学，很多大师活着和死了，都没几个人知道。对他们来说，画画本身就是幸福。中国人谈起诗歌、文学、艺术，老讲终极关怀，要么就“走出世界”，其实那都是虚的，真的产生不了大师。大师的工作状态就是迷恋，他干的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可以替代一切。

中国社会确实比较浮躁。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也有这么一个人，就喜欢写，没钱也行，没女人也行，什么都没有，一辈子就是写，大家肯定认为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中国人不缺少智慧、不缺少阅读，也不缺少眼界，中国人缺的就是全神贯注。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