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

[内容提要] 唐前期兵制的演变导致了军队的地著倾向，安史之乱为其进一步地方化提供了契机。食出界粮的出现及其制度化、行营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以及军政合一的藩镇体制的建立，从军费供给、军队组织、军队与地方关?S这三个关乎军队性质的侧面显示了军队地方化的过程；它们的最终确定，又成为军队地方化的制度体现。军队的地方化，使军队成为驻守于当地、由当地人充当兵员并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队；地方军人集团因此而形成，并成为地方政治的参与者与控制者。这使藩镇问题最终难以解决。

[关键词] 军队地方化 地方军人集团 藩镇问题

府兵崩坏之後、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唐朝的军队大致包括禁军、边军、地方武装（如团结兵）等。前两种虽任务有别，但都是职业兵，後一种则具有民兵性质；其中边军是国家武装的主力。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军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中央军队转变成为地方军队，这就是所谓的“军队地方化”。平叛过程中刚刚组建的军队，则在地方化的趋势下，组建之初即已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军队地方化”经历了地著倾向、地著和地方化三个阶段。军费供给制度、军队组织制度、军队与地方的关?S以及兵员的来源等，是关乎军队性质的最为重要的几个因素。它们的变化，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军队性质的变化。因此，食出界粮的出现及其制度化、行营的普遍化和制度化以及军政合一的地方体制的建立，显示了军队性质的变化过程；同时，它们的最终确立，又成为军队地方化完成的制度体现。这一转变，开端于节度使兵制的形成，完成于两税三分的确立。

随着军队地方化的完成，军队成为由当地人组成的驻守于当地并由当地赋税供养的地方军队。同时，由于士兵的终身化、职业化，使军人成为地方上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即地方军人集团；他们成为地方政治的参与者甚至控制者。这决定了唐後期的藩镇问题最终不能得到解决。

所谓“藩镇问题”，是指藩镇的跋扈乃至反叛以及士兵的哗变，前者主要是藩镇针对中央的行为，後者是军人针对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S，成为我们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

安史之乱前、後军队性质的变化及原因，必须通过对这一变化过程的细仔考订和勾勒才能得到系统论证。唐後期的“骄兵”问题，虽为人所熟知，但对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及影响，尚可作进一步探索。至于食出界粮、行营，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其本身的内涵，对其政治意义则多未措意[1]；对藩镇军政合一的内涵及其建立过程，也少有系统论证，且各种记载多有歧?，以致对其认识也多似是而非。本文拟以“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辨，以期加深对藩镇问题的认识。

一 军队的地著与行营的普遍化、制度化

府兵制被节度使兵制取代的过程，也是军人的职业化过程。政府出资养兵、军人长期乃至终身驻守于边地，标志着军队彻底摆脱了兵民合一的力役色彩而完全职业化了。但是，军队职业化的同时，士兵也终身化了。为了解决士兵因与其家口分居两地而有往来更番之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政府下令，允许甚至鼓励士兵家口随至其驻守处，并给予田地屋宅。这成为节度使兵制最终确立的标志。[2]

职业士兵的终身化及其家口的随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

节度使兵制的形成过程，也是军队驻防体系的形成过程。新的驻防体系至迟在天宝元年（742）最後确立。在这一驻防体系下，各节度使的军事负责范围是大致固定的，其下属的军、镇、守捉的驻扎地点也基本上是固定的。[3]

军人的终身化、职业化以及军人家口的随军，加上军队驻防地的大致固定化，使军队出现了地著的倾向。

在一定的军事格局之下，军事要地大体上本是固定的；只有当总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时，它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史乱前，军队驻防地的大体固定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北宋初年的更戍法反倒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有悖于军队职能的发挥。

从节度使兵制确立、边地驻防体系大致固定，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其间军事征讨甚多，不乏越出各自防区而远征的事例，最典型者，即距京师最远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在安史之乱暴发後，奉调入援，同时其家属也随军而来。[4] 这一方面说明军人与其家口在军事上的整体性，同时也说明并未因此而影响其越出驻防范围而远征。我们尚未看到安史之乱以前军队以越出防区为由额外需索，甚至拒绝远征的记载。相反，军队在征讨中彼此配合、屡建奇勋的记载却史不绝书。正因为职业军队在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要远远超过此前兵民合一的府兵，在安史叛乱发生时，才会出现“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的情况[5]。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情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军队地著的背景下，固定驻守于一地的军队，在奉调时，要组建“行营”，事罢仍要归回原地。于是，军队由地著倾向变成了地著。相对于本军而言的“行营”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就反映了这一过程。

安史之乱以前，虽已有“行营”，但尚未普遍化、制度化。如天宝六载高仙芝受命征讨小勃律，史载：

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後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6]

其时高仙芝为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7] 因为前此几次用兵都未能成功，此次用兵，为表示对高仙芝的宠信，玄宗才特别下令任命他为“行营节度使”。此处的“行营节度使”是玄宗“特敕”成立的，说明派军出征而称行营，其长官称行营节度使，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也可能正是因为他的衔中有“节度使”，所以在讨伐成功後，他未经过节度使夫蒙灵?而悬奏捷书，使夫蒙灵?为此而大怒。[8]

安史之乱发生，玄宗命西北边军入援。在《亲征安禄山诏》中，说“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9]。这说明“行营”确是相对于本军而言的。派往东都阻击叛军的封常清受挫失利後，“玄宗闻常清败，削其官爵，令白衣于仙芝军效力”，不久即与仙芝一同被处死。他在临死的上表中也言及此事：“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10] 所谓“仙芝行营”，是类似“行辕”式的泛称，而不是相对本军而言的专称，故在此後的作战中，这些军队并未被称作“行营”。同样是“行营”，其内涵却不尽相同，说明相对于本军而言的“行营”尚未成为专称。

行营从泛称成为专称，并成为一种制度，发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

至德二载（757）九月，官军开始全面对安史叛军进行反攻。十月，郭子仪率军收复两京。十二月，郭子仪在东都、李光弼在太原，经营河北，客观上形成了郭子仪主持的南线和李光弼主持的西线的两线夹攻河北的战略格局。至此，战事告一段落，它结束了以往那种救急式的被动战局，中央得以主动部署战事；是年对节度使防区的大规模调整，即其表现之一。[11] 行营开始普遍化和制度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通?》乾元元年（758）三月“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胡三省注云“行营节度使始此”[12]。“行营节度使”之称并不“始此”；《通?》在记载高仙芝讨小勃律事时，就明确说过仙芝的职衔：“制以仙芝为行营节度使”。对此，胡三省不会不知。合理的解释是，三省注此条的根据并不是以偶然的事例为准，而是有制度上的依据，即从制度上规定行营设节度使是以此为始的。换言之，高仙芝出征时所称“行营节度使”只是个偶然的事例，是不得援以为例的；而任命李嗣业为“行营节度使”的事例却被规定为“故事”，具有制度的意义，胡三省正是根据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来作此注的。[13] 因此，乾元元年对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任命，说明今後只要设立行营，则其长官即为行营节度使。 “行营”设节度使成为一种制度。

起初并非所有离开本军作战的军队都称行营，它有一个普遍化的过程。

郭子仪在河南（南线）经营河北时，《通?》乾元元年八月丁巳载，“子仪诣行营”[14]，这是指他返回东都经营河北，“行营”指他在河南所统领的各部。但是年九月九节度使围相州时，除北庭称行营外，只有鲁炅所率者称“淮西、襄阳节度行营”[15]，并非所有军队都称“行营”。[16]

相州之战後，称“诸军各还本镇”[17]。不久，朝廷再次调整防?格局，“以子仪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所带职衔中有“行营”，但其它相关的记载中却均无此二字[18]，说明至此各镇军队出征，虽与本镇相对称，但尚未皆称行营。然而不久，李光弼取代郭子仪时，其职衔为“知节度行营事”，已确定了“行营”入衔之制。“行营”入衔之制，标志着行营的设立成为一种制度，即离开本镇作战的军队，都称“行营”；于是，行营的设置得以普遍化。

行营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反映了军队地著的普遍化和制度化。它发生并完成于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并非偶然。安史之乱变起突然，两京不守，朝廷依靠的主要是朔方军，中央政府又与朔方军同处一地，所以无本镇、行营之分。入援的边军，主要是安西、北庭和河西。河西与朔方情况相似，只有安西、北庭因离其本军过远而设行营；其它节度使都是“当贼冲者”[19]，是为保卫当地而设置，当然也无本镇与行营之分。收复两京、叛军退守河北，中央得以主动调整军事部署，这才大量出现了拥有重兵而又不当贼冲的节镇。围攻相州，调集节镇军队北上，才使离开本军作战成为较为普遍的情况，所以在讲到诸军败退时说“诸军各还本镇”，特别点出了“本镇”。在败後防守东都时，从郭子仪的职衔上可以看出，他所统领的军队不再是具体的节度使，而是某一个或几个行政区划范围内的节度使（东都畿、山南东、河南），说明军队“本镇”观念的确立。李光弼代替子仪，主持南线，其职衔是“知节度行营事”。[20] 郭、李职权相同而职衔不同（其间相距时间甚短），说明“行营”制度化、普遍化的确立，正是在此时。

安史之乱以前，各节度使虽也有各自相对固定的驻防区，已有地著倾向，但奉调作战，组建行营尚属特例。而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行营”得以普遍化和制度化，说明军队由地著倾向变为地著；而当贼冲者所设置的节镇，本身就是当地的军队。此後，军人视地著为常态，多次兵变，均由军队移镇所致。

镇西、北庭行营在安史乱起时，奉命至内地参加平叛。这支军队先後转战多处，是平叛战争中的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大??/SPAN>三年（768），迫于吐蕃压力，朝廷将这支军队由?州调至泾州，将驻于河中的朔方军调动至?州，但这两支军队都因此而生事。《通?》大??/SPAN>三年十一月条载：

初，四镇、北庭兵远赴中原之难，久羁旅，数迁徙，四镇历汴、虢、凤翔，北庭历怀、绛、?然後至?，颇积劳弊。及徙泾州，众皆怨诽。刀斧兵马使王童之谋作乱，其以辛酉旦警严而发。[21]

大??/SPAN>四年六月辛酉：

郭子仪自河中迁于?州，其精兵皆自随，?兵使裨将将之，分守河中、灵州。军士久家河中，颇不乐迁徙，往往自?逃归；行军司马严郢领留府，悉捕得，诛其渠帅，众心乃定。[22]

建中元年（780），朝廷欲调驻守于泾州的这支军队至原州，“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州，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23]

军队的性质，要求它随时接受调遣。安史之乱前的军队，虽也有相对固定的防区，但可随时奉命出界作战；安史乱起，远在千里之外的镇西、北庭及河西等军镇均受命入中原平叛即是显例。但在数年之後，同一支军队却出现军士“久家”某地，不乐调动的情况，说明军队地著的确立，并具有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在制度上得到确立，即完全变成地方军队，则要到实施两税三分之时：军政合一体制建立，使军人驻守之地与行政统领之地合二为一，其军费也由当地供给。

二 食出界粮：军费供给制度的演变

节度使兵制取代府兵制後，其军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供给，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安史乱起，中央一方面调集边地军队入援，一方面又令“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使”，同时还先後派人到东都、泽潞等地组织军队，抗击叛军的南下。从安史乱起到潼关失守，军费供给开始发生局部变化。

中央命当贼冲者置防?使的命令，主要针对的是河北、河南、河东三道。河北道，颜真卿、杲卿兄弟相继起兵，该地区实际已成为沦陷区，颜氏兄弟等起兵後的一切事务，均由自理，至多不过是假中央之名号而已。河南、河东道的情况则不同。在东都陷落以前，中央曾分别派人到东都和泽潞召募兵马，其军粮供给仍由中央政府控制。东都失守，双方对峙潼关期间，河南道的抵抗已类于河北道，但守卫潼关的军费由中央供给。

但是，至德元载六月，双方举行潼关决战，官军一战而败，玄宗被迫西走，京师失陷。在此危急时刻，又发生了马嵬之变，太子与玄宗分裂。中央对形势处于失控状态，地方对中央情况也一无所知。直到玄宗到普安下达制书并传达到各地，各地才得知中央情况。《通?》记载此事说：“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24] 也就是在这道诏书中，玄宗在已有的节度使之上，把全国分成几个更大的军事统领区域“路”，并提到了军费的供给办法和“路”的节度都使的职权范围：

应须士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本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SPAN>访、防?等使虢王等，并依前充使。[25]

明确说明各路军需自供。这是中央在当时对形势半失控状态下的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揆诸当时事实，无论是在剑南的唐玄宗，还是刚刚在灵武即位称帝的唐肃宗，都无力像原来那样，由中央负责供给各地军队的军需，而只能由军队自谋供给；即使不颁布这道诏书，军队也只能是自供。唐肃宗即位後也确未过改变军需自供的诏令。

所谓自供，幸运者，可以开仓取资，如号称天下北库的清河仓，自然为河北起事者所资用[26]；而张巡、许远守雍丘、睢阳，鲁炅守??/SPAN>水、南阳等，便没有如此幸运。其中，只有在朔方的军队，其供给是由中央来筹措的。——太子李亨在马嵬之变後，到朔方自立为帝，并通过河北而传达到各地。[27] 他们藉中央之名开辟了汉水—洋州运输线，并得到了江淮租赋的支持。[28]

朝廷将叛军压回河北，与河北叛军的对峙局面确立之後，直到实施两税法，其间中央并未改变过军费自供的办法，所以杨炎在要求实施两税法的奏疏中说：

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节度、团练使；赋役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29]

将“军国之用”与“四方大镇”或“有重兵处”分别看待。“军国之用”是指中央的开支，它是由度支、转运二使征敛并运输至京师者；“四方大镇”、“有重兵处”则由军队长官节度使或团练使自行征敛，自我供给。

玄宗在普安所下的制书对军费自供这一既有事实不得不予以承认，并使之合法化。但军队在向地方索取和支用上“厚自奉养”的随意性，决定了这一办法只能是在特定环境下的权宜之计，不能施之长久。对地方财政收支的改革势在必行。

建中元年（780），唐政府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放弃了租庸调，实行两税法；同时，在财政收支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实行上供、送使、留州的“财政三分制”。[30] 三分的前提是“量出制入”，即以州为单位，先确定州的财政总收入，根据州的支出，确定其中“留州”的部分；再根据节度使的支出，确定“送使”的部分；余下者，便全部“上贡”，即上缴中央。而“送使”即归入节度使的那部分，其支出主要是军费。这就使军费供给由权宜之计而变成为一项制度，并使之更有保障，从而结束了军费“自供”的局面。[31]

然而，“财政三分”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税收分配原则的变化。在国家的全部财政收入中，中央已经把方镇军队所需军费划给了方镇。在调动他们出境作战时，却要再另行供给“出界粮”。此事最早是在建中四年攻讨李希烈时才被提及：

是时，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32]

为支付这一供应，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科目。可见，“出界粮”的数额十分庞大，与军队出征时，政府所给的奖赏性支出迥然不同。同时，这笔支出并不是骄兵悍将恃力而索，而是一种制度。[33] 但此制却非始于此时。《通?》记载此事称：

旧制，诸道军出境，皆仰给度支；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34]

此次不过是沿习旧制而已。这个“旧制”不可能在两税三分以前出现，因为在军队向地方索取随意性很大的“自供”状态下，没有这种必要。两税三分的分配原则，不是比例，是定额，而收入的总额也是个定额；它一定是在这个定额和程序确定之後出现的。[35] 其次，三分的定额既是中央与方镇、州共同协商确定，何以会在这一商定的定额之外，再予以支出呢？可见，双方所商定的“送使”额中的养兵费用主要限于平时，而在战时，则需由中央另行拔付。战时费用当然会高于平时，但同样发生战争，何以不出境即不必由中央支付呢？况且这部分支出（即“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并非战争费用，而是士兵的个人供给（“士卒出境，则给酒肉”）。军人的个人供给，作为军队平时的开支，国家已经支付；但如果要调他们越出本防区作战，国家便要另外再次拔付军费。因此，两税三分的意义，在于它规定了当地的军队由当地的赋税收入来供养。在这一前提下，才有“食出界粮”的出现。它是在确定“送使”定额时，中央与方镇讨价还价的结果，中央要尽量减少“送使”的定额，以便通过财政来加强对方镇的控制；方镇则在定额之外，尽量将军费支出转由中央支付。而其本质，却又不仅仅是税收分配和费用支出方的变化，而是使国家与军队的关?S，变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关?S，进而使军队与地方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S，使所谓的“地方”中增加了军队这一因素，而“军队”也成为地方的军队。

所谓“当地的军队”，不仅要“军队地著”，而且其“地著”的范围同时又成为行政区划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确立，就是藩镇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

三 藩镇体制的变化：从军政分离到军政合一

藩镇体制由军政分离到军政合一的演变过程，是军队地方化过程的反映；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是军队地方化的制度化和合法化，是军队地方化的完成。

（一）安史之乱前、後藩镇与州郡的关?S

安史乱後的藩镇是军政合一的体制，已成学界共识。但这一体制是安史乱前藩镇体制的继续，还是安史乱后才形成？清人赵翼就认为後者是前者的继续：

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命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其所属，故节度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36]

所谓“节度使掌兵民之权”，就是指藩镇是军政合一的体制。他认为，这一体制在开元年间即已形成。

在有关安史之乱以前节度使设置的记载中，《大唐六典》成书最早，其时边地藩镇虽只有八个，但天宝元年的十节度使就是在此基础上分出、增置的。关于它们与地方的关?S，此书认为：“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似乎明确规定了州统属于节度使。但是随後又说：“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37] 福州、登州所属之地，并没有设立节度使，本无所谓受不受节度使的统领。所以，“不在节度之内”，只能理解成它们不在节度使的防?体系之内，而不是说与节度使是否存在统属关?S。“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与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并列，说明编撰者想要说明的只是在节度使防?体系内，节度使与其所属的军队或军事性州郡之间的关?S，而不应是节度使与一般州郡的关?S；否则，就应当将节度使统领的州与不属节度使统领的州并列。《通?》记载当时各边地节度使的分布地区时，除安西节度所统四镇之兵，即屯驻于此四镇；以及岭南五府经略所统二军四府外，其它节镇都说统某某军镇守捉，“屯…州之境”，如

河西节度……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

朔方节度……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38]

军队屯驻在上述各州的区域内，是个地域或空间概念，而不是统属关?S。但在此前记载该节度使的设立时，表述却又有所不同，仍以河西、朔方为例：

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39]

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都护府，夏、盐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三受降城。[40]

“领…州”，又可以被理解成这些州与该节度使之间存在统属关?S。《通?考?》曾对唐後期的方镇设置时间、所领州郡分合等情况进行过大量考证，但其所引材料主要是以《新唐书·方镇表》为主。如果对《新唐书·方镇表》的记载有疑问，则再以其它材料予以辨正。由此可知，《通?》对方镇设置时间、所统领州郡的记载，其史源主要是《新唐书·方镇表》。《新唐书·方镇表》是以时?地，即列表以明其所统州郡的分合增减。两税三分制实施以後，方镇与州郡确实存在着统领关?S，这种旨在说明其所统州郡的分合增减的表述方式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此前，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情况并非如此。编纂者并没有想到要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区分二者的不同（《方镇表》中绝大部分内容属于唐後期，这也使编纂者不易认识到在表述上有将此二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司马光等在编修《通?》时，没有充分认识到《新唐书·方镇表》在表述上的不当，故在叙述各方镇设置之初的情况时，笼统地沿用了《新唐书·方镇表》的表述方式。但他对安史之乱前、後方镇与州郡关?S的不同，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在天宝元年正月总述方镇定制时，明确使用了“屯…之境”，准确地表达了这一关?S。

这一点，也可从当时任命节度使的职衔中得到证明。[41]

安史之乱以前，如《李林甫兼朔方军节度使制》：“可兼安北副大都护、持节朔方节度、关内支度·营田·盐池·押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节度管内军郡、?穹么χ玫仁埂?/SPAN>”[42]《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西平郡王制》中所列哥氏职衔作：“……持节充陇右河西节度·支度·营田·长行·转运·九姓等副大使知节度事、赤水军使……”[43] 职衔中涉及的只是负责管理的事务和统领的军镇，未及其与州郡的关?S。而安史之乱以後的节度使，其职衔中则明确说明了它所统领的州郡，如《授徐商崔?节度使制》：

河中晋绛慈隰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兼河中尹…徐商……可检校户部尚书、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44]

其时许多节度使都有军号，如汴宋节度使号宣武；对这些有军号的方镇，节帅的职衔中也开列了其统领的州郡，如《授韩弘宣武军节度使制》：

可守司徒、兼侍中、使持节汴州诸军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汴宋毫颍州等观察处置等使。[45]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张议潮的职衔作：“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46] 等等。

但是，安史之乱以後的节度使职衔中也有未及其所统州郡者，如上举张议潮的职衔，在莫高窟的题记中也有作“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者[47]。归义军的另一位节度使索勋的职衔在题记中也有两种，一作“敕归义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48]，一作“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番落营田等使、守定远将军、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49]

这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前者只是後者的简化，如上举张议潮、索勋之例；（二）方镇名称一仍安史乱前者，如剑南，虽情况已不同，但职衔仍旧[50]；（三）方镇名称使用了区划名称，如山南、淮南等，其职衔中有的未列所统领的州郡[51]，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视作职衔之简化者。

从大量节度使的任命诏书中所见职衔，唐後期都带有其所统之州郡，而且有相当多的方镇直接以其所统州郡来称呼，如陈许节度、易定节度、郑滑节度等。[52] 这与唐前期的节度使职衔迥然不同。

安史乱前的节度使衔中也有?地者，如：

朔方节度使，开元九年十月六日敕，朔方行军大总管宜准诸道例，改为朔方节度使。其经略·定远·丰安军、西受降城、单于，丰、胜、灵、夏、盐、银、匡、长安、乐等州并受节度。[53]

《王??朔方道行军总管制》中也说“可持节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仍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等军及侧近州军宜依旧例并受??节制”。[54]《李林甫朔方军节度使制》：“可兼安北大都护，持节朔方节度、关内支度营田盐池押诸蕃部落副大使知节度事、六城水运、节度管内军郡?穹么χ玫仁?/SPAN>”。[55] 王??之任是在开元二年（714）二月；是年四月，为防范北方游牧部族南下侵扰，玄宗命灵武道行军副大总管张知运“宜令先持节赴军，简行处置，并缘边州军兵马等亦委知运量事均融”，同时还命他“与幽州刺史摄御史中丞强修计议，便宜支备”[56]。

王??、张知运所统是行军，而非镇军，以当时之制，并无属州。所谓“侧近军州”也就是上引《唐会要》中所列的州。“侧近州军宜依旧例并受??节制”、“缘边州军兵马等亦委知运量事均融”，是指在作战时要在军事上予以配合，而不是始终存在着统属关?S。如果他们与地方州郡存在着固定的行政上的统属关?S，那就不必每次都特别强调“缘边州军兵马”或“侧近州军”受其节制，因此，这只能理解成是战时的临时性举措。安史之乱以後的节度使职衔中，已不再有这类字眼，其原因就在于方镇已有行政辖区，与州郡已建立了固定的行政隶属关?S，故不再需要特别指令它们受其节制。

河东节度使名称的变化，也可说明这一点：

河东节度使，开元十一年前称天兵军节度，其年三月四日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东节度，已後遂为定额。[57]

天兵军在太原府城内。[58] 从开元十一年至开元十八年，都称作“太原以北诸军节度”，明确说明其所统领者是“诸军”；如果还统领有地方州郡，显然不能用“太原以北”这一方位词来表示其准确的行政区划。

关于缘边或侧近州军受节度使节制的问题，《通典·州郡典二·序目下》，河东节度使所统者中，有定襄郡、雁门郡、楼烦郡；剑南节度使所统者中有交川郡、卢山郡、江源郡、洪源郡、云南郡、归诚郡。这些郡下，杜佑都注出了所管兵数。而范阳节度使所统的恒阳军、北平军、高阳军、唐兴军、横海军，《大唐六典》、《唐会要》载此五军由“本州刺史为使”。[59] 当然这些军队可能是地方部队，如团结兵等。州郡之所以列入节度使统领，是因为它们有兵；而范阳所统的五军，虽有军名，其军使却由本州刺史出任。这说明是否归节度使统领，是以其是否拥兵为准，即有兵则归其所统，否则即不统。这同时也可佐证，所谓“统领”是军事行为，而不是行政行为。另外，边地设有大量羁縻州，它们虽有军名，实际上是游牧部族，唐朝对它们的统治和管理，一方面给他们有相当大的自，同时又向他们征兵，随唐军出战，具有很强的军事性。再有，在边地的军事要地，设立了一些军事性的州，如神策军，是由哥舒翰在天宝十三载七月设置，“以前年收黄河九曲，请分其地置洮阳郡，内置军焉。以成如?为太守，充神策军使”[60]。此郡即所谓“军郡”，而不是一般的州郡[61]。这些当然都要归节度使统领。所谓由节度使节制者，大体不出这个范围。

总之，在有关节度使统领州郡的问题上，除《新唐书·方镇表》外，《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两《唐书·地理志》、《通?》等史籍对唐前期的方镇，都记载的是它们对军、镇、守捉、城等军事组织的统领，而不是说它们对州郡的统领。

从制度的演变来看，节度使是军事性使职，州郡是原来的官职系统；二者是并列、平行的，各自向中央相应的机构负责，其间虽有联?，但并非统属关?S。唐前期的兵制演变可以说明这一点。[62] 方镇的出现是兵制演变的结果，而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并未涉及军队与地方的关?S问题。正因为在当时人看来，这本来就是泾渭分明的，故不必画蛇添足，作出制度性的规定，所以我们在关于节度使的记载中，便不可能见到关于二者关?S的制度性的规定。节度使也统领有一些州郡，同时他一般还兼任治所州的长官，其属下将领有时也兼任驻地的地方长官。至于由当地刺史担任的军使，恐怕只受军事指挥，而在行政上节度使无权干涉。

另外，安史之乱以前，作为监督地方的??/SPAN>访使已常常直接干预地方行政。[63] 节度使与??/SPAN>访使的关?S，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节度使与州郡关?S的认识。

杜佑在作《通典》时即认为：“初节度与?穹酶髦靡蝗耍?毂χ惺家蝗思媪熘??/SPAN>”[64]《新唐书·方镇表》中也有类似的实例，如“朔方节度兼关内道??/SPAN>访处置使”[65]，“幽州节度使兼河北??/SPAN>访处置使”[66]，“剑南节度兼山南西道??/SPAN>访处置使，号山剑西道”[67]。但我们从《唐刺史考》[68]、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以及相关的任命诏敕所提供的材料来看，杜佑的总结有失偏颇。从总体上说，直至安史之乱，节度使有兼任??/SPAN>访使的事例，特别是剑南、关中二??/SPAN>访使，多由剑南、朔方二节度使兼任，但在节度使与??/SPAN>访使可能一一对应的河北、河东两道，幽州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由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改称）兼任河北、河东??/SPAN>访使，不仅不像上举两道具有通例性质，而且兼任的事例也并不多见。至于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同在陇右道，却很少见到这些节度使兼任本道??/SPAN>访使的事例。

在节度使兼任??/SPAN>访使的情况下，所领之州表示的是??/SPAN>访的范围，而与节度使无关。如开元二十年“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SPAN>访处置使增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十六州”。[69] 它所领之州，是由于它兼任河北??/SPAN>访使，与幽州节度使无关。[70]

安史乱前的节度使，只有兼任??/SPAN>访使时，才具有对地方州郡的监督权；但这种兼任并非通例，也不普遍。节度使与州郡之间并无法定的隶属关?S。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到开元後期，随着军队的职业化，在节度使的人选和任用上，朝廷不仅不再鼓励“出将入相”，而且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军将的控制；从军事制度上看，军队的职业化也同时需要军将的职业化，府兵制时代文武不分的状况正在改变。[71] 制度和政治形势两个方面，都说明当时的节度使不会拥有对州郡的统领权。同时，中央对节度使另有监督者，即监军使，其监督的主要是军事而非行政。

（二）藩镇军政合一体制的建立：从财赋供给关?S到行政隶属关?S

方镇对州郡的统领关?S，是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从安史乱起到实施两税法，其间军队资费是由方镇自供。所谓自供，主要是从地方索取，但其取索应有一定的范围规定。这一范围与方镇统领州郡之制的确立有着密切的关?S。我们尚未见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制度性的记载，但安西、北庭行营的情况，却可以说明方镇对州郡的统领关?S的确立过程。

安史之乱发生，安西、北庭的边军奉调入援。这支入援军队在内地长期作战，并成立了镇西北庭行营，由行营节度使统领。第一任行营节度使李嗣业，是在乾元元年三月任命，其时屯驻于河内。[72] 同年六月，又任命李嗣业为怀州刺史。《通?》：“以开府仪同三司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胡注：

李嗣业以镇西、北庭兵屯怀州，就用为刺史，征调以给军。[73]

李嗣业充使是在是年三月，六月又被任命为当地州刺史。此条最具价值之处是胡注。镇西、北庭之兵千里勤王，长期在内地作战，与其本军已基本断绝了联?；在军费自供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自供呢？这条胡注正给我们提供了他们自供的方法，即他们驻屯所在之地，唐朝廷便任命行营统帅为该地的地方长官，以便他们能以当地的财赋来实现自我供给。这就是胡注所谓“用为刺史，征调以给军”的含义。

是年九月，这支军队受命围攻相州安庆绪。次年（乾元二年）三月，李嗣业阵亡，兵马使荔非元礼代领其众。其间，作为行营留後的段秀实，以怀州长史的身份驻扎在怀州，负责该军供给。《通?》“初，嗣业表段秀实为怀州长史，知留後事”，胡注：

李嗣业以镇西、北庭兵屯怀州，会师攻邺，以段秀实知留後事。时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秀实独运刍粟，募兵市马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道。[74]

乾元二年三月，官军与安庆绪、史思明等叛军决战于相州，因参战的回纥兵失利奔散而导致官军失控，全线溃散。段秀实得知後，“帅将士妻子及辎重渡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75] 此後，该军先後屯驻过陕州、翼城、?宁等地。其间，白孝德、马?先後继任行营节度使。在吐蕃对长安威胁日甚之时，宰相元载于大??/SPAN>三年十一月提出对军队驻防之地进行调整。《通?》载此事云：

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以四镇屯?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费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己酉，徙马?为泾原节度使，以?、宁、庆三州隶朔方。[76]

两年以後的大??/SPAN>五年四月，“泾原节度使马?屡诉本镇荒残，无以赡军，上讽李抱玉以郑颍二州让之，乙巳，以?兼郑颍节度使”[77]。其时李抱玉以陈郑颍亳节帅，驻屯于凤翔，以备吐蕃入寇。马?屡诉本镇荒残在意料之中，因移镇之初朝廷已有承诺。抱玉将其所统领的郑颍二州让给马?，则此二州之赋税即归泾原马?所有。他调任行营都虞侯、泾州刺史段秀实为此二州留後，负责管理此二州。[78] 朝廷承诺“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金帛固然需“运”，但内地租税也需“运”，何以只强调“运”金帛？——“内地租税”指将内地州郡划归其所属，租税收入归其使用，不必由中央负责“运”；“金帛”才是由中央来负责支出并运送的。此处只强调金帛之运送，并非表述不当，而是说明了这一承诺所具有的两种含义。

宝应元年（762）十月，中央在准备调集军队对史朝义部进行全面反攻时，仆固怀恩率朔方军驻屯于绛州，《通?》载：“加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诸军节度行营以副适”，胡注：“时朔方军屯绛州，故以怀恩领刺史”[79]。其目的正与上举李嗣业事相同，可见此制并非个案，在当时军费自供的情形下，是具有制度意义的举措。

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情况也是如此。所谓河阳三城，是指连接横跨黄河浮桥的三座城[80]；河阳三城节度使的治所在怀州，所统之地主要是此三城，但三城是军事驻守之地，没有赋税收入；要实现自供，就必须有可出赋税之地。于是，中央将属河南道的五县所出赋税归河阳三城节度使，作为其军需供给的来源；而这五县的行政隶属关?S，仍归河南府。[81]

总之，方镇统州郡的确切含义，是这些州郡的租税要供给该军镇使用。军队移屯于某地，该地即归该军镇统领，以此地所出租税供给该军军需。因此，在任命节度使时，都要明确说明方镇所统领的州郡，其目的正是要说明他们军费自供的范围。[82]

藩镇与州郡的政治关?S，至少在安史之乱期间，尚未建立严格的行政隶属关?S。

唐玄宗在《幸普安制》中命永王?任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至德元载十二月，他起兵时，“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SPAN>访使李希言平牒?，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胡注“方镇位任平夷者，平牒”[83]。但我们从上引《幸普安制》中可知，都使位任在原节度使之上，权限也更大，不能说“位任平夷”。《旧唐书》本传载此事云：“?虽有窥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SPAN>访使李希言乃平牒?，大署其名，?遂激怒” 云云[84]，似是因平牒而致永王兴兵。所谓永王?之变，实是受玄宗之命以经营江东；而李希言则是奉肃宗为正统，不仅不听命于作为都使的永王?，而且遏制永王，致其兴兵攻讨。“平牒”云云，反映了当时都使与州郡间尚未建立起严格的隶属关?S。

肃宗上元二年（761）四月剑南段子璋反。《旧唐书·李巨传》，时“巨贬为遂州刺史。属剑南东川节度兵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众袭节度使李奂于绵州，路经遂州，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为子璋所杀。”[85] 遂州属东川，段子璋本官是梓州刺史，但也是东川节度使的兵马使。如遂州与东川节度使间存在统属关?S，李巨以属郡礼迎之，并不为大过；《旧唐书》本传的表述，是为了说明李巨本非属郡而以属郡礼迎之，结果还是难免被杀。但事出苍黄，李巨之所以能想到以属郡礼迎之，又说明当时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方镇与州郡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S。

赋税所出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其军需的供给程度，因此方镇也不可能不对其行政进行干预。我们从这一时期州刺史的任用情况来看，许多刺史是由方镇节帅奏授，而且仍旧多在方镇幕府任职。这反映了方镇对所统州郡的控制程度相当严重。从当时针对刺史的一些制度性规定，我们也可看出。如：

大??/SPAN>十二年五月十日敕，诸州刺史替代及别追，皆降鱼书，然後离任。无事不得辄追赴使及出境。刺史有阙，使司不行差摄，但令上佐知州事。

贞元三年十月敕，刺史停务则降鱼书。先是，此制自广德已後，多不施行。又节将怙权，刺史悉由其令，鱼书皆废。[86]

自广德以後，不仅州刺史的任命受到了方镇的干预（刺史有阙，使司即行差摄），而且对现任刺史，平时要求他们“悉由其令”，有事即可“辄追赴使”，甚至令其出境。朝廷下令阻止这些行为，其目的也正是限制方镇对州刺史的控制。可见，节度使对州县的控制或干预，虽是既成事实，却非制度使然；节度使对州县的控制尚未合法化和制度化。

两税法的实施，使安史乱後出现的方镇对州郡的控制，由习惯变为合法，由财政关?S变为行政隶属关?S；方镇节度使例兼当道??/SPAN>访处置使，最终确立了方镇、州、县的地方三级体制。军队的驻地，不再仅仅像安史之乱以前那样是个驻防范围，而且也是一个行政管辖范围，屯驻之地变成了统领之地。于是，军队变成了由当地人组成的驻守于当地并由当地赋税收入供养的地方军队。

四 後论：地方军人集团与藩镇问题

安史之乱发生後，藩镇问题突显了出来。因其对唐代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自宋代以来，即已成为人们认识唐史，特别是唐後期历史的一个焦点。宋人对唐方镇的看法，以《新唐书·兵志》所概括的“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最具代表，也最有影响。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将唐後期的藩镇视作一个整体，以“藩镇割据”来概括藩镇问题。吴廷燮在作《唐方镇年表》和《唐方镇年表考证》时，认识到方镇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这种差?主要是由其是否拥兵和拥兵多少所致。这已接触到了藩镇问题的本质，但他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而严密的论证，仍不脱传统史学中札记或史评的窠臼。王寿南先生以中央与藩镇关?S为线索，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指出并非所有藩镇、在任何时间都对中央进行跋扈，即藩镇之跋扈具有时间性和地域性，这就打破了“藩镇割据”的笼统概括。[87] 张国刚先生将藩镇分作河朔、中原、边地、东南等四种类型，实际上是对王氏藩镇跋扈地域性的坐实和深化，使我们对藩镇的认识更为具体而深入。[88] 因此，我们不再用“藩镇割据”来概括，而直接称之为“藩镇问题”。此处所谓“藩镇问题”，其内涵有三点，一是藩镇与中央的对抗（藩镇与中央的关?S），二是藩镇内部的兵变（军人与节度使的关?S），三是藩镇林立的格局（欲“销兵”而不得）。

上述对方镇的认识，是以其与中央的关?S为主线来展开的，而这种关?S又是以是否拥兵、是否拥重兵为基础。这的确是我们认识唐代藩镇问题最为重要的角度。但是，中央与藩镇的关?S，或藩镇对中央的态度，不过是中央能否控制藩镇的表现。但为何拥兵即不易控制呢？唐前期的藩镇亦拥重兵，即未出现控制问题。可见，其中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是否拥有军队，而且还在于其所拥有的是怎样的军队。仍旧从军队作用的角度来讨论，不足以解决问题；军队作用的发挥，是由军队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军队性质的变化——军队地方化——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军队地方化与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

军队的地方化，使军队成为地方军队，形成了地方军人集团；他们成为地方政治的控制者。最负盛名的魏博牙兵的组成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便反映了军队性质变化後的情况：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比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89]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魏博一地，也不限于牙军本身，而是许多藩镇的一般军队中的普遍情况。军队的地方化，使当地人成为军队的主要甚至惟一的兵源；他们终身为兵，甚至“父子相袭”，不可避免地会在当地形成一种盘根错节的势力，这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地方军人集团”；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所谓的“骄兵”问题。[90]

唐人已经意识到这股势力的存在及其在政治上的危害，他们认为通过“销兵”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于是“销兵”在穆宗时一度成为国策。[91] 近人不仅认识到了骄兵与藩镇问题的关?S，而且试图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它。对此，似可进一步再深入探究。[92]

军队的地方化及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使军人成为地方的一个特殊群体，产生了自己特殊的地方性政治、经济利益。他们通过维持军队的地方化，通过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乃至攘夺，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利益并使之得到保障。换言之，唐後期地方军人集团的确立，保证了他们对经济利益攫夺的实现；军费开支地方化不过是军队地方化在财政制度上的体现。即使国家可以安置军人及其家属，以保障其生活，他们也不会轻易离军；即使国家付出的养兵费再高出许多，他们仍然会尽可能地干预乃至控制地方政治。这才是兵之不可去的根本原因！

他们对地方政治进行控制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对节度使人选的干预和控制。因此，我们看到，唐後期藩镇节帅在许多方面都要受制于地方军人集团，被逐乃至被杀之事屡见不鲜。中央在任命节帅时常常需向本军将士征求意见，甚至将士直接推举节帅人选而要求或要胁中央予以任命。中央对藩镇的控制一旦得到加强，该集团对地方政治的干预和控制就一定会遭到削弱乃至剥夺，因此，地方军人集团与中央争夺对地方的控制权，成为藩镇游离于中央甚至公开对抗中央的最根本原因。这也就是兵之所以骄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杀帅、逐帅，对抗中央，既是他们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手段，也是军队地方化的表现。他们要实现对经济利益的攫取，便需要以拥有政治地位和权力为前提。

地方军人集团不仅威胁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也威胁着节帅对军队的控制；为此，组建和强化牙兵，成为节帅加强控制军队的手段。关于牙兵的出现，《通?》称：

（魏博田）承嗣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惟使老弱者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93]

牙兵并非始于此时，安史乱前，藩镇中即已有牙兵[94]，但只是军队统帅的亲兵，主要是对军队统帅尽护卫之责，尚未成为军队的核心。到此时魏博设“牙兵”时，其作用发生了陡变。具体而言，随着军队的地方化，牙兵在节帅的有意强化之下，逐渐成为军中的主力和精锐。这虽然会增强节帅对军队的控制力，但他们毕竟是地方军人集团的组成部分。随着其地位和作用的增强，他们终究会成为地方军人集团的核心和代表。事实也正是如此。除河北外，唐後期牙兵势力最强的有宣武、徐州、镇海、泽潞、山南等藩镇，其势力之形成，大致与军队地方化同时；军队的地方化程度越高，牙兵的势力也越强。同时，军队的主要将领也多从牙兵中选拔。于是，中央通过控制节帅以控制地方，节帅通过控制牙兵以控制军队，牙兵通过对节帅的干预乃至控制以保证他们对地方政治的干预和控制；“中央—节帅—以牙兵为中心的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关?S，成为我们理解唐後期藩镇问题的切入点。

（二）地方军人集团与军政合一体制

人们长期将《新唐书·兵志》所概括的“既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作为解释唐後期藩镇问题的依据。这一概括意在强调藩镇是军政合一的体制，其具体表现，就是节度使与??/SPAN>访使的合二为一。

安史之乱以前，??/SPAN>访使在控制州郡方面已有相当的权力：

本置??/SPAN>访使，令举大纲。若大小必由一人，岂能兼理数郡！自今已後，?穹檬沟?旆?/SPAN>善恶，举其大纲，自余郡务所有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干及。[95]

安史之乱以後，随着方镇对州郡统领的制度化、合法化，其权力的发挥有了制度的保证，似乎藩镇对地方的控制，就是因为拥有了??/SPAN>访权。然而，这种认识并不准确。

唐後期的藩镇都拥有??/SPAN>访权，但对中央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对拥兵甚少的观察使类方镇而言，他们拥有对州郡的??/SPAN>访权，充其量不过成为一级行政实体，不过是原来监督地方的??/SPAN>访使的地方政权化，并未因此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S的本质变化；拥重兵的节度使方镇却不然。[96] 就?穹萌?/SPAN>而言，拥兵方镇对地方的控制是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人为的对制度的设定；相反，观察使类不拥兵的方镇，其具有?穹萌?/SPAN>之制才是人为的设定。因此，藩镇是否拥有??/SPAN>访权，并不是其跋扈与否的关键。换言之，藩镇与中央的关?S，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对州郡的行政控制权，而取决于是否拥兵。拥兵方镇即使没有??/SPAN>访权，他们也一样会恃武力而干涉乃至直接控制地方州郡，这种干涉乃至控制是超出了上述制度范围的武力行为。韦皋在西川任节帅长达二十一年，《通?》在记载其死讯时，对他在蜀二十一年作一总结道：“皋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赋敛，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则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97] 李?在镇海节度使任上举兵反叛时，“室五剑，分授管内镇将，令杀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谋，矫制传檄于苏杭湖睦等州，遂杀其镇将李深；湖州辛秘亦杀其镇将赵惟忠；而苏州刺史李素为镇将姚志安所?，钉于船舷，生致于?，未至而?败，得免。”[98] 他们之所以能对州县进行控制，关键是他们拥有武力。李?派镇将控制刺史之事，说明方镇所统军队驻扎于各州；这是他控制州郡的武力基础。[99]

与中央的对抗，当然要有武力为基础。从现象上看，拥兵，成为唐後期藩镇跋扈乃至游离于中央控制之外的惟一条件。但军队与中央的对抗并非普遍和必然的现象。仅以唐朝为例，唐前期的藩镇即未能控制地方，跋扈中央。唐後期出现这种拥兵即可对抗中央的局面，在于其所拥之兵性质的变化。军队的地方化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地方军人集团，才是唐朝的藩镇问题最终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是军队地方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军队的地方化，军政合一的 地方体制就不太可能建立；即使建立了，也未必能导致地方与中央的对抗，也未必能导致军人集团与地方军政长官的对抗。反过来说，即使可以实现军政分离，只要地方军人集团存在，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渗透、干预乃至对地方权力的攘夺就不可避免。

河北的割据，它所依靠的正是地方军人集团。可以说，河朔是军队地方化及地方军人集团在政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地区。河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成为完全的军人政府，军人政治使军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地方军人集团是这一局面的维持者。其它地区的地方军人集团在政治上的作用，虽逊于河北，但其本质则相同。因此，河北成为其它地方军人集团的效法对象，“河朔化”成为他们不甚明确的政治目标。[100]

五代十国的割据，其武力基础是已经地方化了的军队；但是，相对于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而言，这些军队便成为中央军队。通过这些小朝廷之间的兼并战争，原来地方化的军队完成了其中央化的历程。五代十国的割据的政治意义，也正在于此。

藩镇在唐後期确已成为一级行政实体，但从行政的角度看，其作用的发挥是有限的。在没有重兵的地区，观察使的职权更多地表现在对州的监察上，即其??/SPAN>访使的性质要高过其军队统帅的性质，其监察职责要高于军事职责。在节度使类方镇中，其军事职能又要高于行政职能。对前者而言，“监府”高于政府；对後者而言，“军府”高于“政府”。裴??在对州与藩镇的关?S进行改革以後，削弱了藩镇在财政上对州的控制力，其“监府”的性质更为明显。[101] 在日常事务的处理中，州仍然是中央与地方联?的直接而基本的一级行政。也就是说，地方的行政日常事务，需申报者，由县申报至州；如州有权力解决则直接解决，如无权解决则通过方镇以上报中央。州向中央申报的文书要经过藩镇，而中央又几次三番强调不必如此，说明从行政事务的处理而言，不必上报方镇；但由于观察使类方镇有??/SPAN>访权，节度使类方镇不仅有??/SPAN>访权，而且有军队为後盾，它们具有对州郡的控制力，因此州郡又不得不通过方镇而上报中央。从行政角度来看，方镇更像中央的派出机构。事实上，藩镇虽然对州郡长官的人选多所干预，但对其日常行政事务，却并不过多参与。“监府”或“军府”向“政府”的过渡，大致而言，始于五代割据时期，而完成于宋代。

历史的演变是通过具体的史事来进行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军队会不会地方化？如果没有河北的割据，会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後果？——所谓“藩镇问题”主要是从中央与藩镇的关?S来着眼的。唐後期的藩镇问题，不能统而论之。如果没有军队或军队很少的观察使类方镇，则无所谓军队地方化，也就基本不会出现所谓“藩镇问题”。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是拥兵的节度使类藩镇。可见，军队地方化具有地区性，它主要发生在原来的边地藩镇和在平叛中组建的地方军队。因此，唐後期的藩镇可主要分成拥重兵者与拥兵甚少者两类；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将已经割据的河朔以外的藩镇分作拥重兵的节度使类藩镇和拥兵甚少的观察使类藩镇。“藩镇问题”大体说来只存在于前一类藩镇中。从表象上看，河朔的割据，其周围不得不布兵；边地的形势，也不得不布兵。似乎这些地区的兵可去，则藩镇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其实，“布兵”不过是个地域问题，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军队，一旦军队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其分布于何地，它对社会政治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一样的。当然，假如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则内地不会出现地方化的军队，那么它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就会比扩展于内地要小得多。假如不发生安史之乱，边军的地著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央也可能会在它造成恶果之前，有机会予以解决，而不至于使其进一步地方化。历史的演变不是简单的因果，而是在某种条件下的许多种可能中的一种。

[1] 末田修一《唐代藩镇的出界粮》（刊《铃木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叙述了德宗以後的出界粮情况，但却未对此制出现的时间及其意义进行讨论。关於行营本身的相关制度，参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见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文津出版社（台北），1994年。

[2] 参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载《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 关於这些节度使的最集中的记载，见《大唐六典》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0—121 页，三秦出版社影印日本广池本，1991；《通典·州郡序目下》，4册4479—4483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1992年6月印刷。《唐会要·诸使·节度使》，下册1424—1434页，中华书局，1955年版，1990年10月印刷。《旧唐书·地理志一》，5册1385—1389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1986年5月印刷；《资治通?》（以下简称《通?》）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壬子条，15册6847—685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1986年4月印刷。《新唐书·地理志》也记载有节度使所统领的一些军、镇、守捉等的设立时间和地点，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1986年3月印刷。

[4] 他们在参加相州之战时，将其辎重委於河内，由段秀实负责管理。作战失利後，“段秀实帅将士妻子及公私辎重自野戍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通?》卷二二一，15册7077页）。

[5] 《旧唐书·安禄山传》，16册5370页。

[6] 《旧唐书·高仙芝传》，10册3203页。参《通?》卷二一五，天宝六载十二月，15册6884—6886页。

[7] 《通?》卷二一五，天宝六载“节度使夫蒙灵?屡荐至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充四镇节度副使”（15册6884页），《旧唐书》本传“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10册3203页）。

[8] 见《旧唐书·高仙芝传》，10册3205页。

[9] 《唐大诏令集》卷一九，第626页，商务印书馆，1959。

[10] 《旧唐书·封常清传》，10册3209页。

[11] 《通?》卷二二，至德二载末，15册7051页。

[12] 《通?》卷二二，15册7053页。《旧唐书·李嗣业传》，在至德二载九月官军反攻，收复长安时，“嗣业时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为前军，朔方行营节度使郭子仪为中军，关内行营节度王思礼为後军”（10册3299页），三支军队皆称行营。但《通?》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15册7033页）、《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九月（1册247页）、《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51页）、《旧唐书·王思礼传》（10册3313页）等在记载此事时，均未言及“行营”。《旧唐书》较多地保存了史料原貌，所用词汇改动不多，而《新唐书》对史料原文多所改动，故此处只检核了《旧唐书》的记载而未考虑《新唐书》的相关记载。命广平王率军收复两京的诏敕原文尚未找到，目前《旧唐书·李嗣业传》关於各军称行营事尚属孤证，故此处??/SPAN>用《通?》及胡注的记载。

[13] 《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载景龙三年八月九日敕：“应酬功赏赐，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後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已後及永为常式者，不得攀引为例。”（中册927页）可知事例分作偶然之举与制度化事例（可攀引为例）两种。

[14] 《通?》卷二二，15册7060页。

[15] 《旧唐书·鲁炅传》，10册3363页。

[16] 参加相州之战的还有回纥，战败後“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还西京，上宴之於紫宸殿，赏赐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通?》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甲申，15册7072页）。此处所谓“行营”即指他们所统领的部落兵，而不是相对其回纥本部而言，即仍是一种泛称。这是当时“行营”尚未成为相对於本军而言的专称的旁证。

[17] 《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53页；《通?》作“诸节度各溃归本镇”，15册7069页。

[18] 《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53页。《唐大诏令集》卷五九收有任命制文《郭子仪东京畿山东河南诸道元帅制》，其职衔是“东京畿及山南东道并河南诸道元帅，仍权知东京留守”（第316页。按，所标时间作乾元元年三月三日，误。此事发生於相州之败後，《通?》所?年月是）。制文中的职衔中无“行营”二字。《全唐文》卷四二“命郭子仪充东京畿等道元帅诏”（1册46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版，1987年2月印刷）、《册府元龟》卷二二九（2册1430页，中华书局影印，1960年版，1988年3月印刷）、《通?》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丙申条（15册7073页）同；《唐会要》卷七八“诸使中·元帅”条作“东畿山东河南诸道节度防?兵马元帅”（下册1423页）。

[19] 《通?》卷二一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子“诸郡当贼冲者，始置防?使”，15册6937页。

[20] 《旧唐书·李光弼传》，10册3306页。参《通?》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七月辛巳条，15册7078页。《唐大诏令集》卷五九收有任命制文，作《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其职衔有“仍为天下兵马元帅赵王?S副，知节度行营事”，时间标明是“乾元二年七月”（第316页）。

[21] 《通?》卷二二四，15册7205页。参《新唐书·段秀实传》（16册4850页）、《旧唐书·段秀实传》（11册3585页）。

[22] 《通?》卷二二四，15册7208页。参《新唐书·严郢传》（15册4728页）。

[23] 《通?》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二月，16册7278页。

[24] 《通?》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丁卯条，15册6984页。参《旧唐书·玄宗纪下》，1册234页。

[25] 《唐大诏令集》卷三六，“命三王制”，第155页。参《文苑英华》卷四六二，贾至“玄宗幸普安郡制”3册2351，中华书局影印，1966年版，1982年7月第2次印刷；《全唐文》卷三六六贾至“元宗幸普安郡制”，4册3719—3720页。

[26] 参《通?》卷二一七，至德元载三月，15册6957—6958页。

[27] 《通?》卷二一八，至德元载七月，当真卿得知李亨即位後“以蜡丸达表於灵武。以真卿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SPAN>访、处置使，并致赦书，亦以蜡丸达之。真卿颁下河北诸郡，又遣人颁於河南、江、淮。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於灵武。”（15册6991页）

[28] 参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第二章第二节第三小节“以襄州为枢纽的江汉漕路”，第33—35页，中华书局，1986。另，代宗广德初，郭子仪自商州进收京师，置“粮料使”以负责军队的供给（参胡三省注，见《通?》建中四年八月壬戌条，16册7350页），这说明子仪所部由中央供给。

[29] 《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下册1536页。两唐书《杨炎传》也有记载，但它们是以编纂者的口气来叙述的，只有《唐会要》明确说明这是杨炎的奏疏。关於两税法的条文，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进行了罗列、比勘，见该书第一编，下册706—726页，中华书局，1987。这个概括是杨炎要求实施两税时作出的，其可信程度如何呢？首先，从安史之乱到实施两税三分法，其间相距不过二十几年，杨炎对这期间的追述和概括不会因不谙情由而姑妄言之。其次，从赋税改革所实施的具体措施来看，它所确立的赋税三分的征收程序和分配原则，针对的正是“四方大镇，又自给於节度、团练使”，“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的情况。当然，杨炎为了强调他所主张的赋税改革的必要性，也可能故意夸大了当时财政混乱和困难程度，如“正赋所入无几”的概括，但他对军需由军队自供的概括，却无夸大或不实。

[30] 《新唐书·食货志二》明确提出“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但将时间?於宪宗时（5册1359页）。实则在实施两税法时即已三分，见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第1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31] 参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八章、第九章；张国刚《唐代藩镇财政收入与分配》，见其《唐代藩镇研究》第11篇，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32] 《新唐书·食货志二》，5册1353页。

[33] “食货志”记载的是有关经济的典章制度或具有制度意义的事例。显然，《新唐书》的编纂者是将“食出界粮”当作一项制度来看待的。其它文献对此事的记载更为明确，见前谭英华书所引。《通?》所谓“仰给度支”（16册7346页），就是指经费由中央财政拔付；《册府元龟》所谓“以台省官一人司其供亿”（6册5786页），说明具体的支出，也是由中央政府负责，诸道节度使并不插手。

[34] 《通?》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六月庚戌，16册7346页。

[35] 对两税法，人们重视的是赋税征收标准和内容的变化，即由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变成了以资产为准的以地户税为主要内容的两税；重视的是三分定额的确定，却没有注意到在确定“送使”的定额时，所附加的关於“出界粮”的规定。因此，在有关两税法的记载中，缺少了这项附加内容，因此也就都不再能言及其渊源。

[36] 《廿二史??记》卷二十“唐节度使之祸”条，《廿二史札记校证》本，王树民校证，上册429页，中华书局，1984。

[37] 《大唐六典》卷五，第121页。

[38] 《通?》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壬子条，15册6847—6851页。其它节度使的表述均如此。

[39] 《通?》卷二一，景云元年，14册6660页。

[40] 《通?》卷二一二，开元九年末，14册6749页。

[41] 在时间上，我们以正式设置节度使为准；在材料的使用上，传记、墓志及叙述文字都可能对人物的职衔有所增删乃至改动，任命诏敕或题记则较为原始，所以我们就尽可能使用这类材料来作说明。《文苑英华》卷四五二至四五八“翰林制诏·节镇”中集中收录了任命节度使的原始诏命，虽然其中不无删减，但仍可从总体反映其全貌。另《唐大诏令集》及《全唐文》中也有收录，只是不如《文苑英华》所收较为集中。《册府元龟》卷一一九、一二“选将”门及卷一二二、一二三“征讨”门中也有集中记载，但《册府元龟》重在记事，对职衔多所删削。

[42] 《唐大诏令集》卷五二，第275页。时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

[43] 《唐大诏令集》卷六十，第323页。时在天宝十二载七月。另同书卷五二《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制》：“可兼充河西节度·经略·支度·营田·长行·转运·九姓等使，节度赤水军事，仍判凉州事。”（第274页），时在开元二十六年五月。“节度赤水军事”原作“节度事赤水军”，据《全唐文》卷三一改。

[44] 《文苑英华》卷四五三，3册2299—2300页。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中华书局，1980）将徐商任河中帅?於大中八年，转镇襄州?於大中十年（1册460页）。

[45] 《文苑英华》卷四五二，3册2293页。

[46]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31页，敦煌研究院编，文物出版社，1986。

[47] 同上书，第74页。

[48] 同上书，第6页。

[49] 同上书，第87页。

[50] 《授李尚隐户部尚书益州长史剑南节度?穹檬怪啤罚?/SPAN>“可守户部尚书、兼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持节剑南节度营田副大使兼节度??/SPAN>访处置使”（《文苑英华》卷四五二，3册2291页）。

[51] 《授郑涯山南东道节度使制》：“充山南东道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文苑英华》卷四五三，3册2298页），但在《授李?迳侥辖诙仁怪啤分校?渲跋巫?/SPAN>“充山南节度管内度支营田、襄邓唐随复郢均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文苑英华》卷四五二，3册2295页），便点出了所统州郡。《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充淮南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文苑英华》卷四五四，3册2303页）。

[52] 从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所列节镇名称即可看出这一总体情况。举例而言，如《授李执方陈许节度使、卢弘宣易定节度使制》：“执方可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陈许节度使，弘宣可检校户部尚书充易定节度使”（《文苑英华》卷四四五，3册2314页）。在此制书中提及李执方原任易定节帅，其职衔作“义武军易定节度使”（3册2313页），在有军号的情况下，也标出了所统州郡。《授薛平郑滑节度使制》“可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郑滑颍等州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文苑英华》卷四五四，3册2309页）。

[53] 《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条，下册1425页。“开元九年”原文作“开元元年”，岑仲勉《通?隋唐纪比事质疑》（中华书局，1964）“置朔方节度使”条（第176—177页）、《唐史??c》（上海古籍，1979）卷二“朔方节度使之初置”条（第93页）已作辨正。《唐会要》此处所列州郡、军镇城等亦有歧误，参此二书所作辨正。另，《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条对安史之乱前的节度使的记载中，只有这一处（朔方节度使）记载了它统领有州郡，其它各节度使都只有对军镇守捉的统领，未及州郡；此恐是疏忽所致。这与上举《通?》的笼统记载，大致出於同样原因。

[54] 《唐大诏令集》卷五九，第315页。时在开元二年二月五日。

[55] 《唐大诏令集》卷五二，第275页。

[56] 《册府元龟》卷一一九，2册1428页。参《全唐文》卷三四“命张知运持节赴军敕”，1册373—374页。

[57] 《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条，下册1425页。《通?》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二月己巳条记此事云：“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领太原、辽、石、岚、汾、代、忻、朔、蔚、云等十州。”（14册6755页）上面已说明，《通?》所谓“领…州”是笼统地沿用了《新唐书·方镇表》不恰当的表述方法。

[58] 《通典》卷一七二“河东节度使”条，4册4481页。

[59] 《大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第124页；《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下册1403页。

[60] 《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条，下册1427页。这是神策军设置的最早也最为详细的记载，《通?》卷二二一上元元年七月追述神策之设时，胡三省即引此以为据（15册7096页）。参《通?》卷二一七天宝十三载七月条及胡注（15册6927页）。

[61] 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认为“侧近军州”就是城傍，见其《唐代制度史略论稿》，264—26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按，如果城傍是专称，那么在唐廷的正式公文（原文）中，似乎应称此专称，而不应以其它辞汇来代指。因此，“侧近军州”之军州，既包括“城傍”，但也包括上举所谓军事性质的州郡。

[62] 参孟彦弘《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

[63] 《唐会要》卷七八“??/SPAN>访处置使”载天宝九载三月敕：“本置?穹檬梗?罹俅蟾佟H舸笮”赜梢蝗耍?衲芗胬硎?ぃ∽越褚?SPAN class=GramE>後，??/SPAN>访使但察善恶，举其大纲，自?郡务所有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干及。”下册1420页。

[64] 《通典·职官十四·都督》，1册895页。

[65] 《新唐书·方镇表一》“朔方”开元二十二年条，6册1763页。同书同卷“朔方”条，至德元载“别置关内节度使以代??/SPAN>访使，徙治安化郡。”（6册1766页）

[66] 《新唐书·方镇表三》“幽州”开元二十年，6册1835页。

[67] 《新唐书·方镇表四》“剑南”开元二十二年，6册1866页。

[68] 郁贤皓《唐刺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69] 《通?》卷二一三，14册6799页。

[70]《通?》此条胡注称“其後有以边镇节度领??/SPAN>访使者，则关中道固不拘京官，而诸道??/SPAN>访使治所亦难概以定所”，其着眼点在於??/SPAN>访使治所的变更。岑仲勉《唐史??c》卷二“置十道??/SPAN>访使”条也以关内、江西??/SPAN>访使为例，说明??/SPAN>访使的治所前後有变。但是，??/SPAN>访使治所的变更是一回事，是否由节度使兼任又是另一回事。

[71] 参孟彦弘《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後果》，载《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

[72] 《通?》卷二二乾元元年三月“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胡注：“行营节度使始此”（15册7053页）。“行营节度使”并不始此，见本文第一节，但这条却可说明李嗣业是镇西、北庭行营的第一任行营节度使。

[73] 《通?》卷二二，15册7056页。

[74] 《通?》卷二二一，乾元二年正月，15册7068页。参《新唐书》本传，16册4848页。《旧唐书》本传称：“安庆绪奔邺，嗣业与诸军围之，安西辎重委於河内。乃奏秀实为怀州刺史，知军州，加节度留後。”（11册3584页）据此，则朝廷命李嗣业任怀州刺史，仅因其辎重在河内，与《通?》所载略有出入。倘如此，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上述“自供”的理解。但日後此军的移镇及其统领州郡的情况，证明我们的理解不错。

[75] 《通?》卷二二一，乾元二年三月，15册7070页。

[76] 《通?》卷二二四，15册7203—7204页。参《旧唐书·郭子仪传》，11册3464页。

[77] 《通?》卷二二四，15册7214页。

[78] 《旧唐书·段秀实传》：“既至理所（指马?四镇、北庭行营兵迁至泾州——引者），人烟?榫???掴奘场3?⒂侵??熠?U遥管郑颍二州，以赡泾原军，俾秀实为留後，二州甚理。”（11册3585页）

[79] 《通?》卷二二二，15册7132页。

[80] 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三，1985—1986），第四篇“洛阳太原驿道”，1册131—137页。

[81] 《旧唐书·地理志一》孟州条载：“及雍王平贼，留观军容使鱼朝恩守河阳，乃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四县租税入河阳三城使，河南尹但总领其县额；寻又以汜水军赋隶之。”又引会昌三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河阳五县，自艰难已来，割属河阳三城使。其租赋色役，尽归河阳，河南府但总管名额而已。”（5册1425—1426页）参《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7）卷五“河南道·河阳县”及李吉甫按语，上册144页。

[82] 据《新唐书·方镇表》及《通?》，可知这一时期的方镇所统州郡变化很大，分合无常。胡三省注释《通?》本极重视地理，对此变化自然十分留意，常引用其它材料来辨正《新唐书·方镇表》所?地的正误，但却往往虽排比众说而无从断定。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盖兵兴之际，分命节帅以扼险要，其所统之增减离合，随时制宜耳。”（《通?》，15册7060页）不能说他的看法不对，但当时方镇所统州郡即其军费供给之地，而非其军事或行政辖区。随着战事的变化，军队也在不断改变驻地，其军费供给地也因之而不断变化，上举李嗣业、仆固怀恩二例即可说明。这与安史之乱结束，中央与河北对峙局面确定後的情况不同。《新唐书·方镇表》的编纂者及胡三省都未能认识到这种不同，而将日後有相对固定辖区的方镇，与主要是军费供给之地的州郡混为一谈，才导致了这种误解。

[83] 《通?》卷二一九，至德元载十二月，15册7009页。

[84] 《旧唐书》卷一七，10册3265页。

[85] 《旧唐书》卷一一二，10册3347页。《通?》卷一一二，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15册7113），《旧唐书·肃宗纪》同（1册262页）。《旧唐书·高适传》“剑南自玄宗还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节度”（10册3329），校勘记“‘梓’字各本原作‘绵’，《廿二史考?》（《钱大昕全集》本，江苏古籍，1997）卷五九：‘案至德二载，置东川节度，治梓州，绵当为梓字之?。’今据本书卷四一《地理志》改。”（10册3333页）复检《旧唐书·地理志四》“梓州”条，称“乾元後，分蜀为东、西川，梓州恒为东川节度使治所。”（5册1671页）可见，段子璋并非仅是梓州刺史，《通?》、《旧唐书·肃宗纪》所载不完整。

[86] 《唐会要》卷六九“都督刺史以下杂录”，下册1214页。前一条又见《通?》卷二二五，大??/SPAN>十二年五月辛亥，“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15册7245页）。《唐会要》卷七八“??/SPAN>访处置使”条：“大??/SPAN>十二年五月，中书门下奏，开元末置??/SPAN>访使，许其停刺史务，废置由己。请自今已後，刺史有犯赃等色，本道但具状闻奏，不得辄追赴使及专擅停务，差人权摄；其刺史亦不得辄指使出界。未闻奏，皆按常刑。”（下册1421页）可能五月的敕文，就是根据这一上奏而作出的。即使与此奏无关，此奏所反映的“辄追赴使及专擅停务，差人权摄”等亦是事实。此奏及敕文虽标明是针对??/SPAN>访使而言，但从此处所引贞元三年十月敕文中所言广德以後“节将怙权，刺史悉由其令”，可知这类情况也发生於节度使的身上。

[87] 参其《唐代藩镇与中央关?S之研究》，大化书局（台湾），1978。

[88] 参其《唐代藩镇的类型分析》，见其《唐代藩镇研究》第5篇。

[89] 《旧唐书·罗威传》，14册4692页。

[90]《廿二史??记》卷二十“方镇骄兵”罗列汴州、泽潞、徐州、兴元等地牙兵之骄横（上册431—432页）。另，镇海有“随身挽强”，见《旧唐书·李?传》（10册3341页）。参堀敏一《藩镇亲军的的权力构造》，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册，东京大学，1960。

[91] 所谓“销兵”是指裁撤兵员。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提出用兵与销兵是当时党争两派对藩镇的不同态度和对策（第106—107页，上海古籍，1982）。但与用兵相对的是不用兵，不用兵并不等於一定要销兵。之所以提出“销兵”而不仅仅是不用兵，说明时人已认识到地方军人集团的问题。它针对的是地方军人集团，而不仅仅是对藩镇用兵与否的态度。

[92] 对造成“藩镇问题”的原因，学术界曾经有过讨论。其中，从士兵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利益着眼进行的讨论最具启发。较早注意骄兵与“藩镇割据”之间关?S的是胡如雷先生，他认为唐五代职业兵之所以会反对节度使或为节度使用来反对中央，其原因在於国家供给的是士兵本人，其家口不在供给之列（《唐五代时期的骄兵与藩镇》，刊《光明日报》1963年7月3日史学版）。这种认识，要比其同时代人从“庄园经济”等着眼所进行的分析合理得多。但士兵家口实际上也可得到供给，参张国刚《唐代健儿制度考》第三节“健儿的待遇与家口粮问题”，见其《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杨志玖先生也认为由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充任的职业雇佣兵是“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军士支配藩镇而不是相反（《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刊《历史教学》1980年6期）。张国刚先生又进一步进行了论证，认为士兵之所以要“割据”，是为了与中央瓜分财政收入，与军费开支地方化密切相关（《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见其《唐代藩镇研究》第4篇；《唐代藩镇的动乱特点》，同上书第6篇）。按，由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来组成军队，并非只有唐朝；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瓜分财政），更是通例。为什麽唐後期的军人可以实现其对政治的控制和对经济的瓜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93] 《通?》卷二二二广德元年六月庚寅，15册7144页。

[94] 《旧唐书·哥舒翰传》，翰投军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补为衙将”（10册3212页）。《通?》卷二一七至德元载正月丙辰，濮阳客尚衡起兵讨禄山，“以郡人王栖曜为衙前总管”（15册6051页）。虽是民间起兵，但其设官分职，恐要照当时官方职位来设。《通?考?》在叙述至德元载对安史叛军的抵抗时，曾引杜牧《张保皋传》、《幸蜀记》。这两部书中曾言及“牙门都将”（《通?》，15册6953页）、衙前总管（《通?》15册6967页）。但安史乱前的军将很少从衙将迁升者，这与安史乱後的情况迥然不同，说明当时衙军在军队中的地位尚不重要。

[95] 《唐会要》卷七八“??/SPAN>访处置使”所载天宝九载三月敕，下册1420页。

[96] 关于节度使与观察使之间的区别，参本书第 篇“中央对藩镇的控制”。

[97] 《通?》卷二三六，永贞元年八月癸丑，16册7620页。参《旧唐书·韦皋传》，12册3827页。

[98] 《旧唐书·李?传》，10册3341页。参《通?》卷二三七，元和二年十月：“先是，?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各使杀其刺史。”（16册7640—7641页）

[99] 他在任润州刺史兼盐铁使时，即“增置兵额，选弓矢者聚之一营，名曰‘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鬓者为一将，名曰‘蕃落健儿’。”（《旧唐书·李?传》，10册3341页）。此後朝廷设镇海军，以之为节帅时，他所豢养的“挽硬随身”、“蕃落健儿”一定是随之赴任的；这些人又成了他的武力核心。关於方镇对州之控制，可参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和镇将》第四章及《支那中世纪的军阀》第二章（均见其《东洋史学论集》第一卷，三一书房，1980），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S之研究》第三章。

[100] “河朔化”是指像河朔那样父死子继，割据於中央。河朔地区的这一政治格局的确立，是中央与安史余部达成并执行“河朔故事”的结果。关於这一问题，我将在《释“河朔故事”》中详述。

[101] 裴氏的这条规定只是针对观察使而未包括节度使。《旧书》本传称“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故江淮稍息肩”（12册3991—3992页），可知其立法本意是要限制江淮财赋所出之区，方镇对州郡的取索；但在客观上，确也削弱了这些地区方镇对州的控制力。至於节度使，其养军费用颇高，加之所辖之地多为战略要地，屡经兵火，经济情况远非江淮可比。即使这一规定施之於此地，其实际收效恐非显著。参《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下册1539页）、《通?》卷二三七元和三年九月（16册7654—7655页）；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第九章第一节，第233—239页。另，参日野开三郎《藩镇体制与直属州》（刊《东洋学报》第43卷4期，1961），郑炳俊《唐後期的地方行政体系》（刊《东洋史研究》第51卷3期，1992）；郑氏文主要探讨的是支郡与观察使的关?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