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兆征与中共六大

时间:2022-07-06 05:26:08

【摘 要】党的六大于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苏兆征参加了会议筹备工作,是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之一。本文详细叙述六大的召开背景、会议经过及历史意义,论述苏兆征在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及所起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苏兆征;中共六大;大革命;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

1928年6、7月间,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苏兆征,是这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本文将详细叙述中共六大 的召开背景、会议经过及历史意义,论述苏兆征在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及所起作用和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共党内在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后,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并使保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再度遭受损失。因此,对于国内和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前途、当前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革命任务等等,急需进行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而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斗争策略,继续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历史任务,而完成此项任务,必须要召开一次新的党的代表大会。

为此,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筹备召开党的六大问题。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的苏兆征,积极参与了六大筹备及会前决策工作。在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苏兆征与其他代表们一致讨论并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之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①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瞿秋白、李和苏兆征等中央领导人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计划“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集”。《决议》对于代表选举办法及会议议程等都作出了初步规定,内容大致如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报告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与策略;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及策略;土地问题;革命的工会之任务;党的组织任务;共青团的工作;中央委员的选举和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团成员的选举,等等。

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八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任弼时、罗亦农、和邓中夏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强调“召开党的六次大会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至于会议召开日期,大致定于本年3月间举行。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党的六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并相应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例如大会议程中,除了11月扩大会议所决定事项之外,还决定增加一个“党纲问题”,由中央在两个星期之内写出党纲草案大纲,征求各地意见;其他各项讨论大纲,也需于近期发出征求意见。关于各个讨论大纲的起草工作,也作了适当分工。党纲草案大纲,由瞿秋白、罗亦农负责起草;工会运动问题大纲由工委负责起草;青年团问题大纲由团中央负责起草;农民土地问题大纲和政策问题大纲,由瞿秋白负责起草,等等。

当时全国各地白色恐怖弥漫,在国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极其困难。1928年2月中旬,经瞿秋白、苏兆征等中央主要领导人研究,决定致函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批准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代表团届时派员参加六大。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国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苏联境内召开;同时对中共六大的议程及出会代表人数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并提出六大可否在4月份举行。

中共中央接共产国际复电后,认为4月间召开六大时间比较仓促,但大会必须尽快召开,此次大会是“重造我们党的大会”,为此应该加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并应立即着手准备各项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告,规定各地出会的代表人数,同时着手安排各省出会代表的启程时间。中央还决定临时政治局常委李留守国内,与任弼时、罗登贤等组成常委会主持国内工作。

由于1928年3月间要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2月间,苏兆征在上海先后主持召开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会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便先行离开上海,前往苏联。他化装成到外地做生意的商人模样,在海员掩护下,乘坐一艘外国客轮,秘密离开了上海,辗转抵达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3月18日开幕。中国工会代表团由15名代表组成,苏兆征担任团长,李震瀛为秘书长。在大会开幕式上,苏兆征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代表中国工会代表团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及其英勇斗争的历程,以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阶级继续英勇反抗反动派的斗争情况和经验教训。苏兆征的报告引起了到会各国代表的重视。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行动大纲》、《中国》等决议。大会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劳动人民反对、反动集团的斗争,号召世界各国革命工人从政治、经济各方面给予中国人民大力支援。大会选举新的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苏兆征被选举为执委会执行委员,直接参与国际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①

大会闭幕后,苏兆征留在苏联,具体参与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4、5月间,参加六大的各省代表,按照中央安排,先后经大连、海参崴等地,前往苏联。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也于5月间启程前往苏联。至6月初,各省代表抵达莫斯科的,已有五六十人。

6月7日,党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邓颖超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等几个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决定于6月12日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以进一步做好大会的具体安排。

6月12日左右,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向忠发及黄平等同志,他认真倾听中国同志介绍关于中国国内革命斗争形势与经验教训等情况,发表自己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他着重分析和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当前中国革命的高潮与低潮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让大家更易于理解这一问题,他还列举了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情况来加以说明。②

1928年6月14日至15日,瞿秋白、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黄平、邓中夏、项英、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等21人举行了一次实为预备会议性质的政治谈话会,布哈林以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就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当前革命形势、党在今后的革命方针路线以及城市、农村工作与工农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还研究讨论了准备提交六大的政治报告。在两天的座谈会上,与会者着重讨论诸如当前国内革命形势、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其教训、八七会议后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以及党组织的改造与建设等问题。

6月17日,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了各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19名,其中包括苏兆征、瞿秋白、、项英、关向应、向忠发、李立三、杨殷、邓中夏、蔡和森等人以及国际代表斯大林、布哈林等;通过了大会秘书长为、副秘书长为黄平、罗章龙;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为、苏兆征、杨殷、李子芬等7人,以苏兆征为主席。当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开了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苏兆征等16人出席。会议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人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会议还具体讨论并通过了大会议程及大会会场规则、议事细则等事项。在这次大会上,将有国际代表报告(布哈林)、中央委员会报告(瞿秋白)、组织问题报告()、农民土地问题报告(李立三)、章程草案报告(邓中夏)、苏维埃问题报告(苏兆征)、军事问题报告()、职工运动问题报告(向忠发)、宣传问题报告(蔡和森)等,并准备就上述报告组织代表们进行讨论,相应通过各项决议。当晚,瞿秋白继续主持召开大会预备会议,再次审议了主席团的组成、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人选、大会议程以及审查委员会的组成等问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会址位于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栋建筑物内,这里原是十月革命前当地贵族的一座别墅。出席六大的代表共142名(其中正式代表84名),代表全国4万多党员。出会的广东代表团共19人,苏兆征是广东代表团的正式代表。

在开幕式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以及苏共等代表团亦参加了开幕式,并在会上先后致辞。苏兆征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上致辞。他回顾了党的五大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反抗集团屠杀政策的经过,并呼吁党要继续英勇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在发言中表达了全国工人阶级对六大召开所寄予的厚望,坚持党要继续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大会确认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总任务是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明确当前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二)彻底的平民式的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武装起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①

大会正确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政治决议案》指出:“要确定目前策略的路线,首先要求对于目前形势之正确的估量。大会充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明显地指出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现时没有革命高潮,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现实比中国革命力量大,他们虽有剧烈矛盾,但对于压迫革命是一致的;然反动统治根本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并且已有象征”,“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②

大会认真总结了前段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展开了批判。一方面,代表们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党内当前的主要危险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大会对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题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的意见;认为如果不重新创造无产阶级的基础,党的布尔什维克的根基就无法建立。大会还指出党内存在的形形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正是党在政治路线上发生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党应该坚决起来奋斗,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

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的苏兆征,会议进行期间,工作活动十分繁重。为了引导会议有序和高效地进行,大会决定将主席团成员划分为五个组,每天上、下午各由一个组主持会议进行。其中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项英和王凤飞共五人编为第一小组。苏兆征主持了大会期间的一些会议,他就大会所作政治报告、职工运动问题、广州起义问题等,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在6月19日召开的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上,苏兆征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会上作了关于出席代表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出席六大的代表可分为:一、各省选出的正式代表(84名);二、中央指定参加的代表(53名);三、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4名);四、特约代表(1名)。84名正式代表的成份是:工人44名,农民6名,知识分子34名。关于代表权问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各省正式代表有发言权及表决权,中央委员、参加代表及特约代表只有发言权,等等。会议同意苏兆征的报告。

大会进行期间,为了便于深入研究有关问题,取得积极成果,成立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湖北问题委员会以及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等。苏兆征参加了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苏维埃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财政审查委员会等的工作,且担任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的召集人,主持相关活动。

苏兆征亲自主持广州起义委员会的讨论,并在会上发表了看法。他详细叙述了广州起义的经过、广州苏维埃政权的运作情况以及工农兵群众在起义斗争中的英勇表现,深刻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经讨论,大会认为“南昌武装起义,秋收武装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认为“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在客观上,广州武装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大会也提出,广州起义过程中,起义领导机关主要错误是发动工农群众及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充分”;起义失败后没有及时从直接的武装起义,“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大会根据代表们的提议,全体通过把广州起义的时间,“每年十二月十一日,党要纪念它,要号召千百万劳动群众纪念它。”①《政治决议案》明确“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的经验”,②同时“去研究它的教训,去完成它的伟大历史事业。”③

苏兆征坚决拥护大会的正确路线,积极参与关于党在前阶段领导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赞成大会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正确论断,同意大会关于中国革命任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的深刻分析,拥护大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策略和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的有关决定。他还态度鲜明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虚心检查了自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工作期间以及领导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过程中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邓中夏回忆:“苏兆征在‘六大’上曾与右倾的观点和盲动的情绪作了激烈的斗争。兆征同志在此次大会中拥护国际正确路线屹然不稍动摇,言辞十分激切。因此右倾者说他有肝气病,实则兆征同志为了政治主张,故对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不稍宽假也。”④

最后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之前,大会成立了选举委员会,由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项英、余茂怀及一名国际代表组成,负责主持选举工作。经代表们认真酝酿,苏兆征、任弼时、、、彭湃、杨殷、蔡和森、项英、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等23人当选为六届中央委员,邓中夏、史文彬等13人为候补中央委员。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苏兆征代表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在闭幕会上致辞。他阐述了大会召开的历史意义,强调大会所确定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明确当前中国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说,过去的错误,大会把它收集起来埋藏了,我们得到了新的正确的路线。我们相信一定能够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得到胜利。现在中国革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我们一定要争取成千上万的群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武装起来,投入新的战斗,努力实现六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和策略,努力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胜敌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7月19日,新的中央委员会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蔡和森、瞿秋白、向忠发、共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共7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与项英均获得22票,在7名正式委员中排第一位。会议还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8人,其中正式常务委员5人,即苏兆征、向忠发、项英、、蔡和森,候补常务委员3人,即李立三、徐锡根、杨殷。

7月20日,新的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关于中央常委和各部的组织与分工等问题,决定由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主笔,杨殷为军事部部长,李立三为中央农委书记,张金保为中央妇委书记,苏兆征担任中央工委书记职务。

六大期间,代表们还选出了苏兆征、瞿秋白、等20人为出席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苏兆征担任代表团书记。①

7月1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亦在莫斯科举行。苏兆征代表党中央并以名誉团员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向大会致辞,“中国青年工农在过去革命阶段中曾表现出很大的力量,往后中国青年工农群众的革命作用还要增长。这是他们的悲惨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的。所以中国共青团应该了解自己的使命,应该艰苦的训练并领导广大青年工农群众一致走上革命道路。为此,党员必须对团有更多的指导。”②

党的六大,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大会制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之一的苏兆征,对于党的六大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1927年8月),《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44页。

①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

②《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8页。

①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页。

②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1页。

①六大关于《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8页。

②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1页。

③六大关于《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78页。

④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苏兆征研究史料》,第343页。

①向忠发:《悼苏兆征同志》,《红旗》第15期,1929年3月9日。

②转引自少峰:《悼念苏兆征同志》,《列宁青年》第1卷12期,1929年4月1日。

上一篇:梁嘉与广东青年抗日救亡运动 下一篇:“Hope China’s Cultural Relics Census W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