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提“人生艺术化”

摘要：人生艺术化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源，它要求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涵养人格与心灵，倡导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人生精神。这种理论与中国传统文人的艺术化生活方式、西方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思潮及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潮等产生了不同的张力，在今天具有积极的文化批判意义，需要我们在理论上重新清理、传承、建构。

关键词：文艺美学；艺术作品；人生艺术化；审美人生；艺术精神；民族传统；重构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

所谓“人生艺术化”就是以美的艺术精神来涵养人格与心灵，促使生命的审美建构与人生的诗性创化。“人生艺术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远功利而入世的审美人生精神。它要求主体践履审美、艺术、人生之统一，追求建构以无为精神来创构体味有为生活的审美化人生旨趣，其实质是崇尚超越小我纵身大化的审美人格情韵和生命过程的诗性自由升华。

一

“人生艺术化”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中国现代美学、文艺、文化的有关思想学说。它是民族美学精神、艺术品格、文化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一种创造性建构。从理论史来看，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的相关思想初萌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1919年，田汉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较早提出了“生活艺术化”的口号①。20世纪20年代初，宗白华在多篇文章中多次提及了“艺术人生观”、“艺术式人生”、“艺术的人生态度”、“艺术的生活”等概念②。田汉强调超越现实生活之痛苦，宗白华宏扬建构艺术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他们都体现出将艺术之美、艺术精神和人生、生活相联系，力图使后者获得超越、提升和美化的思想倾向。这些表述虽缺乏翔实丰满的论证，但从其精神倾向看，可说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最初萌芽。

“人生艺术化”命题的核心精神奠基于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由前期对文学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对艺术和美的价值意义的追寻。他在《“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为学与做人》等文中不仅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化”的命题，还将其精神明确定位为不有之为的“趣味主义”③。应该承认，趣味的范畴非梁启超首创，但梁启超却是中西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趣味从中国传统文论的艺术范畴和西方美学的纯审美范畴拓展到人生领域的美学思想家。他不仅从哲学层面建构了趣味的范畴和趣味主义的原则，又从艺术、为学、教育、劳动、生活等具体的实践层面剖析了如何贯彻趣味原则从而建构趣味化（即艺术化）生活的具体方式与途径。梁启超提出，趣味具有“生命”、“情感”、“创造”三要素。“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喜欢做便做”，这种“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的生命创造境界就是“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相统一的“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即不有之为的“趣味化艺术化”的境界④。它的要旨是“责任”与“兴味”的统一。所谓“责任”是宇宙众生运化的大境界。所谓“兴味”则是个体情感的激扬勃发。梁启超认为，只有秉持不有之为的生命实践精神，才能实现生命之“责任”与“兴味”的统一、生命主体和外部环境的和媾。它倡导实践主体由情而动，有真性情，有大情怀，能将小我生命之兴味与众生宇宙之运化相融通，最终超越小我之成败得失而体会不有之为的大生命创化之“春意”。这种人格情怀与生命境界在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人格精神与壮美的生命境界，是在激扬情感、精神至上、消融小我中使生命从烦闷至清凉，由平淡显灿烂。其精神作为一种生命与美的极致，宏扬的是生命创造的激情与信念。因此，梁启超的“生活的艺术化”非逃避责任，也非游戏人生，而是要求个体从生命最根本处建立纯粹的情感与人格，实现生命创化的大境界大价值，并从中体会到生命活动的美与诗意。因此，这种“趣味主义”我个人认为其实质非不为或无为，而是不有之为，落脚点还是“为”，追求的是“为”之“不有”品格与境界。可以说，梁启超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开启了融哲思与意趣为一体的趣味生活的实践方向，由此也奠定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精神的核心旨趣，即以无为品格来实践与体味有为生活，追求融身生活与精神超越的统一。这种融审美与人生为一体、强调有为与无为的对立统一的人生艺术化精神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美学最具特色的精神传统之一，它在苦难的现代中国获得了热烈的反响，特别是在当时的知识群体中。

“人生艺术化”命题的理论表述成型于朱光潜。1932年，朱光潜在《谈美》中专列了一节“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他较为集中而具体地发挥丰富了有为无为的对立统一命题及其审美超越精神，并第一次明确将这一命题表述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提法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逐渐定型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光潜着重从艺术切入，他把“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视为艺术精神的要旨，强调我们的学问、事业、人生都要象创造艺术品一样贯彻美的艺术精神。朱光潜对艺术的审美本质及其美感要素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提出，“人生的艺术化”既是“人生的情趣化”，也是“人生的严肃主义”。⑤朱光潜的思想承续了20世纪20年代前半叶尤其是梁启超的致思方向，他改梁启超的“趣味”为“情趣”、“生活的艺术化”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不仅是文字的变化与承续，更是在内在旨趣上承续了梁启超以不有之为的趣味精神来觉醒人性改造社会的精神意向。当然，朱光潜也有自己的特点。梁启超的“趣味”强调的是情感在生命美创造中的意义，主张提情为趣，强调生命应在不有之为的创造中超越小我体味“春意”。朱光潜的“情趣”则主张在生命实践中融创造与欣赏为一体，不仅要践履“无所为而为”的创造精神，还要彻行“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精神，从而化情入趣。可以说，梁启超更侧重于在创造中实现与体味生命的趣味。朱光潜则更钟情于在玩索中品味与提升生命的情趣。但他们所体现的关注人生、崇尚艺术、在精神上追求超越的人生美学意向则是一致的。

“人生艺术化”是一个集体的成果，它在历时性的发展、丰富、完善的过程中与共时性的冲突、互补、交融的状态中，逐渐丰富并明晰了自己的核心精神与主导品格。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命题曾引起诸多学人与艺术家的关注，包括丰子恺、宗白华等在内，均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此命题，并共同丰富拓深了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与精神特质。丰子恺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强调艺术的生命在于趣味，倡导生活乃大艺术品。丰子恺主张审美应以童心为根本，以绝缘为前提，以同情为要旨。童心的本质在于真率。因此，在丰子恺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拥有真率人格的人，而理想的人生就是以真率的艺术态度与精神来建设的艺术化的人生。丰子恺的人生艺术化思想承续了梁启超开创的趣味论人生美学传统，同时他又围绕着艺术、美、人生，通过对“童心”、“绝缘”、“同情”等范畴的阐释，着重从美育角度切入并创建了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之“真率”人生的范式。丰子恺身体力行，理论实践并进，在中国现代审美、艺术、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30至40年代，宗白华一往情深于艺术和美的体悟与诠释。他将“意境”的范畴纳入到人与世界的整体关系格局中，提升到人生观、宇宙观的形上层面予以诠释。在中国审美与艺术史上，宗白华第一次深刻地窥见了艺术意境的生命底蕴与诗性本真。他指出意境的底蕴就在于“天地诗心”和“宇宙诗心”，它有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三个层次，也就是从“情”到“气”到“格”，从“写实”到“传神”到“妙悟”⑥。飞动的生命和深沉的观照的统一，至动和韵律的和谐，缠绵悱恻和超旷空灵的迹化，成就了最活跃最深沉、最丰沛最空灵的自由生命境界，使每一个具体的生命都可以通向最高的天地诗心，自由诗意地翔舞。由此，宗白华的意境论不仅是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深刻发掘，也是对诗意的审美人格和诗性的审美人生的现代标举。宗白华的意境论不仅强调了至动而有韵律的生命之美，实际上也是对生命诗性自由超越的一种中国式建构与想象。宗白华的思想与成就是中国现代美学诗性精神绽放的巅峰之一，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命题中的绚烂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