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

摘 要:诗经中的很多诗歌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风俗。《氓》和《谷风》两首诗歌从被抛弃的平民女子的角度诠释了当时社会上普通女性的婚姻状况。即婚姻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又摆脱不了社会礼仪制度的约束。尤其是休妻制度更是让广大的女子深受其苦。

关键词:平民女子;自由;约束;出妻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90-01

一部《诗经》,传唱了几千年,也研究了几千年。这种永恒的魅力既是源于她所具有的文学色彩,也源于她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状况。从民俗史的角度看,亦可略见一斑。例如《诗经》里有很多的诗篇就深刻而生动的反应了先秦时期的婚俗。不管是浪漫温馨的爱情诗,还是幽怨缠绵的思妇诗,或者哀怨悲愤的怨妇诗,都是当时妇女的婚姻状况的曲折反应。尤其是其中的怨妇诗更可见当时妇女婚姻生活中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这里的怨妇,有的是平民女子,有的是贵族公主,还有的甚至是被废黜的王后。这些诗,或诉丈夫无情,或恨自己的无知人之明,凄凄楚楚哀婉动人。《邶风·谷风》、《卫风·氓》两篇就是《诗经》中的弃妇诗。这两首诗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抒情主人公都是普通的平民女子。从诗中我们可以管窥当时平民女子的一些婚姻状况。

一、婚恋有着一定的自由

《卫风·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两人先有“总角之宴”的欢愉,接着相互爱慕而“信誓旦旦”,然后是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计划未来。最后终于是“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邶风·谷风》中有“不念昔者,伊余来墍”,也能看出两人也曾海誓山盟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婚嫁应该还是有着一定的自由度的。其原因,我认为可能有三

(一)受远古社会古风流韵的影响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曾经历了原始群婚、血缘群婚、亚血缘群婚、对偶婚等形态。也就是说是一个从婚恋极度的自由到相对约束的过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基本实行了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的所谓的规范,各种婚姻礼制度也基本得以确立,上层社会与民间的婚姻之礼也日趋规范。但远古社会的原始婚俗之遗风却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原始婚俗与文明礼俗共存的现象。这些从《诗经》中大量的恋爱诗可以窥见。因为如果有着严格的礼法制度的话,不可能会有自由恋爱的可能。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表达炽热情感的爱情诗。

(二)与当时特殊的社会现状有关

西周春秋时期,社会战乱频繁,再加上生活医疗条件的限制,人们的寿命相对短暂,所以各个朝代和国家的统治者们都把人口的增加看做是政治的重心。那么婚嫁和生育自然提到首位。《周礼·地官·司徒》说:“仲春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从中可以看出上层统治者对自由婚恋的相对容忍的态度。

(三)受“礼不下庶人“的社会习惯的影响

当时的等级制度森严,周朝建立的那些象征文明社会的礼仪规范已相对被上层社会所接受,所以自由恋爱之风在上流社会不太盛行,但在民间,毕竟是“礼不下庶人”,社会对平民子女还是有着相对的容忍度。就像后代裹脚的大多是大家闺秀一样,平民女子基本没有多少的机会身居闺阁,这样就有了自由恋爱的空间和时间。所以《氓》中的“氓”能够和抒情主人公通过“贸丝”而互通心曲。

二、婚嫁受礼制的相对约束

虽然当时的平民女子由于社会地位等的原因,拥有一定的婚恋自由,但是婚嫁依旧受社会礼乐制度的影响。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亦很重要。《氓》中的女主人公有“匪我衍期,子无良媒”的顾虑,说明媒人是取得婚姻合法性的一个前提条件。个人感情需要取得社会的认可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典籍所载,至迟在周代就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婚姻“六礼”,《仪礼·士昏礼》言婚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最后是男子乘车到女家门外迎女。《 氓》中的“良媒”“为期”“车来”“贿迁”等就鲜明的体现了当时的婚嫁的一些程序。

三、出妻时无理亦无据

早在原始社会,女性主宰世界。《淮南子· 览冥训》中有“女娲补天”的神话。随着男性地位的一步步提升,女人们便也随之一步步步入了苦难的深渊。男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保护自己的特权,以防别女人们重新夺权。其中对于婚姻关系的界定就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解除婚姻关系在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确立的男方家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大戴礼》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不顺父母(公婆),为其逆德;无子,为其绝嗣不孝;淫,为其乱族;妒,为其乱家;有恶疾,为其不能共同生活;口多言,为其离亲;盗窃,为其反义。只要女子有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就可以合礼、合法的解除婚姻关系。《礼记·内则》载“子甚宜(爱)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表明婚姻关系能否持续与夫妻感情无关,婚姻关系从开始到解除完全由父母控制。夫家为了维护夫权和家族利益,可以轻易找出“七出”中的一条为借口,使女子陷于被遗弃的悲惨境地。而实际上很多时候男性休妻是不需要理由的。丈夫可以离弃妻子,离婚是男人的特权,女子成为男人可以随意处置的部分。《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庭贫困和经过辛勤劳动而逐渐富裕,这可以说应该可以算是糟糠之妻吧。完全符合当时“三不出”中的“前贫后富贵不去”。然而,结果恰与其相反。《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回到家中,不但不被兄弟所同情和理解,反而“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因为毕竟自己的兄弟也是男人啊,保护自己同胞们的特权是他们职责。这种社会的合力作用下,那个可怜的女人只能告诫后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可怜而又可叹。这都充分说明男权统治下的婚姻制给妇女带来的悲剧命运。

四、女性在婚姻中有强烈的依附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中国古代礼制和法律视夫妻为一体,夫妻财产不划分,但财产的所有者和支配者属于男子。(丈夫或长子)妻附属于夫,夫死附属于长子,无独立的人格。所以家庭生活中,妻虽有夫授权于她管理家事的责任,但对家庭的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无自由处分权,妻因婚嫁所得财产即妆奁,也归夫家所有。”所以,《谷风》中的那位怨妇不禁发出“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得”呼号。“妇女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又无完整的人格权利,始终无法摆脱‘事人’,‘服人’,依附于男子的状况。对于大多数的妇女而言,失去了丈夫就失去了依附的主体,从而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综上所述,《氓》和《谷风》虽然只是一篇篇短小的诗歌,但它们和其他的许多恋爱诗、(文秘站:)怨妇诗一起,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婚姻习俗。要而言之,在这样一个一步步走向男权社会的时代,女性们已经渐渐的沦为男性的附庸,开始了她们漫长的苦难生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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