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二战胜利果实为何落入战败国日本之手

历史证据证明，及其所属岛屿都是中国的领土。近日围绕着的问题，中日外交斗争日益突出，跟日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历史上的琉球古国也没有关系。日本人把原本不是它的琉球国强占后，又反过来说属于琉球国，属于日本。历史上由于中国人受到的儒学教育，使得中国人视仁义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两度丧失了对琉球群岛的拥有。一是“球案”中，李鸿章的“义”终将琉球国送到日本侵略者口中；一是“二战”中，的谦卑使琉球群岛最终落入战败者日本人的囊中。

历史，让中国人明白，儒学对中国的外交有其负面的影响。

一

日本吞并琉球处心积虑，由来已久。由于日本国神国观念和海外扩张思潮的涌起，本身还作为藩属国置身宗藩体制之中的日本，开始寻求打破以中国为主的“华夷国际秩序”。

1609年的萨摩藩侵犯琉球国事件，可以看作是日本打破宗藩体制的开端。原本与历任琉球国王一样，日本室町幕府的足利将军也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自萨摩藩入侵琉球后，日本从此掌控了琉球国，使它成为日本萨摩藩的附庸国。每逢琉球新王即位，或江户幕府将军更替，琉球国都要派遣使团到日本江户，进贡方物、递交贡表，史称“上江户”。

斗转星移，转眼进入19世纪上半叶，沉重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后，以朝贡与册封为核心的宗藩制度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日本人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以吞并琉球为契机打破以中华宗藩体制为框架的“华夷国际秩序”。

1868年，日本借明治天皇改元之际，要求琉球国进庆贺表，并着手施行废琉球藩置冲绳县的计划。1872年，在日本人威逼利诱之下，琉球国尚泰王依照给中国皇帝的进贡表模式，向明治天皇呈上表文。表文最后不仅落款为“琉球国中山王”，还用清朝的年号，日本人大为不满。为此，日本明治政府要求琉球使者改写表文。在日本外相的授意下，表文重写，去掉琉球国的“国”字，和“中山王”字样，并改掉清朝的年号，换上“明治五年”的日本年号，目的就是要否定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华夷国际秩序”。

面对日本吞并琉球的企图，清朝政府虽然进行了干涉，还请西方各国帮助调解，但由于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深远影响认识不足而陷入了处处被动，任人摆布的境地。

对日本吞并琉球，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极力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的态度。他分析日本国内的情形说：“日本国小而贪，自防不暇，何暇谋人。该国债逾二亿，因去年萨乱，民心不靖，复议减租，国用日绌。”而且日本“陆军常备额止三万二千人，海军止四千人，轮舰止十五号，多朽败不能用者”，“此种情形，无可掩饰，其不敢开边衅必矣”。他提出在同日本交涉中应据理力争，即使以兵力向日本施加压力，也不必顾及有引发中日战争的危险；并进一步指出，若一任日本胡作非为，其“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球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 因此他提出了对日本的三种办法：“一为选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必争；一为据理与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儆；一为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 后来编制陆廷黻等也赞成何如璋对日本持强硬态度，并上《请征日本以张国威折》，言可征理由有三：一为岂有大国甘受小邦之侵侮之理；一为不服日本难以复琉球；一为明代倭患的惨剧不能重演 。

对此，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另一些人持不同看法。李鸿章批评何如璋“所陈上、中、下三策，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列出的理由是“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春秋时卫人灭邢，莒人灭，以齐晋之强大不能过问，盖虽欲恤邻求患，而地势足以阻之”。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支持李鸿章的意见说，“琉球之于中国鸡肋可投，中国之于琉球马腹难及” 李鸿章认为，“球案”的解决，“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日人自知理绌，或不敢遽废蕃制改郡县，俾球人得保其土，亦不藉寇以兵，此虽似下策，实为今日一定办法”。“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国虽未必助我以抑日本，而日本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球国而占其地” 。总理衙门在奏折中也说，“日本自台湾事结后，尚无别项衅端，似不宜遽思用武。再四思维，自以据理诘问为正办” 。最终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命何如璋等相机筹办。

实际上，清廷对日本侵占琉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考虑到中国失去作为藩属国的琉球之后在整个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削弱的问题。换言之，即对日外交策略依然沿袭过去的思路，认为只要好言相劝，禀明大义，以理服人，日本人就会幡然觉悟，放弃那种无异于强盗杀人放火的丑恶行为。这样做，清廷既不失大国的威严，又能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这些熟读儒家经典出身的清朝官吏，习惯上用中国人传统上惯用的思维模式，以己度人，他们根本不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国内日甚一日的海外扩张思潮作祟下的狂妄，因此他们不赞同对日采取强硬的态度，使何如璋等有点孤军作战的味道。由于失去清朝政府的支持，何如璋的抗争显得苍白无力，反落得日本人讥笑。

后来中国政府通过出游日本的美国前总统格兰忒（U.S.Grant）的调停，希望日本停止对一个弱小的国家，一个受中国保护的国家――琉球实施侵害。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人提出了“分岛方案”。 即将琉球国一分为三，日本人占据的北部五岛归日本，中部诸岛仍然让琉球立国，南部的宫古及八重山两岛归清国。随后，竹添进一作为日本政府的非正式代表，来华就“球案”处置的问题进行谈判。竹添进一提出，日本愿意把琉球最南端两岛划归中国，作为条件，清政府应当完全承认日本对琉球国其余部分领土合法占有。同时，日本国还提出修改1871年的《中日通商条约》，允许日本商人进入中国内地经商贸易，跟西方诸国享有同样的贸易优惠国待遇，并且把这作为中国分有琉球南部两个荒岛的条件。显然日本企图以贫瘠荒凉的两个小岛换取清政府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承认，并要取得在中国与列强一样的地位与权益 。

对此，清廷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值中俄关系极为紧张，俄舰十五艘集中长崎威逼中国沿海。李鸿章强调：“事已至此，在日本已算退让，恐别无结局之法” 。在与竹添进一讨论时，李鸿章还强调，“割南岛以封琉王，并附益以首里王城，使得归其故宫祀，其宗社。此外，日本所以并踞者一任日人为政，但须坚明约束，日后不得再占一步” 。许多人赞同这一意见，均认为：“以南两岛重立琉球，俾延一线之祀，庶不负存亡继绝初心，且可留为后图” 很快总理衙门也同意了这种观点，认为“现在事势中国若拒日本太甚，日本必结俄至深，此举既以存球，并以防俄”。“若仍照前坚执不允，球案必无从办法” 。在中俄关系日趋紧张的压力下，清政府急于了结“球案”，即于1880年11月（光绪六年九月）草草拟定了“球案条约”，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条件。

未几，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清朝命官又否定了分岛方案，他们提出了“延宕之法”。李鸿章认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大相宜” 。李鸿章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接受日人分岛方案，管理琉球南部两岛的利弊，指出：“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之嫌，不免为日人分谤。”

中国人陷入他们自己的儒家理念之中。保护琉球属国，与琉球交往是以“义”开始的，讲仁义，讲义气，讲肝胆相照，讲境界的崇高。然而接受了日本人的“分岛方案”，无疑成了的小人，背信弃义，唯利是图了，这是中国社会传统观念上最为不齿的。清朝官员们无奈地选择“义”，迫使自己遵守自己成天宣扬的“义”，当然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占有琉球南边两小岛是无利益可言的。

中国人的儒家风范，将与中国有着500余年友好往来的琉球国推到日本侵略者的嘴边，琉球国自那时开始成为日本帝国的冲绳县，中国丧失了一次可以拥有琉球群岛部分岛屿的机会。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11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问题。据1961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1月23日，罗斯福与在宴会上讨论一些问题，罗斯福提及琉球群岛问题，并数次问中国是否要收回该岛。陈述中国同意与美国共同占领琉球，并愿意将来在一个国际组织（即后来的联合国）的托管制度下，与美国共同管理 。

事实上，11月26日签署的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提出：剥夺日本自1914年一战后在太平洋所占领之一切领土，即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以及朝鲜等。琉球是1879年为日本所占，开罗宣言未曾提及，史家认为这是一大失策，是对最早受日本奴役的琉球人的不公正。

1944年1月12日，太平洋战争会议在美国白宫举行，中国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参加，会中提及琉球问题时，罗斯福表示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外交文件记载：“斯大林熟悉琉球历史，他完全同意琉球属于中国并应归还它。”但是政府对此毫无反应。

历史上琉球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明朝伊始，它就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只不过到了1609年，日本侵占了琉球，逼迫琉球作为日本的属国，琉球人屈服了，从此陷入一仆二主的尴尬境地。那时，明朝和清朝统治者对此毫不知情。尽管后来日本吞并了琉球，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让琉球脱离日本人的统治，恢复独立之国家应该是最好的结局。然而，对琉球群岛的历史，尤其是琉球古国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这从他的日记中反映出来。早在1932年，就考虑收回琉球。他在1932年9月13日的日记上写道，“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直到开罗会议前夕，还在日记中说：“去年交妻与罗谈话要点：甲，东三省、旅顺、大连与台湾、琉球须归还中国，……” 但在开罗会议举行的前一周，在1943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却对琉球归属的主张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写道：“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决定不提。”显然，这个时候的已认识到他原来对琉球国的错误认识，知道琉球国与台湾不同，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充其量是跟朝鲜一样属于中国的藩属国。因此，在开罗会议上，面对罗斯福的出于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谦逊地提出琉球群岛由中美共管的建议，其在日记中记述：“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还记载了作此提议的原因，“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考虑：⑴以安美国之心；⑵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于日本；⑶以此区由美国比归我专有为妥” 。

从对中国是否收回琉球想法的前后变化来看，我们知道，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的，当他明白琉球并不像台湾那样属于中国国土时，他的做法依然像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那样，认“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于日本”这个死理，琉球不属于中国我们不能要，要了理屈。他没有考虑占领琉球后可让其独立复国，他也不曾考虑到中国若拥有琉球群岛后的有利的海洋战略发展。他考虑的是如何赢得美国人的信任，让“美无所顾忌，而且使之敬畏，以我乃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的儒家风范，的绚丽表白，让中国失去了又一次拥有琉球群岛的机会。这次机会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都极力主张和认可的，也可以看作是国际认可的。

对于琉球群岛，实行中美共管，倘若中国政府参与了琉球群岛的共管，今天的中日关系格局又是另一模样。可惜，忙于内战的不曾向琉球群岛发一兵一卒，美国人掌控琉球群岛27年，在两岸对峙的情势下，琉球群岛最终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的手中，这不啻是历史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历史告诫我们：朋友间可以以德报怨，外交斗争中寸步不让，外交之争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唯一出发点的。尤其是中外领土纷争时，切忌不分时宜地表现出儒家之风范。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影响，让中国丧失了两次拥有琉球群岛的机会，造成今日日本人得寸进尺的严峻外交局面。不可否认，历史上儒学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对外政策，切不可犯历史上的同样错误。

（谢必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