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3 07:41:01
摘 要：“忠信”是春秋时期的一项重要德行，它在春秋时期的个人修养、治国安民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功效和价值。本文从解析“忠”、“信”的字体结构入手，重点阐释了春秋时期忠信观念的具体内涵。
关键词：春秋时期 忠信观 内涵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中，春秋时期确实是光彩夺目、激动人心的篇章。它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特征出现新的变化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型时期,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忠信观念不仅没有被时代危机所湮没,而且更加稳固了其在中国文化特征中的核心地位。何为“忠”？如果从它的字体结构上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凡是从内心真心实意发出的情感及意念都可归属于忠的范畴。《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忠，敬也。从心中声，尽心曰忠。”“忠”因其发自内心，故“忠”从中、从心。《左传•昭公十二年》曰：“外内倡和为忠”；《战国策•赵策》曰：“竭意不违，忠也”，对此，后人也多有阐释。宋邢在《论语注疏》中对“忠”的疏义是：“忠，谓尽中心也。”可见，发自内心和尽心是“忠”的最本质的涵义。
“忠”作为一种观念，是一定社会形态在人们思想意识上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首先是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和伦理范畴，它主要具有“中”、“尽”、“一”、“敬”等方面的涵义。忠有“忠”义，“忠者中此者也。”“忠”与“中”应该是相互通假的。中即正、直，不偏不邪的意思。中是“忠”的基本涵义。“忠”是有原则性的忠。忠心、忠行并非无原则地施于任何人和事中的，它只是对那些中正、合义的事竭心尽力。忠有“尽”义，即尽心与尽力。内心情感与外在行为应该最终归于统一。朱熹的“发己自尽为忠”即是说的此意。忠德既强调竭尽心意、坦荡、无所保留，又强调倾尽全力，为人效力，救人之危。“忠”有“一”义，亦即坚定不移，贯彻始终。“忠”的这一涵义决定了其施行者对所认定的事情的执着和坚持。“忠”的崇高性也正是体现在此。“忠”还具有“敬”的涵义。“忠”首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恭敬、尊重的情感。“言忠必反意”，“帅意能忠”，对人、对事、对理产生内心的敬重，这是忠德的起点。
总而言之，“忠”在春秋时期，代表了一种人们内向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的追求，由此而产生出一种自觉地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从更严谨的意义上说，忠是一种以中正为特征发自内心真实情感的德行。
何为“信”？“信”字的结构，从人从言，说明信的意思应与人的言语有关，即人言为信。《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信即诚，“内不欺隐，外不欺物”。信首先应该是建立在彼此间言语的信任上，即信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说空话，不说假话，说过的话要能够践行和兑现。
对于“信”的内涵，徐难于曾做过甚为详实的论述。他认为“人有信用，这种品德称为信。信作为一种伦理范畴出现，始于春秋……‘信’与‘诚’互训，表明信的基本含义是诚实可靠。它是与人的口、心有关的诚实可靠，一方面表现为‘言必由衷’、‘言合于意’，即心口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口以庇信’，韦昭注：‘庇，覆也，言行相覆为信。即言行一致。”徐难于进一步指出“信”还应该符合“守命共时”、“周仁”、“定身以行事”等原则。从某种方面说，守“信”也是可以因时而宜的，并非所有说出去的话都毫无条件地去实践就可以称之为“信”。守“信”应该和当时的客观环境联系在一起，因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当初所说的话是适应当初的社会环境的，有可能随着事情的发展变化，事情发生了改变，当时的承诺已与现在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如果一味地为了言行一致而刻意地违背客观规律和自己的心意去实践当初的许诺，只能被认为是迂腐而不是遵信守义了。在《左传•定公十四年》中有这样的佐证：卫灵公夫人南子与宋朝私通，卫太子蒯聩为此深感羞愧，于是就命令自己的家臣戏速阳杀掉南子。戏速阳虽然当时答应了太子，但最终却没有实践自己的承诺。戏速阳的理由是：“太子无道，使余杀其母……谚曰‘民保于信’，吾以信义也。”在这里，戏速阳表面承诺要帮太子杀卫灵公夫人南子，但在他的心中却自有一番“忠信”的评判标准：太子弑母是为不孝，此乃大不道。而真正的“忠信”是要合于道义的，是不应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内心的真实意愿的。因此，戏速阳权宜之计答应了太子，但并未杀南子而是向其通风报信，最终太子反而被迫出奔他国。这充分表明了守“信”一定要合于时宜。正所谓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信”应当是指人的实践活动能够符合并印证自己所表明的态度，并且“信”要符合“礼”、“义”的要求。从“信”德来讲，若想成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只有先具有不欺人之心，才会有不欺人之言，进而做出不欺人之行。“诚”是“信”的内在思想基础，“义”是“信”的实行准则。
首先，二者都涉及到行为主体态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忠”所讲的是与实践行为相符的态度，侧重点在态度上，即强调人的内心情感和道义；“信”所讲的是实践行为是否符合其态度，重点则在行为上。“忠”涉及行为主体对一系列原则、精神、道德规范的态度，没有这个态度，上述一切都会落空。而“信”则涉及到行为主体的态度是否在实践行动上得到贯彻和实践，如果做不到信，上述一切同样会落空。
其次，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倾向于行与心，“信”倾向于言与行，而最终归结于心。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信”从人言，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约定。至于这种承诺或约定是否出自主体内在的真心实意，则不得而知。而一个缺乏主体内在的真实意愿支撑的承诺，其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信”和“忠”存在程度和层次上的区分。“信”是低级的“忠”，“忠”是更高级的“信”。“信”是实现说出去的话，但是这句话是不是真正的出自本心，承诺的主体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去履行它就不得而知了。而“忠”则是“从心从中”，它的最本源的意思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意愿，它比“信”更诚。因此，“信”就必须要以“忠”为前提。这样，从“尽心”出发，“信”作为一种约定或承诺不仅是主体的真实“想法”，而且主体还有一种履行承诺的真实“意愿”。“忠”指真实的内心态度和品质，它是内在的，重心在“我”。“信”是指“使人信任”，不仅是指个人的诚实无欺，更主要的是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它是外在的，其重心不在自己，而在他人；“忠”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体现了一种自我的道德修养；“信”侧重于“外信于人”，体现了一种外在的社会关系。“忠”更多地是指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信”更多地指“内诚”的外化。二者相互贯通，互为表里。“忠”是“信”的依据和根基，“信”则是“忠”的外在表现。孔颖达在《礼记•礼器》中对“忠信”分析得更为透彻，“内尽于心曰忠，外不欺于物曰信”。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注解《四书》时说：“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童书业先生认为：“‘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准确地道出了“忠信”的基本性质。“忠信”是一种心地无私、自觉自愿、言而有信的高尚品质和行为。
总之，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由量变走向质变的一个临界点，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礼换乐更，进而又使得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春秋时期的忠信观念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具有春秋时期独特的时代气质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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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健：河南安阳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