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娼,一项失败的民国政策

“娼家代兴，香巢栉比，南国佳人，慕首都风华，翩然莅止。越姬吴娃，长安道上，艳帜遍张矣。”民国期间，北平最繁华的地方不是议会的所在，而是藏在百花深处的胡同。妓院之中既有革命党人谋划家国大事，亦有朝野显贵沉醉于牡丹花下，妓院俨然成了民国历史中相当重要的所在。

和以往相比，娼妓现象在民国显得尤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娼妓的讨论也比以往来得更为激烈。尽管民国很多仁人志士打算解救这种在他们看来苦命的女性，但是他们的所有努力只是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尝试。

禁娼的理由

“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促进女权之发展。”对于建立之初欲兴利除弊、有所作为的南京政府来说，娼妓之存在是女性的耻辱，是国家的阴暗面，是实现“平等公正之理想障碍”。作为革命的中国来说，打着“平等、自由、公正”旗号的三民主义，娼妓就是一个必须要去掉的污点。

不仅是在国家理念上娼妓是必须要禁止，当时的思想界对于娼妓也持否定的态度。“解放与改造”的新文化运动，把矛头直指娼妓制度。“第一种要解放的人就是娼妓；第一个要改造的环境，就是娼妓的环境。”一些学者认为，解放娼妓，才能体现出对于妇女应有地位的尊重。

反对娼妓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花柳病”。性病的蔓延严重危害着民众的健康，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对于1300多名旧时的身体检查显示，性病患者占了95%以上。当时之社会认为，社会之犯法作恶者，大半由花柳病之家产出。“娼妓实花柳病之母也”，为人类健康之大敌，如果任其泛滥，必将歼灭国力，败坏人种。

而妓院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黄赌毒历来都是三位一体，“得意时任意放纵，力量不支就吸食鸦片，经济窘迫时就孤注一掷”。妓院俨然成了地痞流氓之流谋划罪恶的温床，一些妓院专门设有密室来专供嫖客密谋之用。而娼妓又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拐卖的良家妇女，娼妓之兴盛，势必会增加此类行为的发生。

除了当时废除娼妓的外部环境之外，本身在妓院的遭遇更值得同情。在妓院里不仅遭受嫖客的待，更承受了来自妓院老鸨的欺压。咒骂、毒打、罚跪，这些刑罚在妓院里司空见惯，更有甚者，逼迫怀孕期间也要接客。凡此种种，让梅生在编著《中国妇女讨论集》时生出“娼妓之生活，奴隶之生活也”的悲叹。

十面禁娼

显然，娼妓已经成了当时民国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随着对于其的批评愈演愈烈，对于娼妓的打压似乎成了必然之势。

作为当时世界上公娼密集度最高的上海，率先对公共租界内的妓院采取了取缔的措施。按照《妓院领照章程》，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无照经营为非法”“妓院不分中西、华妓不分等级，一律实行摇珠禁娼”。从1920年12月21日，第一批摇号被取消的173家妓院，500名开始，一直到1924年12月31日，公共租界区域内的妓院全部被取缔。

南京也紧随其后率先吹响了禁娼的号角，刘纪文在担任市长之后，南京市特别政府命令公安局在两个月之内废止公娼，市内娼妓闻之而离开南京的多达十分之三。随后南京市政府宣布停征妓娟，迫令改业，逾期不从者驱逐出境，同时扩大救济院及平民工厂，安置就业。

南京市政府的禁娼举措很快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安徽、浙江、江苏的大小城市皆受到这股风潮影响。苏州亦宣布禁娼，“中下等亦全禁，留上等数家限10日内停业”。此时，在张学良统治的东北，亦遵照来自中央的意旨。营业许可被彻底停发，不允许新增营业。并且广设济良所，用以营救想从良的。

随着1934年在江西宣布开展新生活运动，禁娼达到民国时期的最后一个高峰。

在最高当局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刑律，“违反伦理罪”“违反婚姻及家庭罪”“侵犯个人自由罪”，对娼妓及拐卖妇女之风做出了相应的法律处置规定。山东省政府亦于此同时宣布如有自愿改业者，由政府予以保护和救济，并且对于的发型、服装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只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官员作为“有玷官箴”的行为，更是在严格的打压范围之内。

失败的废娼政策

和民国很多具有雄心的政策一样，这场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依旧是以失败而收场，对于自管仲治齐首创的娼妓制度，废除它远远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

“西安废娼，无所谓善后方法，其所采手段，及一律驱逐出境而已。”不仅仅是西安一地，南京、赣州等诸多地方，所谓废娼，通通一律转变为驱赶娼妓。虽然政策上规定“筹设女工厂或妇女习艺所以资收容，借以教养兼施”。但是地方政府在执行时选择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毕竟这能够一下子起到表面上立竿见影的效果。

驱逐娼妓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一部分使得公娼变为私娼，相对于公娼，私娼的危害性显然要更大。为了对娼妓和嫖客的健康负责，公娼往往有着较好的身体检查制度，患有梅毒等性病的娼妓往往不允许接客，私娼则没有这么多的讲究。第二部分则使得改投他地，对于生存技能缺乏的，往往还是重操旧业，做的老本行。南京禁娼，大部分投奔上海等地，其娼妓事业反而更加发达。此消彼长，全国的数量根本就没有减少。

即使把娼妓送到习艺所，谋得一技之长，娼妓心中也不一定愿意。当时的工厂，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一个女工拼死拼活工作得到的报酬只是勉强养活自己而已。是选择继续吃好喝好，还是在工厂里面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呢。进入妓院，碰运气嫁一个好人家对于她们而言甚至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这样的思想，使得当时有着相当一批对于本意欲解放她们的禁娼政策往往持有反对的态度。

整个民国时期，禁娼只是集中在局部，朝野上下对于娼妓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于娼妓的看法也唯领导人意志所实行。陈炯明上台广东所有的妓院都被关闭，而随着陈被驱逐，龙济光上台，陈塘和东堤的大小妓院一下子又恢复如常。作为财政收入中重要一项的“花捐”更加使得一些地方大员难以对娼妓痛下决心根除，对于娼妓的禁绝往往只集中在某个地方短暂地昙花一现。

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全国的领导权，关于娼妓改造的“天津模式”和“北京模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一次娼妓在中国真的可以从此绝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