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透明度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机制:一个假设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探讨公司透明度影响管理当局盈余管理行为的机制。

【关键词】 公司透明度； 盈余管理； 影响机制

一、引言

诸多文献提供了公司透明度①对资本市场具有良性影响的证据（Diamond and Verrecchia 1991[2]；Welker 1995[3]；Healy，et al. 1999[4]；Lang and Lundholm 1996[5]；Botosan 1997[6]；Sengupta 1998[7]），并且有证据（Lobo and Zhou 2001[8]；夏立军，鹿小楠 2005[9]）表明公司透明度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也有类似的阳光效应。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探讨公司透明度是如何对管理当局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

二、盈余管理的诱致因素与约束条件

所谓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对报告盈余在时间分布、金额上的人为调整。一方面，公司内外存在对盈余管理的需求。Dye（1988[10]）认为盈余管理的内部需求在于减少成本，使管理者的目标与股东的预期一致；外部需求则是现有股东想通过盈余管理后的会计信息影响未来股东对公司价值的预期。无论是内部需求还是外部需求，都源于公司管理者无法完全准确地传递私有信息给现有股东和未来股东，存在契约摩擦②（Contracting Friction）。Schipper（1989[11]）则基于信息观，认为契约摩擦和信息交流受阻③ （Blocked Communication）是盈余管理的必要条件。无论契约摩擦还是信息交流受阻均是信息不对称的具体体现，因而也可认为信息不对称是盈余管理的必要条件。此外，信息不对称这一先决条件在Trueman & Titman（1988[12]）等的模型中也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管理当局也有动机供给盈余管理，或者传递其关于真实盈余或未来盈余的私有信息（被称为传递私有信息盈余管理），或者为攫取自身或关联利益方的利益滥用报告盈余调整权（被称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

然而管理当局出于特定动机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也会受到外部和内部的约束。外部的约束如会计准则（Hunton，et al. 2006[13]）和独立审计机制（DeFond and Jiambalvo 1991[14]）；内部的约束如公司治理层对报告盈余的态度，盈余管理还受管理当局自身的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Lobo and Zhou 2001[8]；Kasznik 1999[15]）。

三、盈余管理被识别的可能性及后果

盈余管理能否产生管理当局预期的效果，关键在于盈余管理是否会被外部使用者识别。

（一）盈余管理是否能被识别

盈余管理是否能被外部使用者识别，并没有获得一致证据。Hand（1993[16]）的研究表明投资者能够辨认那些为了税收利益在进价上升期间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并对其报告盈余下降反应温和。Sloan（1996[17]）发现当期盈余包括大量应计项目的公司的未来股票回报是负的，而当期盈余包括少量应计利润的公司的未来股票回报是正的，说明投资者似乎能识别应计项目。然而Dechow，et al.（1996[18]）发现，那些因盈余管理问题受到SEC调查的公司，被初次宣布有盈余管理行为时股价平均下降9%，这似乎说明投资者在之前并没有完全识别出盈余管理。Beneish （1997[19]）以违背GAAP的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违背GAAP后两年，公司获得了显著负的非正常回报，这说明投资者在当时并没能完全辨别盈余管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识别出盈余管理。

（二）公司透明度增加了盈余管理被识别的可能性

尽管盈余管理不一定能被外部使用者识别，但公司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盈余管理被识别的可能性。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来自于Hirst & Hopkin （1998[20]）的实验④。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透明度越高，外部使用者能获取的高质量信息越多，与管理当局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在判断真实盈余和未来盈余前景时对报告盈余的依赖就越低，因而更容易识别报告盈余对真实盈余的偏离程度。

（三）盈余管理被识别的后果

一旦盈余管理被外部使用者识别：

1.外部使用者对盈余进行还原，消除盈余管理影响

盈余管理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外部使用者与管理当局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无法有效识别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加还原地基于报告盈余进行相关决策。当外部使用者有能力识别盈余管理时，会过滤管理当局对盈余的“管理”，不简单依据报告盈余进行相关决策，因而盈余管理无法取得管理当局预期的效果。Shivakumar（2000[21]）发现理性的投资者能够事前推断IPO公司存在盈余管理并有效消除其影响。

2.盈余管理被识别导致股价下跌

当盈余管理被指认（Alleged）或被发现（Detected）之后，股价会下跌。Foster （1979[22]）发现，那些被Abraham Briloff⑤的文章批评有误导财务报告实务嫌疑的公司在批评消息当天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8%。

盈余管理被识别后往往会导致股价的下跌。这是因为外部使用者并不总是能有效识别盈余管理，而且即使能识别也无法有效判断盈余管理到底是机会主义行为还是传递私有信息的行为。这需要通过事后效果加以检验，而且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获得验证。因此外部使用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无法有效区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还是传递私有信息的盈余管理时，通常会将盈余管理视为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从而做出消极反应。

3.盈余管理被识别损害管理者报告声誉

盈余管理被识别，但无法区分机会主义还是传递私有信息时，会损害管理者的报告声誉（Hunton，et al. 2006[13]）。这使得人们会怀疑管理当局的其他信息的真实性，使管理当局与外部使用者之间的信息沟通面临失效，再次形成Schipper（1989[11]）所说的沟通阻碍。

四、管理当局的反应

盈余管理一旦被识别，既无法实现管理当局原先预期的效果，又会导致股价下跌，并影响报告声誉。因而在公司透明度提高导致盈余管理很可能被识别并会产生消极后果时，管理当局的反应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调整信息披露策略

公司透明度是管理当局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函数。内部因素是管理当局主动选择的信息披露策略；外部因素，要么对管理当局信息披露策略选择施加约束，要么对所披露信息的传递和接收产生影响。

当导致盈余管理被识别的风险（即高透明度）主要来自于已有的信息披露策略时，管理当局为了对需要实施的盈余管理保驾护航，可能调整自身的信息披露策略以降低特定盈余管理被识别的可能性。

（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或采取更隐蔽的盈余管理方式

如果公司透明度提高，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或者不容易调整信息披露策略时，管理当局的反应是减少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盈余管理或者采取更为隐蔽的盈余管理方式避免被轻易识别。Hirst & Hopkins （1998[20]）发现，随着综合收益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分析师更容易识别该领域的盈余管理。Hunton，et al.（Hunton，et al. 2006[13]）进一步检验了经理人员对此的反应，发现当以更透明的方式报告综合收益时，经理人员会减少该领域的盈余管理，或采用更为隐蔽的盈余管理方式。

五、小结：公司透明度影响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假设

（一）公司透明度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小结

公司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盈余管理被识别的概率，而盈余管理一旦被识别则将具有消极后果，因而管理当局在不易对公司透明度进行调整时会减少盈余管理，这便是公司透明度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完整机制。Richardson（2000[23]）证实了这一机制的存在，他发现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盈余管理程度也越低。

（二）公司透明度对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假设

公司透明度是管理当局的信息披露策略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所导致的公司透明度的提高，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因上述机制的存在具有抑制作用。然而管理当局自身信息披露策略特别是预测性信息披露策略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却很复杂，如披露预测信息既可能诱致盈余管理（Kasznik 1999[15]）也可能抑制盈余管理（杨德明 2005[24]）。

尽管如此，公司整体透明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应该能抑制盈余管理行为。本文据此得出公司透明度对盈余管理行为影响的假设：

H：公司透明度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三）现有部分证据以及进一步需要取得的证据

Lobo & Zhou（2001[8]）首次用两阶段回归同步估计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的参数，发现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公司透明度提高，盈余管理程度降低，随着盈余管理程度降低，公司透明度得以提高。国内，夏立军和鹿小楠（2005[9]）以监管机构的处罚公告为公司透明度变量，检验了公司透明度对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发现越不透明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考察公司透明度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的影响。杨德明（2005[24]）发现盈余预测信息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说明预测信息后盈余管理空间被压缩。韩慧博（2007[25]）检验了深交所年度评级对各种盈余管理变量的影响，发现该公司透明度变量对利用线下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操控性应计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利用实际业务进行的较为隐蔽的盈余管理却没有类似作用。

然而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是相互影响的，国内现有文献单方面检验公司透明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获得的证据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差，为消除这一疑虑，应当就公司透明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系统的检验，以获取更为全面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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