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实语境下经典名著的影视改编

［摘 要］ 经典名著的影视改编热是近年来中国影视剧市场的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事实上扩大了其传播空间，也加快了其传播速度。有关经典改编的争论，是当代社会在大众文化背景下不同话语立场、不同利益观念在冲突中需求协调与共赢的一种反映。对于经典改编，一方面要把握住原著的精髓，使改编成为忠实原著灵魂的一种再创造；另一方面，简单的移植和复制不会收获“再度创作”的成功，只有在创作中充满创新精神，才能取得艺术上的突破。

［关键词］ 现实；语境；经典；改编

近年来中国影视剧市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就是经典名著的影视改编热。从四大古典名著重拍后相继播出，到《倾城之恋》《茶馆》《长恨歌》等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视剧改编，已经形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热潮。透过喧嚣热闹的表象，它也带给我们在现实语境下关于经典名著影视改编的深层反思。

一、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经典传播

谈及经典名著的影视改编，这必然要联系现实语境下文学的境遇。当下“经典文学时代”逐渐远去，“后文学时代”正在到来。有学者指出：“正是从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被信息技术化的今天开始，文学才不再扮演普遍的社会公共工具的角色。也正由于这样，文学才开始了一个意义全新的属于自己的‘小众化’时代。而我们的现代社会的公众们也从这个文学‘小众化’的时代里，找到了属于个人的、可以娱乐化的文学生活。”［1］

当然，经典名著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存在差别。经典作品艺术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淘洗，其经典的意义不断得到强化与彰显。那么在现实语境下文学经典的改编是否会动摇其地位与影响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事实上扩大了其传播空间，也加快了传播速度。当小说叙事被影像改写的时候，其文本的传播能力得到了提升。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热播，也带动了小说文本的阅读率。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影视作品才产生进一步了解文学作品的愿望。20世纪90年代电视连续剧《围城》热播，这部小说从原来绝对属于“小众”的知识分子文化圈，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小说《围城》随后的畅销，也是最好的说明。经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拉近了文学经典和大众的距离，文学经典的意义也相应得到了强化。

从美学形态上看，小说和影视的叙事艺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毋庸讳言，影视作品并不能代替文学经典的阅读。但同时优秀的影视改编作品是对小说原作的丰富和补充，能够对小说文本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从经典文本自身来看，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生命力。经典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被奉为圭臬，更不能束之高阁，它的价值在于传承与创新。大众传媒使经典的传播和扩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而基于不同媒体形态的经典改编就是最直接的方式。

纵观世界影视经典的改编也会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世界各国名著改编并不鲜见。近日北美上映的《简•爱》，是根据夏洛蒂•勃朗特的文学名著《简•爱》改编的影片。从1910 年的同名默片开始，电影人迄今为止已经拍摄了19部《简•爱》电影。经典文本的多义性为艺术再创作提供了可能。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也有4个改编的电影版本。1956年版最忠实于原著、最符合雨果倡导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1997年版则对原著进行了新的阐释。它的重点已经不是美与丑之间的冲突了，而上升到了知识与美的结合，以此来说明“知识就是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可见经典名著在不同的时代会显现出不同的价值层面，并开辟出崭新的审美境界。

二、桥与墙――经典名著改编的建构与解构

有关经典改编的争论，是当代社会在大众文化背景下不同话语立场、不同利益观念在冲突中需求协调与共赢的一种反映。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文本“既是桥，又是墙”。文学经典一方面是“桥”，为后来的改编与再创作提供了通行的路径；同时，它也是“墙”，如果硬性超越，后来者也会遭遇碰壁的命运。如何在现实文化语境中既能对其解构出新的时代意义，又能建构经典的固有魅力是值得深思的。

正如夏衍所说:“改编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也是相当艰苦的劳动。既然是创造性的劳动和艰苦的劳动，那么，它的工作就不单单在于从一种艺术形式改编成另一种艺术形式。它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也要力求比原著有所提高，有所革新，有所丰富，力求改编之后拍成的电影比原著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喜爱。”［2］

既然是改编，则不可避免地要有所增删。根据老舍先生同名话剧改编的电视剧《茶馆》播出，该剧将三幕话剧扩充为39集，每集45分钟，故事长度几乎是原著的10倍。但老舍原作的叙事方式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人物语言也较好地保持了作品的原汁原味，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电影史上的经典改编也同样涉及增删的问题。小说《呼啸山庄》改编为电影时，主要情节被砍掉了一半，总数50场戏中新增加的竟占30场。影评家约翰•加斯纳认为，《呼啸山庄》的电影剧本甚至改进了原著。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被改编成电影时，也被编剧大刀阔斧地删去了许多重要的描写和场景，原作中23个主要人物到电影中只剩下17个，原作中的10次战争场面在电影中只剩下3次。

从现有改编作品看，其改编方式有三种：一是建构式的，改编运用基本忠实原著的影视艺术手法，以新的媒体样式重现了一段历史，通过形式上的创造来巩固、加强原作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二是重构式的，在内容上丰富原作，开拓了一个新视界，深化了影视改编的创新意义，为传统的阶级叙事添加更多的人性叙事或文化叙事，使原作的意义得到转移和深化。这两方面的改编占据了主流。三是解构式的，即通过后现代的“戏拟”“拼贴”，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场，这种解构性改编引起的争议最大。［3］经典名著改编热一方面反映了受众对经典接受与阐释的热情，一方面折射出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尴尬命运。

电视剧往往篇幅较长，在改编经典作品时出于市场考虑，往往会扩充篇幅，增添新的内容。电视剧《倾城之恋》2009年在央视热播，该剧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只有两万多字。毫无疑问，从两万多字的小说改编成36集电视连续剧，是有相当难度的。编剧邹静之说：“我的原则是，该忠实的忠实，该放大的放大，该演绎的演绎。”“我没将她的种子吃掉，而是让它发芽开花。”［4］全剧“发芽开花”的地方很多，剧中增加了小说中没有的人物，情节也有很多扩展，添加了游离于主线的爱情戏。容量是增加了，但既添枝加叶，又想留住原著的气息神韵却似乎并不容易。就结局而言，爱情尴尬让位给了对白流苏美的欣赏，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让位于对白流苏、范柳园爱情的关注。电视剧《倾城之恋》，既体现了编导者自身的主观意图，也在一定层面上满足了大众文化审美品位的需求。它的结局确实满足了观众的一定心理期待，具有中国戏剧“大团圆”的特色。但反观张爱玲的原著，打动人心的却正是那一点点的不圆满。结尾的大团圆结局，虽然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但原作的思想深度却明显被削弱了。

三、继承与创新――经典名著改编尺度的把握

经典名著的改编往往随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做出相应改变。戴锦华在论及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时，认为：“每一次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不仅意味着一次再创造，而且意味着一次后结构主义意义上的‘重述’。犹如任何一部文学或艺术的经典、名作之常新，不仅在于它们有着‘永恒的’审美价值；其常新刚好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再重读，或曰再阐释。”［5］不同时代、不同媒介之间的作品改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衡量标准。改编者要站在新的认识高度来审视社会与历史，把握原作的精神内核，发挥不同媒介的固有特性，体现当下的审美追求，并作出当代性阐释。

汉斯•罗伯特•姚斯在他的接受美学中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指出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不是纯然的被动接受，而是存在一个先在的阅读基础，它会对阅读的展开构成限制。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期待视野中的经典和改编后的经典不可避免会有距离，一旦距离过大，也必然会带来误读，这不仅是对经典的伤害，也是对文化、对受众的伤害。而只有当人的期待视野和改编经典之间的距离维持在一定尺度时，人对于改编的接受才处于一个最大值。所以，我们就需要在经典与改编之间保持一个美学距离。这种美学距离的存在，不仅不会破坏改编经典的感染力，相反还会增强其艺术感染力。［6］

“后文学时代虽然是一个文学‘失仰时代’，但是，文学对于现代人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价值并未有降低。文学在‘后’社会里，只是不再试图去扮演‘僭越’而来的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角色。它解脱掉了由工具信仰所赋予给自己的种种‘附加性’的工具价值，然后，才真正开始了向自己本体的回归过程。”［1］

文学经典包含着一个民族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继承还是创新？这涉及改编的尺度。对于经典改编，一方面要把握住原著的精髓，使改编成为忠实原著灵魂的一种再创造；另一方面，简单的移植和复制不会收获“再度创作”的成功，只有在创作中充满创新精神，才能取得艺术上的突破。但改编应当有个“度”的规范，遵循艺术创作原则，从当下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而不是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一味地迎合市场需求和大众趣味。 经典名著改编需要真正走进作家和他的文学世界，祛除过度的商业化包装，避免浅读、误读和错位。文学文本与影视作品虽然属于不同的载体，但力求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趋向最合理的境界，用更清晰的眼光把握原作的精髓，这应是改编者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黄浩，黄凡中.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7).

［2］ 夏衍.漫谈改编［A］.电影论文集［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174.

［3］ 陈美华，李贺.“红色经典”改编：想说爱你不容易［N］.南方日报，2004-06-02(11).

［4］ 文化.邹静之给出答案：能［N］.工人日报，2009-03-20(05).

［5］ ［美］罗伯特•斯塔姆，亚历桑德拉•雷恩格.文学和电影――电影改编理论与实践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6］ 殷乐.把握好经典改编的尺度［N］.人民日报，2004-04-27(16).

［作者简介］ 王一丽（1973― ），女，吉林梨树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空军航空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刘学义（1973― ），男，山东青州人，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