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敢言敢怒见精神”

马寅初（1882～1982）,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历经三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曾被软禁，也曾被诬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即使这样，他硬挺挺活到了一百岁。

1914年，马寅初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本可留校教书的他，婉谢了校方的好意。他对哥大校长说：“我来贵校学习，就是为了学成回国，为祖国做点贡献。”

回国后的马寅初不愿与官场同流合污，于是投身教育界，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

【“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推行专制独裁统治，面对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策，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时任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马寅初却毫不畏惧，他对学生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是要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

当时为了抗日，前方将士流血，后方百姓流汗，而“四大家族”却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在一次立法院的会上向四大家族发难：

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

马寅初故意模仿腔调，重复了蒋常说的一句：“此岂抗战之用意？”虽然马寅初自始至终没提蒋的名字，但对蒋的不满和讥讽已“尽在不言中”。

在陆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以更为犀利的言辞抨击了高官见利忘义，大发国难财的丑恶嘴脸，并且指明道姓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等人：

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他们是“上等人”的后台。他们有的靠滥发纸币赚钱，有的靠克扣军饷赚钱，有的则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手成云，覆手成雨……

说到这里，马寅初索性一“骂”为快：“发国难财的‘上上等人’猪狗不如！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

马寅初的矛头直刺最高当局，让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非常害怕，他问马寅初：“委员长对您是很尊重的，您的演讲是不利于蒋委员长的，他并没有得罪你啊？”马寅初答：“不错，他没得罪我，但他得罪了全国人民！”

此后，马寅初态度更为坚决，言辞更为激烈。一次，应黄炎培的要求在重庆市实验剧院演讲，他直接向“开火”：

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称民族英雄，但我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因为他不能法办孔祥熙、宋子文，因为他包庇亲戚和家族，危害国家和民族。所以要说英雄，也是一个英雄，不过并非“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

在的眼皮底下以如此辛辣的言辞抨击蒋，除了马寅初，恐无第二人。在常人看来，以如此“大不敬”的语言斥责蒋总裁，完全可能惹来杀身之祸，而此刻他也知道台下有密探，于是索性打开窗户说亮话：

今天，我把儿女都带来了，让他们都来听我的演讲，知道我的主张究竟是什么。我的讲话，算是对他们留下的一份遗嘱……

1940年12月，命令手下秘密关押马寅初。即使在牢房里，马寅初仍寻找“演讲”的机会，他向看守他的特务、宪兵讲战时经¬济，讲四大家族的腐败。渐渐地，特务、看守们开始同情他，对他的监视越来越松。他可以在牢房里自由看书看报，还可以给家人写信。有位名叫陈风超的副官听了马寅初的“演讲”，深受教育，决定不为卖命，找了个机会跑回老家浙江¬务农去了。1981年，陈风超还从浙江赶到北京看望马老，并对马老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由于马老教育的结果。特来表示衷心的谢意。”

1944年冬，历经¬近5年囚禁、软禁的“政治犯”马寅初终于恢复了自由，但仍被实行“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但这些限制岂能束缚马寅初？1944年12月22日，在朋友的邀请下，马寅初出席了“星期五聚餐会”。他一身中式便服，一出场就对惊愕的听众侃侃而谈：“各位，前人有诗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我说，政府伎俩施用尽，老马犹在今又来……¬”

【“真空管”成了的代称】

用了5年时间也没能封住马寅初的嘴。1945年3月，重庆伊斯兰青年教会请他去演讲，他一口答应，说：“我曾作过许诺，只要我有空，青年们找我，我是随叫随到！”

那天演讲一开始，马寅初就很巧妙地切入正题：“你们当中免不了有人要成为社会领袖，你们人人都有做大总统的机会。你们人人皆可以做什么‘袖’，什么‘长’！但是一旦成了什么‘袖’，什么‘长’，可千万要想着天下的老百姓，要使人民心悦诚服，大家拥护。不要使拥护你的人群，只限于少数的亲友！不要为自己私党，为几个亲戚朋友谋私利，让他们弄到几十万万、几百万万元到美国去享受。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领袖，中国并不需要！”

虽然没有点这个“自私自利的领袖”的名，但听众已心领神会。马寅初越说越激动：“可有的人不这么想。他总以什么‘抗战领袖’自居，说我想做汉高祖、明太祖，还有什么祖的。人们告诉他，那不行了！那是一百年、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的世界潮流是和平与民主，你那套现在行不通了！他却说：‘我就要这样做！’”――这末一句是的口头禅，马寅初模仿老蒋说出这句话，引得听众一阵大笑。

马寅初接着说：

像这种人，一脑瓜壳的自我，一脑瓜壳的自私，外面的世界潮流一点也装不进去，拿他有什么好比的呢？只能说他是一个“真空管”！对了，真空管！就是你们在试验室里做实验用的真空管。真空管是肚子里空空的，没有东西，对外面的东西却又坚决地抗拒不让进来。

“真空管”的比喻十分传神地刻»¬了一意孤行的形象。此后，“真空管”一词在重庆流传开来，成了的代名词。

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举行校庆，南京学联邀马寅初演讲。中央大学就在总统府附近，马寅初去演讲，等于在总统府眼皮底下“造反”。特务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很多亲友劝马寅初不要去南京，但他说：“我不能让反动分子说，他们让我不出门，我就乖乖地呆在家中。我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不让我去，我偏去。”

在中央大学的礼堂，马寅初再次对的独裁、专制痛加挞伐：“大家知道，民主这个词，在欧美叫作‘德谟克拉¬西’，我们就是要争取这个‘德谟克拉¬西’。也喊要实行民主，并且召开了代表大会，制定了什么宪法，竭力标榜民主。但是他这个民主，与全国人民要求的民主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所实行的民主叫作‘德谟克拉¬东’吧。”

顺手拈来的一个“德谟克拉¬东”，辛辣又诙谐，引来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

马寅初很喜欢杜鹃花，他对朋友说：“人们都只见这花的颜色，而我却看到了它的魂魄，它的精神。你知道，它为什么能有这般的殷红吗？那是它们从心头里流出来的赤血。唯有这赤血，才叫人醒心醒目。”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新华日报社送马寅初六十大寿的这幅贺联，也是他一生傲岸不屈、挥斥方遒的真实写照。

【坚持新人口论：“单枪匹马，战死为止”】

解放后，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马寅初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人口众多所存在的隐患，于是写出了《新人口论》，提倡计划生育。由于“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在当时深入人心，马寅初的提倡虽具前瞻性，却不合时宜。

在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的策划、鼓动下，各大报刊发文狠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天，女儿为马寅初整理资料，对他说：“爸爸，批判你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啊！”马寅初答道：“1930年，德国出版了一本批判相对论的书，书名为《100位教授出面证明爱因斯坦错了》。有人将这一消息告诉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却无动于衷。当那人追问爱因斯坦如何应对时，爱因斯坦才说，‘干吗要100多人？只要一个人能够证明我真的错了，就够了’！”

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真理、维护学术的尊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对此马寅初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文章里表明了态度：“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因为坚持真理，拒绝检讨，马寅初最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布衣的他依然牵挂国家大事，仍然坚持说真话。一次政协¬小组的学习会上，马寅初说：“我认为五七年的划得太多了，很明显，他们中有的人是错划的。对搞错了的，就应该给他们。这样做对他们本人、对党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也是在政协¬小组的学习会上，一位委员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是对的，我们要永远读的书，听的话。”马寅初听后立即反驳：“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不对，不符合主义原理，革命实践告诉人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同志，他们的话或著作，特别是关于政策方面的言论，只能管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并不是在百年、千年之后，或永远都有用的。我相信先生本人，如果听了你今天的发言，也肯定不会赞成。”

为什么在举国疯狂时，马寅初能如此冷静？为什么在众人皆醉时，马寅初能独自清醒？因为他不迷信权威，不盲目跟风，任何时候都坚持独立思考。

【与有“患难之交”】

马寅初一生最敬爱的人非莫属。1976年1月9日，总理去世的噩耗传来，马寅初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当时的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耄耋老人，但执意参加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仪式。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别去，马老大怒¬，对家人吼道：“死了也要去！”

总理和马老的友谊几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马寅初被软禁，时在重庆的就曾极力营救。当时，重庆各界举办了规模盛大的马寅初祝寿会，送去的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最为引人注目。马寅初还曾向子女们解释这副对联：“你们看，共产党并非报纸骂的都是‘钻山洞的土匪’，从这副寿联的文化就可见一斑…… “‘桃李’典于‘桃之夭夭，其华灼灼’，意我培育了一些学生。鹤、龟都意长寿之物。上联即学生和客人来祝寿，却没有马寅初本人；下联是说那个人哪里去了呢？对牛弹琴去了，别人逼他写悔过书去了！‘龟’，这个字用得妙不可言，一语双关，还能寓指总有‘归’的时候！共产党救我这个员，胸怀宽广啊！”

经¬不住各界压力，不得不释放马寅初，却在经¬济上、政治上对他进行各种限制和迫害，这时又是伸出援手。对《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必须对他全力支持。《新华日报》可以发表他的文章，也可以经常去采访他。”马老后来一直把周视为“患难之交”。

解放后，马寅初任北大校长，曾请支持他的工作，主席问如何支持，马寅初说：“希望主席能够批准：我邀请谁去北大演讲，谁就不能拒绝。”爽快地答应：“这个我可以批准。我可以给你这个尚方宝剑！”

后来，马寅初请了很多中央领导去北大演讲，其中就是应马寅初之邀去北大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1957年春天，马寅初在紫光阁作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当时，和其他中央领导对其观点都表示赞同。说：马寅初今天畅所欲言，讲得很好。但后来由于错误地发动反右斗争，对“控制人口”有了新看法。

“新人口论”观点遭批判后，马寅初一直拒绝检讨，对他作过规劝。马寅初在《新建设》发表一封感谢信：“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立独行的马寅初】

“”开始后，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四处造反。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一天，马老正坐在家里，这位勤杂人员突然双手叉腰对他吼道：

告诉你，马寅初，我今天要造你的反！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现在正式警告你：过去你反对，大肆贩卖什么《新人口论》的黑货，早就罪该万死，现在你还过着地主、资本家的生活。你洗澡，要我给你烧锅炉，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臭架子还真不小。

这位勤杂人员的突然发难，让马老有些措手不及，但当他意识到对方是在“造反”后，毫无畏惧之感，而是冷冷地看着对方，一语不发。这位勤杂人员当然知道马老是著名的“硬骨头”，于是用更凶狠的口气威胁：“马寅初你听着：你是老牛鬼蛇神，以后你要听我的指挥！如胆敢违抗，我定饶不了你。”

听了这番话，马老哈哈大笑。面对的枪口都能谈笑自如的他，岂会被几句话吓倒。“”期间，这位勤杂人员一直在马家执行监视，但马老我行我素，讲真话的习惯一点未改。一次，听说有人给写了大字报，马老拍案而起：“给周公写大字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周公吐哺’，这天下还有良心吗？”

听到马老的话，那位编外红卫兵像发现敌情一样慌忙过来质问：“马寅初，你胆大包天，说什么？”经¬此一问，马老更是怒不可遏，锐声喊道：“我说这天下的人没有良心了！你也没有良心！斗争我吧，我明天回嵊县老家去。”因为愤怒¬，马老掀翻¬了桌子。

子女出于对父亲的关心，劝他冷静下来，认清形势，紧跟当时的路线。马老闻言勃然大怒¬。儿子马本初大着胆子和父亲争辩起来：“无怪人家说你没有行动。你说，我们家‘破四旧’一点也没有行动。就这一条，不说那个‘造反派’向他的组织不好交待，就连我们去单位、去学校搞‘兴无灭资’汇报时，也不好交帐哩。”

“向ˬ交帐？向康生、陈伯达？”马老反问。

“不管是谁¬，人家是在执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看这是坏人在借助钟馗打鬼！”马老一针见血。儿子急了：“您又说错话说反动话了，难道是――”马老义正词严地说：“当钟馗我也吼他！”

儿子无奈地摇摇头：“您老没整了。”

见儿子不理解自己，马老讲起故事来：“1944年，傅斯年在政府参议会上，揭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营私舞弊。会后亲自请他吃饭，并为孔祥熙说情。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信任’。就说：‘你既然信任我，就应该信任我的人。’傅斯年毫不退让：‘我信任委员长，如果说因为信任你也应该信任你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马寅初的“故事”使儿女们陷入深思，从此他们对父亲在“”中的特立独行、拒不跟风多了一份理解。

1982年，百岁老人马寅初病逝。有人以这样的文字来悼念他：“人口宏论，富国强民，千秋大业留遗泽；经济巨擘，学桃育李，百代宗师惠众生。”

如果说马寅初的学术著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么，他“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能言”的勇气，他“单枪匹马，战死为止”的气概，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胸怀，对后人来说，则更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文史学者、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