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朝时期的治黔方略与黔中城镇建设

摘要：明朝在贵州境内掀起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为僻处西南一隅多民族聚居的贵州带来了城镇兴建的契机。贵阳、安顺等黔中城镇的兴起，奠定了其在全省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地位。这两座城市的兴盛，又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省境内的城镇建设，推动了贵州尤其是黔中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明代；黔中地区；城镇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历程显示，春秋战国之际是城市兴起的一个高潮，自此之后，城市的发展相对较为稳定，主要表现为从早期的草创，向逐渐扩大规模、完善功能方面发展，城市的类型并未出现明显的质的飞跃。直到两宋时期，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活跃，以“破墙开店”为表征的城镇才陆续在各地诞生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这种变化相当于城镇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就贵州高原而论，因为僻处西南一隅，历史上虽出现过“鬼方”、“牂牁”、“夜郎”等一些强大到足与其他地方政权比肩的方国，但并不等同于产生了与中原地区同步的城镇。自两汉以后的近千年，因贵州社会生产水平日渐落后，加上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被纳入封建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视野，城镇的发展便长期徘徊在一种萌芽状态，直到明朝在贵州境内掀起长达百余年的大开潮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才真正开启较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进程。

一、明朝政府的治黔方略

由于地域辽阔，中国历史上城镇形成与发展的道路有着很大区别。如贵州这样的地区，既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又深受地形条件和交通的制约，生产水平较中原及其他省区落后，城镇化的兴起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得不仰赖于中央政府的决策。

明初的贵州高原并无独立的行政建置，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三省管辖，实际为上述三省毗邻的边地，由此，也突出了贵州高原在整个国家政治与军事上的权重。而黔中又是贵州高原的心脏，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直接牵涉到西南版图的稳固，也是明代中央政府推行治国大计的前提。

明初基本沿袭元朝的各种制度，但亦陆续做了很大改动，军事方面的卫所制便是其中之一。为巩固统治，明政府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冲设立卫所驻军。鉴于明初西南地区的形势，贵州是明政府设立卫所相对较多的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12月，“置永宁、贵州二卫及瞿塘关、汉中、阶文三守御千户所。”① 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七十。其中的贵州卫治所设于今贵阳，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贵阳作为贵州高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

在征讨云南残元势力的战争中，为利于军队调动，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下令建立贵州都指挥使司。按明王朝的管理体制，中央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地方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地方民、刑、兵之权。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立，事实上已经隐现了明政府将贵州从湖广、云南、四川三省中分离出来，构建为省级行政区划的意图。

在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同时，明朝政府设置了14卫，其中在贵州境内的有普安卫、尾洒卫、普定卫、黄平卫、乌撒卫、水西卫。时隔不久，黄平卫降为千户所，平越千户所升格为平越卫。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撤乌蒙卫设毕节卫。次年，设五开卫于今黔东南，以后陆续设置层台卫、赤水卫、安庄卫、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威清卫、平坝卫、龙里卫、新添卫、都匀卫、及贵州前卫、铜鼓卫等卫所，总计24卫，分属于贵州都司与湖广都司。万历年间又设置了威远卫、敷勇卫、镇西卫。有明一代，贵州境内共设置有30卫，140余所。有人形容当时的贵州“诸卫所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田野。”

贵州卫所设置密集程度很高，在“戍兵屯田，就粮自赡”的政策及实行“开中”令纳米给盐的政策下，贵州高原的大规模屯田终于揭开了序幕。这种制度使汉族移民大批进入贵州。屯军和移民加强了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推进了贵州历史前进的步伐。贵州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出来，黔中地区农业生产力也随之大幅度提升。

配合军事上设立卫所、屯田戍边的需要，明政府在贵州大力兴建、扩建驿路，着力改善交通闭塞状况。在明代修建完善的5条省际驿道中，除由四川叙永经毕节至云南的川黔滇道外，其余4条驿道均以贵阳为始发或终点。具体为由湖广至贵阳的湘黔驿道，由贵阳至云南的黔滇驿道，由重庆至贵阳的川黔驿道，由贵阳经都匀至广西的黔桂驿道。上述驿道构成了以黔中地区为中心，通往周边各省的交通干线，进一步确立了黔中地区的枢纽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沿驿道设置的驿站，由于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为人烟稠密，商贸兴旺的城镇，黔中修文县由龙场驿发展而来便是其中一例。

在军屯的基础上实行“移民就宽乡”，即在官方督导下，由内地和相对发达地区向贵州大规模移民进行屯田垦荒，是明政府开发贵州的又一重大举措。按照明朝的政策，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类。“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② ②《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移民就宽乡”政策对黔中经济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明政府在贵州实行的“调北填南”，“湖广填四川”等政策，都属于官方主导的向贵州境内的大规模移民之举。加上从明初开始即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让商人纳米换取盐引，分销各地，谓之商屯，更对贵州农业与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开中”的商人们，往往筑台堡自相保聚，同样推动了集镇的形成与发展。

人口的大量聚集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是封建城市形成的基础，教育则是确保城市生命延续的重要助力。早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政府已强调“声教所暨，无间遐迩”，要求贵州各土司“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③ ③《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五O。 自后，明政府在贵州境内，尤其黔中地区陆续创办了一批卫学、司学、府州县学、书院和社学，这些不同形式的教育机构，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镇，对城镇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城镇本身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以此为基础，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司治所设于贵州宣慰司城（即今贵阳市中心城区）。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载：“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一员、左参政一员、左参议一员、右参议二员。”④ ④（明）《（万历）贵州通志》，卷二，《省会志·秩官》。 均各有司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