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焦虑”

今天有些国人身心疲乏、抑郁忧虑、焦躁烦恼等心理疾患以及“未老先衰”、“过劳肥”、“过劳死”等工业社会特有的器质性疾患比比皆是，而且，愈是大城市，愈是学历高、收入高等所谓“高端人群”，这些疾患愈多。此外还有其他的病症表现形式，比如富人用脚投票，带着资产“适彼乐土”；比如许多家庭节衣缩食让孩子负笈异域；再比如，拼命储蓄，拼命购房。

以上，有人谓之为“中国式焦虑”。

其实，就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焦虑具有普遍性，是当今已经经历工业社会而步入信息化社会的先进国家都经历过的，并非中国所特有，但既然叫“中国式焦虑”，自然带有中国特色。

焦虑的表现形式或者是生理的，或者是心理的，但其病根却是社会的。

举例来说，中国人的储蓄热情极高，导致消费拉动经济发展这个环节的激励孱弱。银行管理方甚至动用了存款要缴纳利息税的杀手锏，但存款依旧居高不下，这在传统西方经济学者的视野里，显得极其诡异。

在财产不安全，或毁灭性的变迁比较频繁和严重的地方，很少有人储蓄。在中国恰好相反，正因为一些人对未来没有把握，缺乏社会救济的制度安排，导致缺乏安全感，于是在“求人不如求己”的心态驱使下，有点小钱赶紧塞银行里。从而银行的居民存款沉淀下来，形成所谓“笼中虎”，弄得政府金融部门头疼不已。

同理，热衷于买房而不太喜欢租房也是这个原因的产物。

很多人在明知所谓买房无非是用高额租金租用七十年产权的情况下，依旧趋之若鹜，还自我麻痹为“置业”，这样的心态也是这种不安全感驱使而来的。

当然，值得欣慰的是，不管怎样，拼命储蓄和购房的举动至少说明民众相信政府具有托底能力的公信力。

工业社会的繁荣，本身就带有对人性的桎梏。在西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论者早已从哲学、社会学角度对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作了某种清算，但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谁也跳不过去这个坎儿，所以问题就在于构建一些清晰可视，触手可及的制度安排，使人过得了“今生”，更明了“来世”，不至栖遑不定。

【原载2012年12月27日《工人日报·我在我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