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与改革

摘要： 高考关乎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全社会关心的大事。本文在探讨我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成因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高考的改革，以及当前高考在我国存在的合理性，并进一步深思今后我国高考改革的方向，提出我国高考要实行科目设置优化、实施方式多样、录取标准多元、高校招生自主这样一种灵活的高考制度。

关键词： 高考制度 恢复 改革

高考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重要考试制度。但1966年“”爆发，我国高考制度被废除。从1966年―1972年，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少量工农兵学员外，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几近停滞。［１］直到1977年我国高考制度才得以恢复。本文拟在探讨我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成因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当前高考改革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期为当前我国高考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与设想。

一、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

尽管自1972年开始，我国大多数学校恢复招生，但文化考试仍未得到恢复。人们通常所说的“恢复高考”，是指1977年恢复的文化考试制度。［２］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干预和领导下，高等学校招生恢复了文化考试。至此，我国高考制度才得以恢复。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主要源于以下原因：一是1976年“”的，这是导致统一高考制度于次年恢复的外在原因；二是社会发展的热切需求，这是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的内在原因。粉碎“”之前，国家处于政治僵化、经济解体、教育断层、百废待兴的局面，选择一个使国家由乱而治的突破口至关重要。因此，恢复高考就成了使国家由乱而治的“突破口”。当然，考试制度自身特有的功能，也是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动力。考试作为一种甄选人才的手段或方法，以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本质精神为价值取向。而在“”期间，大多数高校取消文化考试，以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实践经验等作为选拔学生的标准，这些“标准”与考试的本质精神相违背，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出身“不好”青年的学习积极性。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急切盼望有一种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因此，高考就在人民群众的热切呼唤中恢复了它的历史地位。

有位教育家曾说过：“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可见，高考制度的恢复是中国教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社会的角度看，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社会树立了公平与公正的典范，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启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念的实践，为政治、经济的各项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从教育的角度看，为国家选拔了大量的合格人才，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二、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社会树起了一面公平、正义的旗帜，也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有用之才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不容忽视的是，高考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就不断致力于高考制度的改革，以期探索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科学合理的高考制度。由于高考改革的时间跨度近30年，以下仅从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招录体制三个方面，择其要而述之。

（一）考试内容的改革

“考试内容”是关于“考什么”的问题，对于高考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考试科目的设置问题；二是考知识与考能力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由考知识向考能力转变的问题。［３］

1.在科目设置的改革上，优化高考科目设置。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试科目设置分文、理两类。由于高考竞争激烈，导致多数中学高二开始分文、理，按高考科目上课，教学计划形同虚设，造成高中毕业生的知识结构残缺，影响到大学的继续深造。为此，1984年教育部开始研究高考科目设置问题。1985上海开始高中毕业会考与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的试验。经过几年的试点后，教育部决定于1993年开始实行分文、理两类的“3+2”科目组。“3+2”模式在选拔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共性太强，个性不足。因此，教育部于1998年提出了“3+x”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除语文、数学和英语这三门必考科目外，各高校可根据专业要求从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作为“X”提供给学生。“3+X”的本质，是在全国统考的前提下，考试科目多样化，尽量体现高等学校的特殊性和考生选择的特殊性。2007年教育部在批准江苏2008年高考改革新方案之前，先后批准了广东、山东、海南、宁夏等4省区2007年高考改革新方案。［４］这意味着沿袭多年的高考制度将在科目设置方面又将发生较大变化。现以江苏为例，江苏实行“3+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即“语数外+2门选修测试科目和5门必修测试科目+综合素质评价”。选修测试科目由考生在历史、物理中选1门，在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选1门，考生选定的两门选修测试科目之外的五门为必修测试科目。艺术类、体育类考生选修测试科目为艺术或体育专业；如不兼报普通类专业，可选择七门必修测试科目。可见，江苏高考新方案重视基础学科考查，有利于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减轻学生过重的负担。

2.在考知识与考能力的关系上，强调素质与能力的考查。1981年10月，教育部学生司在山东胶南县召开高考研究座谈会，提出了“命题怎样考查学生的能力，以利于克服考生死记硬背的问题”。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方面的改革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关于印发〈高中毕业会考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会考后的高考，在考查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考查能力。”这成为以后高考命题的指导思想。1999年2月，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考内容的改革是高考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考命题总体上将更加注重对考生能力和素质的考查”；“试题设计增加应用型和能力型题目，各考试科目的命题要把以知识立意转变为以能力立意，转变传统的封闭的学科观念，在考查能力的同时，注意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同年7月―8月，教育部先后批准山西、吉林、江苏、浙江和广东于2000年高考试行综合科目考试的试点。其综合科目考试的命题指导思想是：“以能力测试为主导，考查考生在中学所学这些相关课程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命题遵循现行普通高中相关各科《教学大纲》，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利于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考试形式的改革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高考内容的改革必然要求高考形式进行相应的改革。高考形式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考试方法的改进。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考基本上是沿用传统的考试方法，其效率低下，标准难控。为使考试更加科学合理地选拔人才，对高考的传统方法以及内容进行改革，我国于1985年从美国引进了标准化考试。为创造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标准化考试，在总结我国经验与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1985年第二届高考科研讨论召开，会后，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广东进行标准化考试试验。以后，试验的科目和范围逐年扩大。经过四年成功的试验后，1989年原国家教委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标志着标准化考试研究与试验结束，正式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在我国，推行标准化考试是一种公平与效率兼顾的选择。我国高考由传统的经验型考试推进到现代的标准化考试，也是高考形式改革最重要的成果。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部分省市进行了社会化报名和网上阅卷的试验，这对于考试方法的改进和考试质量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2.实施方式的改革。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普通高等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并且都由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组织命题。1985年起，上海市试行自主命题，这是地方实施自主命题之肇始。继上海之后，北京市也于2002年加入到自主命题的行列。到2006年自主命题的省、市已达16个，涵盖了6大区域，占全国考生的65%，基本形成了“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格局。“统一考试，分省命题”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中学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为高校选拔高素质人才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

3.考试时间、次数的改革。春季高考自2000年试点以来，先后有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等4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考竞争压力，并且春季高考为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提供了机遇，为学校探索实行学分制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学校加快专业改造，促进高校加快教学和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对于考生而言，每年的春季高考无疑也为夏季高考的落榜生增加了一次报考高校的机会。从2003年开始，高考也由每年的7月7日―9日调整到6月7日―9日。据说其主要原因是7月份天气太炎热，不利于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此举凸显以生为本，尽显人文关怀。

（三）招录体制的改革

招录制度的改革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招生体制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方面，一直实行“双包”（即包经费、包分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高校招生计划中出现了以国家任务计划为主，委托培养和自费生调节性计划为辅的招生计划形式和录取办法的“双轨制”。之后，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调节性招生计划的比例又有所扩大。1993年，国务院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高校逐步建立学生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的制度，提出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配套改革的目标，并从1994年开始部分高校招生进行招生计划“并轨”、实行同一录取标准、同一专业实行同样的收费标准、对毕业生实行同一就业政策的“并轨”改革试点。至1997年全国所有普通高校基本完成并轨招生。招生并轨改革有利于学校组织教学，提高了教育质量；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减少了社会不正之风的干扰；有利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树立起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的观念。

2.录取体制的改革。自恢复高考一直到1982年，我国高等学校主要采用“分数或分级录取的办法”，即按照考生的成绩和考生志愿的顺序，从高分到低分分段录取。1983年，为扩大高等学校的招生自，在原录取办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投档比例（通常为120%），即招生部门按多于录取数20%的比例向招生学校提供考生档案，录取与否由招生学校决定。以后，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教委于1987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决定逐步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学校负责，招办监督”有利于扩大高校招生的自，符合教育改革的方向。伴随着录取体制的改革，我国在招生录取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从1984年以来，进行了以“考试为主，推荐为辅”的高考招生改革的尝试。［５］作为对高考制度缺陷的一种补救方式，保送生制度自实行以来，对于鼓励学生全面发展，扩大高校招生自，选拔特殊人才和优秀人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自，教育部决定于2003年开始在部分高校设立自主招生试点。截至2007年，全国共有59所高校实施自主招生。高校自主招生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和风险，提高高校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还可以给考生更大的选择空间，学生可以通过直接与高校双向选择真正实现自己的志愿，使优秀人才选择到最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学科专业。但由于传统录取方式效率低下，加之人情、权力和金钱的介入，损害了高考的公平公正原则。为此，招生部门决定实施计算机网上录取。1998年，天津、广西与部分高校试验网上录取的方式。到2001年，全国31个省（区）、市都实现了网上录取。实行网上录取既有利于维护公平、公正，又可以节省人力、财力，并将带动高校招生考试其他方面的改革。

由上可见，我国高考制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发展，已基本成型，并渐具中国特色。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高考制度改革从其组织、实施、类别，到命题评分，从宏观到微观不断深化；高考制度的改革从高考内容、科目设置、录取体制、录取方式等改革，到高考时间等的调整都凸显以人为本；同时，不断扩大高校办学自，探索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科学、合理、公平的新机制。

三、我国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高考制度在我国建立以来，有关高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但大多数人还是达成了如下共识：高考制度是一项评价人才的制度，是一项遏制无效率、昭示社会公平的制度。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衍生了高考制度，决定了其性质与发展规律。因而，也只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决定高考制度的存废。在当今中国，高考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高考顺应国际形势

作为一种成熟的考试制度，“高考”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欧美许多国家的高等院校招生，也都把某种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最大权重，如美国的SAT考试、英国的A-Level考试、德国的Abitur考试、日本从1979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统一学历考试，等等。这些考试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高考”。作为世界上的“考试大国”，我国高考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一国际招生考试的发展形势。

（二）高考符合我国国情

首先，这一制度符合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国自秦以后的社会发展，就文化发展取向而言，总体上都是遵循这一理想目标。“秦朝统一中国，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实现了“天下一家”，“两汉、隋、唐、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政治和社会组织方面”，实现了“大统一政治和平等之社会的达成”。［６］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演变时空中，逐步形成了以“维护大统一”、“公平”等为主体价值观的文化传统，并在历代统治阶级的认同和倡导下，“对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很强的指导性和约束性”［７］，以至成为一种“无形或有形的架构，从根本上制约和指导着人们的思考、行为以至情感形式和表现方式”［８］。我国传统文化中“维护大统一”的思想，以及科举考试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所形成的对象开放、标准统一、机遇均等、规程严密、择优选才的考试观念，和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本质精神的价值取向，给人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中国人已经习惯和认同了高考制度。

其次，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当前政治体制、经济状况。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而考试制度属于政治制度范畴，各种成文法规性考试的创建与实施，都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的体现。因此高考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必然要与该国的政治制度相吻合，否则就难以维护国家的行政权威，难以实行社会控制、甄选国家所需的人才。再者，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富裕，属于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倘若取消高考，代之以其他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其选拔人才的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广大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从这个角度说，高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最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考试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的。当人类社会出现了强制性的脑体分工，当社会需要从人群中选拔出领导者或者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的时候，在实践中经过长期探索，才发明了考试。［９］可见，考试在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直存在。在这种结构格局下资源相对集中在城市，而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相对落后，阻碍了农村绝大多数人往城市的流动，制约着个体的活动空间。由于每一位中学毕业生及拥有同等学历的人都可以参加高考，所以出身农村的个体通过高考，就可以获得个人生活境遇的改善以及进入城市社会的机会。可见，高考的存在对于社会底层精英的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说，高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设想

尽管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各种弊端，但它仍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学者说：“高考已成为当代中国最成熟与最权威的人才选拔机制，迄今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取而代之。”［１０］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对其加以改革，但不宜废止。为此，可以进行以下四方面的改革：

（一）科目设置优化

尽管教育部在1998年开始实行“3+X”试点，但从目前实行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省实行的是“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或“3+文理综合+1”，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上述考试模式参加考试，自主选择考试科目的权利十分有限。我国高考科目可以这样设置：“语文”2门（语文Ⅰ、语文Ⅱ）：文科考试考语文Ⅰ，理科、术科艺术类考生考语文Ⅱ；“数学”2门（数学Ⅰ、数学Ⅱ）：文科、术科艺术类考生考数学Ⅱ，理科考生考数学Ⅰ；“外语”分外语（一）1门（英语）和外语（二）6门（日语、德语、法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文理、术科艺术类考生必考外语（一）或外语（二）中的任一语种，报考外国语学校的考生必考外语（一）和外语（二）中的任一语种；综合科（文科综合Ⅰ、文科综合Ⅱ、理科综合Ⅰ、理科综合Ⅱ）。文科类考生必考文科综合Ⅰ和理科综合Ⅱ，理科类考生必考文科综合Ⅱ和理科综合Ⅰ，术科艺术类考生必考文科综合Ⅱ和理科综合Ⅱ。还可在高考科目中设立更多的科目类别，如音乐、美术、体育、信息技术等实践类课程的考试，由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考。考试科目的设置弹性化，既能全面地考查学生知识和能力素质结构，又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二）组织形式多样

我国地区差异大，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完全实行各高校单独考试不太现实，但可以考虑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对统一考试和分散考试的长处兼收并蓄，不断完善“会考+高考”的模式、继续坚持“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方略和积极开展重点高校联合招生考试试点。会考由目前的分省命题改为全国统一命题，采用标准化，着重水平性，会考成绩按一定比例记入高考总成绩。高考实行“统一考试，分省命题”，以能力立意。联合招生考试由各高校联合命题，以素质立意。各高校在录取新生时可以“会考成绩+高考成绩”或“会考成绩+联考成绩”或其中任何一次考试的成绩来自主选择录取。这样“一统一分，统分结合”，一是能使各地区根据省情和教育的实际，在考试科目、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用好“高考”指挥棒，保证高中教学质量，避免文、理过早分科，促进本地区的基础教育。二是能够充分调动高校的积极性，便于高校有针对性的选拔人才。三是能确保考试安全，减小管理风险。

（三）录取标准多元

目前我国招生制度的选拔方式、选拔范围、录取评价等还比较单一，不太合理。因此要积极探索并建立有助于反映学生综合素质、个性特长和探究创新能力的多元化的考试评价系统和录取方式。可以考虑将高考成绩作为评价录取的依据之一，同时兼顾考生高中阶段学习情况、校长推荐信、教师评语、个性特长等综合因素进行录取，并逐步增加它们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这种做法能较好地避免传统高考“一次考试定终身”的缺陷，同时也较好地避免了基础教育向应试教育方向畸形的发展，也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到真正优秀的人才。

（四）高校招生自主

当前中国高校介入招生过程的权限十分有限，绝大部分高校基本上没有自主招生权（现在仅有少数重点大学享有相当有限的自主招生权）。让高校自主招生能较好地体现高等学校所设置的专业对考生的某些特别要求，更多地考虑考生对专业的适用性，对个别有特长的学生或个别特殊的专业，高校可以灵活采取各种特殊措施。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20%，高校数量众多，竞争激烈，对自身的声誉也更加珍惜。因此，高校自主招生并不会带来不公正，相反，更加透明、公开、民主的自主招生将促进高校自律，有助于遏止腐败。

总之，高考制度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务实谨慎的精神。现阶段高考制度的改革虽需要怀有理想，但更重要的是立足现实。我们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应把握好方向，坚持高考并不断地加以改造，为高等学校的发展和民族的昌盛富强选出更优秀的人才。

参考文献：

［1］［2］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45.

［3］中国当代高考史话［EB/01］.东营教育信息网：.

［5］曾仲.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招生制度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00，（3）.

［6］杨学为，廖平胜著.考试社会学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95.

［7］王宏维.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人民出版社，1987：59.

［8］张祥平.人的文化指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1.

［9］杨学为，廖平胜著.考试社会学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

［10］刘武俊.考试立法缺席［N］.中国青年报，2000.7.14.

本文系《湖北招生考试》杂志社横向课题《中国高考向何处去》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