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成植物人:患难一生守候一世

【前言】妻子成植物人:患难一生守候一世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含悲忍泪，给爱美的老伴买寿衣 最不情愿办的事情也必须由我去办，那就是给老伴买寿衣。儿子们说医院门口就有几家寿衣店，随时可以去买。我说你们妈妈的寿衣不去寿衣店买，由办。我了解老伴，她是个美人，更是个爱美的人，在病发的前几天还把各种样式的帽子对着镜子―...

2009年春节刚过，节日的喜庆氛围还没有散尽，悲剧就在我家里开场了：一天夜里，老伴突发脑出血，被紧急送到医院重症室抢救。脑出血!多少人丧命在这种病症下，老伴能否从死神手里逃脱?我的三个儿子和儿媳、孙子孙女全都聚到医院里来，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此时想想和老伴52年患难与共的生涯，我难忍心中的悲痛，当着孩子们的面痛哭失声。

“―定要活着回来，我们还有孩子!”

老伴是上海人，上个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支援东北建设，分配到辽宁抚顺市工作。1956年我从抚顺调到辽宁日报社当记者，第二年我们结婚。结婚的第二个月，我因为写了一篇反映抚顺文艺界鸣放的消息被打成分子。仍在抚顺工作的妻子被领导召去谈话，领导动员妻子同我离婚，劝告她：作为稀有的大学生干部，属于国家财富，只有离婚，你才会有光明前途。妻子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留在他身边，帮助他改造思想。

两年后我摘掉了分子的帽子，回到报社工作，妻子高兴得见人就告知这个好消息。那时我们都年轻，都天真，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我们一家可以好好地生活了。哪知此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日子更为严峻。“”期间的一天下午，革委会领导通知我第二天带着行李去报到，对我实行无产阶级。第二天晚上，妻子帮我将行李捆成一个方包，然后送我去公共汽车站。我们俩一左一右，各自拽着行李一端的绳子，晃晃悠悠地走着，清冷的月光照下来，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们在悠闲地散步。在我上车的时候，妻子叮嘱我：“一定要活着回来，我们还有孩子!”我登上车，回过头向她点头答应。被期间，受尽了火间屈辱，我几次想起“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然而每次都是妻子那句“一定要活着回来”的话，把我的念头消解。

苦难的日子过了将近20年，好长好长，终于走到头了，我重新回到辽宁日报社工作。老伴被安排到省政协工作，出任秘书处处长。每年一次的省政协大会，老伴负责文字材料和会议筹备工作，她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工作中，那真是达到忘我的地步。当时我是省政协委员，俩人在会场上见了面，她连句话都不说，像陌生人一样匆匆从我身边走过，那一本正经的样子让人看了又好笑又好气。朋友们曾把这个插曲当作笑话传播着。退休以后，她的心还在政协那边，每当有老干部的学习活动，她就忙活开来，埋头看材料，写笔记，准备发言。活动回来我问她：“准备了一夜，你的发言肯定大受欢迎了?”她笑笑回答：“发言的人多，我没轮上。”我戏言道：“你死后一定要把一样东西带走。”她问：“带什么?”我说：“政协徽章。哪有你这样的政协干部，退了休还玩命呢!”戏言终成眼前事，老伴病危期间，我把她的政协徽章找出来，随时准备让她带走。

含悲忍泪，给爱美的老伴买寿衣

最不情愿办的事情也必须由我去办，那就是给老伴买寿衣。儿子们说医院门口就有几家寿衣店，随时可以去买。我说你们妈妈的寿衣不去寿衣店买，由办。我了解老伴，她是个美人，更是个爱美的人，在病发的前几天还把各种样式的帽子对着镜子――戴在头上，不时地让我评说哪一顶最好看。我说哪顶好，她就戴着它唱着歌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整天不脱下来。她穿衣戴帽从不随俗，以前大多穿从上海寄来或她去上海时带回来的新式衣裤，我怎能让她穿那种样式一律、死板的寿衣?我用两天的时间翻箱倒柜，把她喜爱的新内衣和只在政协会议上才穿的礼服挑选出来，准备给她用。虽然她有新的毛料裤子，但是我知道她更喜欢时尚的着装。我到沈阳的一家大商店，给她选了一条名牌运动裤。买了裤子再买上衣，当我选择运动款式的女装外衣时，售货员问我给谁买、什么年纪的人穿。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思考了一会儿，售货员看到我的眼睛湿了，便关切地问：“大爷，您买衣服有什么说道吗?”我点点头，说：“有。姑娘，我是给我老伴买，她70多岁了，在病危中，我是给她买寿衣，你帮我选件好的。”说着我哽咽了。姑娘很懂事，马上劝慰我说：“大爷，您别伤心，我帮您选。您是特殊情况，给您打8折。”售货员帮我选了一件雪白的外衣，我说：“这件好，我老伴一生做人清白。”售货员把衣服包了又包，小心地交给我，之后又从柜台里走出来搀着我，说：“大爷，别难受，人老了，免不了都有这一天。这是老天爷安排的。”我说：“孩子，这是老天爷不公呀它不知道它这个安排给我带来了多大的伤痛!”

老伴病倒也给三个儿子带来极大的悲痛。大儿子辞去临时性工作，专程从抚顺来沈阳照顾妈妈。老伴住重症病房期间，院方管理严格，患者家属不许进入重症病房，―天只有半个小时是家属探望时间，还必须24小时有人在病房外守候着听消息。大儿子成了全家的全权代表，日夜不离医院，医生有什么叮嘱，护理有什么要求，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一天，他弟弟到医院替他值班，他回家睡觉。当他睡醒时，一看表，慌了，已经是50岁的汉子了，却呜呜哭起来。大家不明原由，他哭着说：“我睡过时间了，今天看不见我妈了!”他边哭边说边往门外闯，一家人全被他感染得哭成一片。

老伴病情趋稳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她第二次脑出血，呼吸困难。院方认为病人已很难救活了，征询我们的意见，是否需要给病人割喉管上呼吸机，医院护工劝我说：“让你老伴完整地走吧!还割那一刀干什么。”孩子们也都没了主意，让我定夺。我说：“你妈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抢救，四个字，绝不放弃。”医生在一旁说：“那需用大量的自费药，有的药一天就要花四五千块!”我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还是四个字，继续治疗!”我这个决定也是孩子们所希望的，他们个个都知道妈妈一生为他们奉献了多少。由于三个儿子生长在“”年代，没有一个上过大学，他们的妈妈就许诺：“你们的孩子都要上大学，我和你爸供他们，从小学供到大学。”十多年过去了，大孙女已经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奶奶兑现了承诺：大孙子已上大学三年级，也是奶奶供的；二孙子今年高中毕业，他上大学的钱奶奶早几年就准备好了。三个儿子收入都不多，也是他们的妈妈做出决定：资助孩子们住上新房子。老伴省吃俭用，把节余下来的钱帮他们买房子，如今孩子们的住房都比我们两口子的住房宽敞、舒适。

抱起植物人老伴，看我的电视作品

老伴生命力真够强，死神数次要把她领走，她都没有舍弃孩子们，最终作为一个植物人留在了孩子们身边。在医院住了五个月后，老伴被接回家里静养，主要由大儿子照顾妈妈。他每天给妈妈数次翻身，数次鼻饲，数次换尿布，还要不时地给抠粪便，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两年如一目，他成为居民区里有名的大孝子。

我是抚顺人，举世闻名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和老伴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她知道我在写作上存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战犯的事迹写成文学作品。为了报答她多年来对我写作的支持，实现她对我写作上的新期待，我在悲痛之中打开电脑，打算用写作排除心头上的巨大疼痛，我开始伏案写作《战犯》。有时流着泪把文字敲在电脑上，有时疲劳想休息，但只要想到老伴的期待，我就会再坚持写几个小时。经过多个时日，终于把长篇小说《战犯》写完。当脱稿那一刻，我走到老伴的床边，抚摸她的脸颊，向毫无意识的她报告：“老伴，我把《战犯》写完了，你放心吧!”当然，这时的老伴只有呼吸，不会回应。我的泪水滴在她的脸颊上，她也没有感觉。我在她耳边仍然叨叨：“我感谢你!”

《战犯》正被拍摄成电视剧，我期盼老伴能活到电视剧《战犯》播映那一天。那时，我要从床上把老伴抱起来，同她一起面对电视机屏幕坐一会儿，看看《战犯》两个字和几个画面，哪怕只是一分钟，哪怕她并无知觉，也算我们共享创作成果的幸福，这样她会走得安心，我会感到一丝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