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历史是我国深刻的国情

随着上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目标的提出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校园文化建设也越来越受到各校领导与上级主管部门的普遍重视。十多年来，校园文化建设因领导重视，投入增大，声势日显，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才诸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要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也需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例如，活动过多过杂，学生尤其是学生干部有疲于奔命之感，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热烈有余，静穆不足。过于看重形式，讲究规模、动静，有追求奢华的倾向，等等。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还不在这里。就素质教育的目标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言，目前校园文化建设的最大缺失，恰恰是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或叫承接面的构筑——历史教育。

事实上，缺乏坚实的历史教育的承接面，我们的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就可能像落到沙漠的雨水，会很快蒸发，难以持久有效。

历史承载着什么

历史是什么？人在特定的时空降生。空间的延伸是地理，时间的延伸是历史；故对于国民而言，具备本国的历史、地理知识，乃是最基本的素质。

历史是民族的根；是中国人最基本的“良知”，即“中国心”；是中华民族保持凝聚力、认同感，无可替代的、最为深刻的活水源头。历史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从小在国民心中植入民族的根。这样，无论将来他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他有了一颗“中国心”。

所谓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归根结底，也植根于此。这也就是钱学森等许多老一辈学者，并没有谁对他们做什么思想工作，却自愿放弃国外优厚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冲破阻力，毅然回到刚获新生、条件艰苦的祖国效力的原因所在。所以，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人国者，必先去其史。

章太炎也强调历史是民族的根，无根的民族难以竞存于当今的世界。他说，一个人晓得历史，“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梁启超则指出，作为国民，对于本国历史文化要有最起码的了解，这样才可能“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并与整个社会“形成共同意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历史教育是根本，“没有好好的国史教育，国民性简直不能养成”。（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

历史是传统文化或现在很热的所谓“国学”的中坚与基础。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上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中国通史、文化史研究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历史，抽象争论中西文化优劣，是不易说清楚的。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以他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首倡国学。在他们眼里，“国学，当首经史”，而经即史，“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章太炎诸人主张国学，其主要内容就是史学。所以，章太炎强调“国粹以历史为主”。而且他还指出，历史的内涵主要有三：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除赵元任是语言学家外，其他三位都是历史学家。足见国学院的基础也主要是历史。由上可知，我们在青年学生中讲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固然不错；但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离开了对中国历史本身的了解与把握，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所讲传统文化与国学的知识，就犹如满地的钱币，因缺少丝线无法贯通，成效将是十分有限的。

历史是最深刻的国情。同志早就说过，一个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政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知识、现状的了解。历史所以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就因为它是最为深刻的国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不了解昨天与前天的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今天的中国。人所共知，上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的著名论战，其直接导因就是对大革命失败的反省。为了确定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前途，不能不首先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了确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又不能不去了解中国的历史。所以论战始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却不能不延伸到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入探讨。当时，著名学者何干之总结说：“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来龙去脉，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今日的中国，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一段落，所以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横剖面，对于它的纵断面，也必须同时了解的。人们因为要认识现在，追求未来，而要求清算过去，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正是得益于这一场空前深入的国情探讨，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第一次比较充分地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科学概念，从而坚定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场争论也为后来同志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伟大构想，奠定了基础。这是历史助益中国革命的典型范例。

历史教育承接着什么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出两点认识：

其一，历史教育本身就是最为朴素和最具亲和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的特点，是诉诸民族的集体回忆与情感。它犹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娓娓道古今之变的过程中，悄然将“中国心”植入了每一个公民的心中，化育成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与此同时，又生动自然地传播了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令国人油然而生历史的使命感与现实的责任感。

梁启超所谓唯国史教育，能令其国人“爱国之性发于良知，不待教而能，本于至情，不待谋而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道理也就在这里。

其二，历史教育是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校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承接面。有的高校领导抱怨说，忆苦思甜原是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但对于现在的学生却似乎不起作用，他们只喜欢作横向的与西方的比较，不愿意作纵向的古今比较。其实，这不能怪青年学生。他们对中国过去的历史知之甚少，因之缺乏历史的承接面，自然无法作纵向比较。相反，杨振宁却能指出，当今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巨大，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原因恰在于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历史教育，又亲历其间，熟悉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辛酸史。也就是说，他具备了良好的历史承接面。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日亟。1904年《江苏》上刊有《民族精神论》一文，即指出：“民族之精神滥觞于何点乎？曰其历史哉！其历史哉！”章太炎则将爱国主义比作庄稼，以为其培育同样需要浇水施肥，这就是历史教育。他说：“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章太炎全集》四）。他们实际上也都指出了历史教育是实现弘扬民族精神与爱国教育不可或缺的承接面。

据此，反观现状，深感遗憾。正如许多学者所说，我国历史教育现状堪忧。历史教育的重点在基础教育即国民教育。梁启超曾大声疾呼：只要国家一日尚存，爱国便是盛德大业。“国民缺了这点精神，那国家可就算完了”。国民智力欠发达，尚是容易补救的事情，若爱国情操不发达，却是不治之症。而实现爱国教育最有效的途径，是学校教育与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因之，他强调：“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梁启超选集》）但是，我们的现状是，由于受升学率的制约，历史课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遍不受重视。高中毕业生不升入大学，终身不再接受历史教育；即便考入大学，除非入历史专业，基本上也不再接受历史教育（尽管有些学校有少许历史学科的全校选修课，涵盖面及效果都十分有限）。而社会上五光十色的各种所谓历史题材的影视节目，多为商业性的“戏说”历史，非但不足为训，且有不良的误导作用。所以，梁启超所强调的全体国民系统而普遍的本国史教育的局面，不但没有出现，而且即便在学校教育系统里，历史教育都存在着不断被削弱的隐忧。唯其如此，高校中的许多学生，甚至还有不少青年教师，缺乏必要的历史素养，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教材缺失了什么

与此同时，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也存在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的教材，都不仅体现了本学科研究的主要成就，更重要的是规范了本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发展方向，所以代表了一种学科发展的范式，影响巨大。历史教材，尤其是本国史教材，由于贯穿着一定的历史观，因之它就不同于一般学科的教材，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国家的意志，对于全体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影响，既远且深。所谓“灭人国者，必先去其史”，就是强调历史教育关乎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安全，不容掉以轻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课是更为深刻的政治课，各国无不皆然。日本军国主义者篡改历史教科书，抹杀侵华事实，台湾势力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搞所谓“去中国化”，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我对我国中学历史教材有两点建议：我国历史悠久，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她与美利坚仅数百年的历史，相去悬绝。因之，其呈现方式不能简单照搬美国及国外的历史教材，应有自己的特点。

自晚清以来，包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大家在内，许多重要学者都重视并亲自参与历史教材的编写。经几代人努力，也试验过各种体例，应当说，历史教材的编写，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应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历史教材不能一味求新，支离破碎，这既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特点，也有违青少年的认知规律。此其一。教材编写坚持一纲多本的原则是对的，问题在于“一纲”即现在叫“课程标准”的标准根据什么而定？对此的表述尽可以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作为中国国民对于本国历史的认知与素养，应有相当明确的规范。这需要专家与有关领导部门加以认真研究而后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