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遇春散文中的启蒙内蕴

作者简介：唐小祥，男，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梁遇春散文中内蕴着丰富复杂的启蒙质素，主要表现在国民批判、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三个方面，在1920年代后期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

关键词：梁遇春散文；启蒙内蕴；国民性批判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称许梁遇春（1906～1932）为 “中国的爱利亚”，“爱利亚”今译“伊利亚”，是19世纪英国散文家兰姆的笔名。这个评价确实道出了梁遇春散文取法兰姆随笔的艺术事实，此后的梁遇春散文研究也大多以此为依凭，主要聚焦于其艺术风格、文体特色和艺术源流等方面，而极少对其思想内蕴做深入的挖掘。直至最近十年研究梁遇春散文的硕士论文，其研究思路、立论视点、论题主旨亦复如是。梁遇春作为“五四”落潮后的知识青年，其人其思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研究梁遇春散文中的思想内蕴，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散文创作，而且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1920年代中后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和心路历程亦大有裨益。梁遇春散文的启蒙内蕴主要表现在国民性批判、文明批判和社会批判三大方面。

一、 国民性批判。

在《论麻雀及扑克》一文中，他对部分国人崇洋、唯洋是从的变态心理给予了尖锐的讽刺：“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张耀祥先生在国内唯一的心理学杂志上曾做过一篇赞美麻雀的好处的文章，洋洋千言，可惜我现在只能记得张先生赞美麻雀理由的一个。他说麻雀牌的样子合于黄金分割。区区对于雕刻是门外汉，这话对不对，不敢乱评。外国人真傻，什么东西都要来向我们学……罗素一班人赞美中国文化后，中国的知识阶级也深觉得中国文化的高深微妙了。连外国人都打起麻雀来了，我们张教授自然不得不做篇麻雀颂了。中国药的好处，美国人今日才知道，真是可惜，但是我们现在不应该来提倡一下吧？半开化的民族的模仿去，愚蠢的夷狄的赞美，本不值得注意的，然而我们的东西一经他们的品评，好像一登龙门，身价十倍样子，我们也来‘重新估定价值’，在这里也可看出古国人的虚怀了。”弱国子民的自卑心理和阿Q精神在这里表现得活灵活现，他们笃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洋人的喜好和评价成为他们价值判断和取舍的唯一标尺。更有甚者，他们根本懒得去判断，懒得去取舍：“知道宗教是应当非的，孔丘是要打倒的，东方文化根本要不得，文学是苏俄最高明，文学是进化的（因为胡适先生有一篇文学进化论），行为派心理学是唯一的心理学，新的一定是好，一切旧的总该打倒……”他们真是十八般武艺，门门在行，样样精通。不过，“这样下去，满口只会说别人懂自己不懂的话，自己的头一部一部消灭了，那岂不是个伤心的事情？”（《还我头来及其他》）对于青年们一味盲从、不加深究和考察的学习态度，以及迟钝麻木的精神状况，作者痛心疾首，因此反对文力统一，大声疾呼“还我头来”。这与鲁迅“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几乎同出一脉，也表明启蒙并未成功，依旧任重道远。

二、 文明批判

因为中国是享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太明显地把钱赌来赌去”，有碍观瞻，所以“牌九等过激党都不为士大夫所赞许，独有麻雀既可赌钱，又不十分现出赌钱样子，且深宵看竹，大可怡情养性，故公认为国粹也。”封建礼仪不仅可以成为遮羞盖耻的口实，还能充当谋利的手段，这从北京和上海两地车夫迥异的营生策略便可见一斑。在北京雇车时候，车夫常说“不讲价吧！随您给得了。”多么客气，多么随和！可等到了时候，他又要敲你竹杠，但是那又是一回事了。“而上海车夫就不然，他看你有些傻气，他就绕一圈子或者故意拉错地方，”最后车夫按路计费，乘客照单签收。“这种滑头买办式的车夫真赶不上官僚式的北京车夫，因为他们是以礼节巧妙不出血汗得些冤枉钱的。这也是北京所以为中国文化之中心点的原因，盖国粹之所聚也。”（《还我头来及其他》）作者寓居北京五年，处处留心，观察细致，把古中国繁文缛节的“精髓”彻底透视，并借诙谐文字，以平淡口吻，对程式化、庸俗化的封建之礼进行了犀利的揭橥和批判。

三、 社会批判

在《猫狗》一文里，梁遇春直截把上海比作一条狗，“当你站在黄埔滩闭目一想，你也许会觉得横在面前是一条恶狗。狗可以代表现实的黑暗，在上海这现实的黑暗使你步步惊心，真仿佛有一条疯狗跟在后面一样。”而“北平却是一只猫。它代表灵魂的堕落。北平这地方有一种霉气，使人们百事废弛，最好什么也不想，也不干了，只是这么蹲着痴痴地过日子。”其实推而广之，世界是给猫狗平分了，从现实界到精神界，四围皆是黑暗和衰败。所以“我宁愿这片大地是个绝无人烟的荒凉世界，我又愿意我从来就未曾来到世界过。”（《猫狗》）作者一向行文委婉含蓄，在这里却直抒胸臆，而且态度明确，口气决绝，由此亦可见当时社会之黑暗，作者忧愤痛恨之深广。在他看来，中国是个空气沉闷、半生半死亦生亦死的国度，触目皆是贫乏同困痛。“无处无时不有火灾，我们在街上碰到的人十分之九是住在着火的屋子的人们。被军队拉去运东西的夫役，在工厂里从清早劳动到晚上的童工，许多失业者，为要按下饥肠就拿刀子去抢劫，最后在天桥上一命呜呼的匪徒，或者所谓无笔可投而从戎，在寒风里抖颤着，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旷野里的尸首的兵士，此外掷踢街头，忍受人们的侮辱，拿着洁净的肉体去换钱的可尊敬的女性：娼妓，码头上背上负了几百斤的东西（那里面都是他们的同胞的日用必需奢侈品），咬定牙根、迈步向着的脚夫、机器间，被煤气熏得吐不出气，天天显明地看自己向死的路上走去，但是为着担心失业的苦痛，又不敢改业，宁可被这一架机器折磨死的工人，瘦骨不盈一把，拖着身体强壮、不高兴走路的大人的十三四岁车夫，报上天天记载的那类两个铜片，牺牲了一条生命，这类闲人认为好玩事情的凄惨背境，黄浦滩头，从容就义的无数为生计所 迫而自杀的人们的绝命……总之他们都是无时无刻不在烈火里活着，对于他们，地球真是一个大炮烙柱子，他们个个都正晕倒在烟雾中，等着火舌来把他们烧成焦骨。”（《救火队》）这类白描式的全景批判，在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和吴组缃的笔下，亦所在多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作者面向现实的开放态度，以及坚持文学为人生的艺术精神，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苛责的那样“梁遇春是个典型的书虫，对污秽鄙陋的现实，不知该如何去应付，只好退回到文学的纯美世界里寻求安慰”云云。

当然，相较于鲁迅对于“瞒和骗”的丑陋灵魂、对于麻木愚昧的看客心态和怯弱自私奴化人格的批判，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方面，梁遇春都望尘莫及。毕竟，梁遇春的年纪尚轻，阅历尚浅，学问根底和思想境界均有待提升。但如果我们从共时态的角度把他跟施蛰存（1905）、刘呐欧（1905）、张天翼（1906）、萧军（1907）等相近年份生者相比较，或者放置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小品文发展脉络中考察，就不得不承认梁遇春那些“快谈纵谈放谈”的“醉中梦话”，并非迷惘少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更非自我言说欲望的无目的性宣泄，而是内蕴着丰富多姿又锋芒毕露的批判性价值追求与启蒙旨趣。梁遇春逝后，韩侍桁在《现代》第2卷第3期上发表《最近逝世的梁遇春》，批评梁为“一个聪明的腐坏了的孩子”，并认为他和他的思想“正可以代表出我们时代中一部分受了文学的陶养，而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的青年的，可以称为他的弟兄的，我相信是不只一个。”应该说，这个评价大致符合实情。（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吴福辉编.梁遇春散文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倪伟.笑涡里的泪――谈梁遇春.文学评论[J]19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