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基本问题审思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主流文化对处于弱势境遇的民族文化传承之流予以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文化长期“天人合一”的自然变迁，对外界变化浑然不知、疏于防范，此时民族文化“已陷入齐脖深的河水中，或再多些微风细浪，就可以对其带来灭顶之灾”[1]，社会精英的保护与传承意识逐渐觉醒。因此，作为民族地区现代文化载体的学校被推向民族文化传承的前沿阵地。由于文化与教育的天然姻缘，教育研究领域也随即将自身的关注点延伸至民族文化传承，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然而，据民族文化传承的调研与文献检索获知，关于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步履维艰，收效甚微。为什么“热热闹闹”的理论研究却难以给实践予以指引，促使其得以顺利发展？鉴于此，本文对目前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与实践作了几个基本问题的审思。

一、关于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内容问题

纵观目前有关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论著，在传承内容选择上，均有一个共同特征：注重民族文化载体引入，鲜有论及“价值观”等文化内核。在这宏大理论的指引下，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逐渐形成两种结果。

（一）民族文化传承内容无限化约，价值取向逐渐偏离

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常常被化约为一些实实在在、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事物，如民族舞蹈、民族音乐、民族体育、民族技艺、民族服装，民族器物，等等。诚然，这些内容如得以有效传承，同样意义非凡，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活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感知民族文化独特魅力，提升民族社区个体或群体文化自觉与自信等。然而，常常事与愿违，在现有教育竞争与评价体制背景下，这些具体的、操作性较强的民族文化传承内容却被“无限化约”，最后演变为“一次性”文化传承、“快餐式”文化消费，最初价值取向发生根本性偏离。

（二）民族文化课程自成体系

民族地区学校中，民族文化课程分门别类：哪些是民族文化课、哪些是普适知识课、民族文化课程分为哪几类等，以独立形式“进军”学校原有课程体系。有专家堂而皇之地论述民族文化传承课程应占学校课程体系的比例，如“民族地区学校地方性知识应在整个知识体系占中12%～15%的比例较为合适”[2]。这种将民族文化分门别类，将其作为一门或多门独立课程嵌入民族学校，对于学校、学生与家长而言，无疑是一种“增负”，这可能是目前学校民族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需要对民族文化传承内容有所审思。首先，完善民族地方教育评价标准。对各教育层次的评价设法观照到民族文化内容，以此找出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竞争的目标一致性，使之并行不悖，促民族文化得以顺利传承。其次，对民族地区文化资源进行分析。民族地区文化是山区文化、乡村文化与民族文化在长期生态适应中动态生成的。“因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轨迹和其所处的独特生态环境，既是构成民族民间文化的内容，从根本上决定了各族群文化的传承模式”[3]，长期以来，民族社区的个体是在家庭和社区中感受着民族民间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民族社区日常生活中感知、体验、领悟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就是一种传统的、不分时空地渗透于民族地区儿童日常生活之中的“自发教育”，这是它最本真的传承方式。[4]因此，我们需遵循民族文化原生的传承规律，以“润物细无声”之势渗进目前学校课程体系，方能达致民族文化传承之目的。再次，社区协作参与。民族文化传承形式最初是在社区中自然生成的，目前，学校承担传承责任自不待言，然而，“无根基地依赖学校，使得学校承受着它无法承受之重，这种依赖使得人们忘记了自己责任。”[5]成功理所当然，失败归咎于学校。此种心理使然，人们往往觉得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移交学校后，社区和族群没有责任。因此，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观念，由学校引导，家庭协同，社区支持，形成整体合力，方能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最后，文化不能仅理解为附载于物体或艺术表演形式上的文化，应该包括更丰富的内容。文化是指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6]因此，民族文化传承不能局限在它的外在显性形式，隐性形式同样不可忽视，在重“形”的同时，不忽视“神”的传承。

二、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竞争问题

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相关研究中，回避教育竞争、大谈民族文化传承是我国目前主流研究方向，这是一种乌托邦设想。如何做到触摸教育中“人”的心灵，逐渐接近问题的焦点，并对之作出有效回应呢？

笔者以为须从教育两个基本要素谈起。目前，学校中民族文化传承“吸引力”令人堪忧，各民族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进校园”实施收效甚微，难以达致原初价值取向，大有“力不从心”之感。笔者近期的相关调研发现，在教育竞争与民族文化传承的较量中，“民族文化传承”败下阵来，成为无言的结局。因此，避开教育竞争谈民族文化传承的对策不过是隔靴搔痒。如“转变传承主体观念”“编写校本课程和地方教材”“增加专项经费”等，这些不过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剂，无需在此纠缠，因为这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即民族地区学习者、教育者的价值诉求。

（一）学习者

这里主要指学生。学生是学校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校和教师存在的依据，学校的一切活动都围绕它而展开。我们应回归到学校教育中“人”的要素去追根溯源。对于民族学生个体而言，教育更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非“谋心”手段，他们关注的是“眼前”利益，这些看似“粗俗”“非性理”的问题，却潜藏着“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7]的交融与杂糅，充分体现了民族地区人们急于借助教育阶梯摆脱贫困、追求幸福生活的迫切要求，代表了他们的教育价值诉求。因此，我们不该回避这些问题，而是以之为出发点，揭示民族文化传承难以启动的根源。

家长是学生的“同盟军”，其价值诉求与学生基本一致，在民族地区，家长为割断子女代际贫困而使出浑身解数。

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中民族文化传承，应该基于民族文化根基，从尊重少数民族学习者价值诉求出发，积极探索，找出两者之间和谐共生之道。

（二）教育者

包括学校教师、领导者和教育研究者，他们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引领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具有教育改革性质的“民族文化传承”实践，教育者群体的态度至关重要。在激烈的教育竞争背景下，对自上而下的“民族文化传承”政策，他们的态度暧昧。处于“时而与学生和家长站在同一阵容、时而又跟上级站在同一战线”的“两难境遇”。在应然与实然的纠葛中，在公共领域以“应然”的姿态呈现自己的行为与言说，而在私人领域却面对现实、无奈与无望。然而，我们能否在无奈中的实践与创新中逐渐拓宽的空间，寻找两者适当的平衡与互补？

目前，我国教育领域的竞争无须在此论争，仅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的合理性依然有强大的实践辩护。然而，以“文化多样性”为理论基础，藉此论证民族文化传承活动合理性的学者众多，诚哉斯言，言之凿凿。那么，这关涉一个两难问题：“如何从一个合理到另一个合理？”因此，笔者认为，在需要我们直面目前的教育竞争的强势语境下，探索如何在教育竞争“夹缝”中求得最大限度的生存与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确保不影响、甚至是有助于教育竞争的前提下，开展民族文化传承，才可能点燃学生、校长与教师参与的激情和创造力，达到完美的文化生态链接，方能促使学校、社区与国家在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上各得其所，“美美与共”。

那么，如何点燃“学习者”与“教育者”主体性参与激情，“全心全意”做好“民族文化传承”？笔者在此不揣粗陋，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以招生优惠政策促教育竞争。教育行政部门要从战略高度考虑，拓宽参与民族文化传承活动的学生上升通道。争得家长、社区与学校的合力支持。二是重视民族地区本土教师培养，发挥他们深谙民族文化的优势和穿梭于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能力，这使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链接成为可能和可为。以上两点虽是治标不治本之方，却能达到营造舆论之效。三是结合民族地区现代教育与民族文化特点，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探索两者“和合”之道。结合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挖掘学生潜能，着力提升学生“位育”能力，提升教育竞争能力。如是，方为治标又治本之举。

三、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联动共生”问题

教育与文化二者在漫长的生成之旅中相伴相依，联动共生。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功能在于传承文化，使其持久存续，并形塑着一代代子孙，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同样，教育具有“文化性格”，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会影响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取向，赋予教育活动以合理性与科学性。诚然，这里的“教育”是指“原生状态的教育”。[8]但是，随着教育由原生状态到制度化的教育现代体系演化过程中，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学校教育横亘于民族文化的历史绵延之中。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愈演愈烈，她忘却了其与文化间的天然“缠绵”关系，“别恋”于现代科学，寄望藉此获得不断升华。如何促成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理性“和合”，彰显它们天然的姻缘，是解决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所在。

（一）民族文化需要学校教育

1.现代学校与生活分离，学校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现代化与城市化已向民族地区纵深推进。随着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作为民族文化主要载体（继承人）的学生悉数进入学校，接受现代学校教育，随后径直外出打工，并在外暂居，家乡成为了他们的生活驿站，仅限于春节或家族大事才回家一趟，这给民族文化的传承造成了极大困难。近年来的撤点并校、延居县城的政策推行和小学寄宿制度的实施，现代学校进一步帮民族学生“逃离乡土”，民族文化的传承可能被压缩，加之传承人也逐渐变老。随着传承人与继承人相继缺席，乡民的“经济理性”使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场所逐渐被吞噬与功能改造，文化传承“场域”逐渐解体。因此，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责任只能随着继承人走进学校，需要具有服务社会功能的现代学校，身先士卒，勇于担当，并藉此以寻找自身生发空间，这是新时代无奈的选择。

2.“众神狂欢”背景下，民族文化需要学校予以理性指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以疾风暴雨之势渗进封闭落后的民族山区，传统的民族文化在世俗化的大潮中已无法构成对峙性的力量，人们迅速抛弃了所有的传统，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文化“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9]在这背景下，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个人，容易“随波逐流”，这本无可厚非，也无伤大雅。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与选择自己“幸福”的生活方式。但作为一个群体而言，这种选择如果成为群体“幸福”生活的集体想象，那么权力精英与学术精英应担当起社会责任，对问题细密审思，借助学校教育自身制度化的优势予以理性指引，确保民族文化获得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二）学校教育需要民族文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渗透，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学校教育依然问题丛生。学校教育问题需要专家学者们上下求索，寻找发展瓶颈的根源所在，并作出有效回应，寻找新的生长点，方能走出困境，迎来春意盎然的愿景。与清末现代教育制度引进中国时的“水土不服”现象类似，现代学校引进民族地区也略显不适的特征，这充分说明了教育的文化性格。[10]教育活动唯有基于“文化土壤”中，才具备自己的科学性，否则，教育活动本身的科学性应受到质疑，经不住“教育实践”反复追问。学校教育，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需要从传统民族文化教育中获得持续的滋养，研究所属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从对“他者”的研究、学习与传承中获得营养。再者，作为现代产物的学校“嵌入”到民族地区，要在此“茁壮成长”，就须对民族地区生发的文化予以足够的珍视并籍此发展自己，不断修复自身“水土不服”的症结，以获得持续的发展。 最后，学校中的民族学生也只有在保护、传承自己的根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提升“位育”能力和教育竞争能力，提升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做到“安其所，遂其生”、沉心静气、进退自如。

当然，这需要一些措施予以支持。在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并存，除主流文化外，还含乡村文化、地域文化和各族独特的文化。笔者认为，在整个民族学校推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11]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设想中，对民族学生而言，这不仅仅是增强他们对于所属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对城市学生而言，他们可从多元文化教育中获得文化多样性滋补，在对“他者”的审思中得以生命成长。如是，现代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方能找到某种“平衡”与“互补”，实现“联动共生”。

总之，要走出民族文化学校传承困境，需要解决以上几个基本问题。需要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导引全社会认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创设文化宽容环境以增强文化自身更新能力；由学校发挥其现代制度的优势，主动承担导引社区与家庭传承民族文化，与之融为一体，尊重个体“粗俗”选择，激活全社会参与热情。由是，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将在新的形势下走出困境，生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417.

[2] 王鉴，马金秋.我国民族地区地方课程及其政策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2006（2）：16～17.

[3] 吴晓蓉.教育在仪式中进行――摩梭人成年礼的教育人类学分析[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4] 王军.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06（3）：9～14.

[5] 石鸥.教育困境中的理性追求[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6] 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84.

[7] 文军.从生存理性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工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2006：28.

[8] 冯增俊.教育人类学教程[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223～232.

[9] 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

[10] 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93.

[11] 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学通论[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