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人才何以“另类”

作为一部全景式展现当代海军风采的电视剧，《旗舰》一经播出就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因为剧中勾勒了一幅幅蓝天碧海、战舰弋戈的壮观场景，还因为该剧生动地刻画出一批有血有肉、富于情感，且个性鲜明的新时代海军官兵人物群像。

《旗舰》的主人公郑远海无疑是这组群像中的一个代表。不过，作为一名矢志不移、坚守理想的优秀军官，郑远海也是其中“问题”最多的人。当然，你可以将其理解为戏剧冲突的需要，可笔者关注的却是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新型人才总有那么一点儿与众不同。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让我们在“问题军官”的背后觅到了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

为啥人才爱“闯祸”

《旗舰》从剧情的展开一直到临近尾声，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性格中充满自信而又极为倔强的郑远海在不断地“闯祸”。小祸就不消说了，单是大祸就闯了三次。而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舰艇学院实习中闯的祸。

学院要求每名学员带一只船在规定的海域内进行水温测量。本来作为一名学员老老实实地按要求把科目做完就可以了，可郑远海认为规定海域内的水温由于洋流的影响会使测量结果不准确，而这对一个指挥员在实战中适时掌握海况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便带着船闯出了规定的圈圈，于是也就有了撞翻渔船事件。表面看，学员违反规定是错误的，但从事件的背后看，我们发现，郑远海的祸之所以能闯出来，正是因为他和别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而一切从实战出发、从着眼于未来战争的角度思考问题，也成为郑远海接下来屡屡突破规定、进而惹祸上身的根本原因。

有时规定就像一把尺子，而尺子的刻度又是有限的。即便在尺子里翻跟头，思想也依然跳不出刻度的局限。反之，要创新，就要跳出尺子，就要突破规定，就要冒闯祸的风险。因此，纵观既往一些卓有成就者都是在其领域内对从事之物爱之若命，并伴有一些常人看来太固执、太性急、太极端、太爱冒险的“毛病”。殊不知，正是因为固执者的精神专注，性急者的为事果断，极端者的思想独到，冒险者的勇于创新，才使这个社会得以发展。显然，鲁淮成看到了这一点，因而当郑远海屡屡闯祸后，他一直像守护神一样在“问题军官”的背后解决麻烦，其目的就是为东江基地留住这样的创新型人才。

当然，郑远海爱“闯祸”固然与其性格有关，但即便如南克江般成熟、稳健，有时依然难逃祸端，这也揭示出人才总“闯祸”的另一个客观原因――嫉贤妒能如谢霆群之流，会为你制造并渲染一些看上去不那么太光彩的“故事”。要知道，这些“故事”是很有杀伤力的，即使你没受外伤，也肯定让你深受内伤，最后，把你逼到只能躲在黑暗中兀自喟叹都是月亮在惹祸的分儿。于是，社会上熟谙“少干事，别惹事，不出事，等好事”这类处世良方的谢霆群变得越来越多，而敢想、敢说、敢为的郑远海却变得越来越少。

为啥人才不“懂事”

《旗舰》中郑远海除了爱“惹祸”之外，还有那么一点不太懂事。关于“论文署名”的那段情节把他不“懂事”的一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陈建军在竞选副舰长的节骨眼上，急需一篇有质量的论文为自己参选加重砝码。冥思苦想下，他终得一好选题――《高科技是改变传统战争模式的决定因素》。选题虽好，但他却没能力完成，只好求助于郑远海。郑远海欣然同意，成稿也很快到了陈建军的手里。此时，编导用一组中景长镜头刻画了陈建军拿到成稿后的心理状态，先是看封皮，之后草草地看了一下内容，最后定格在紧锁眉头的表情上。陈建军有此反应的原因被恰好经过的谢霆群一语道破：“领导让他写的稿，怎么还把名字署到领导前面了，要是我连名字都不署。”因此，也引发了陈建军的感慨――有本事的，不会来事；这会来事的，又没本事。

显然，前者指的是郑远海，后者指的是谢霆群。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怎么就成不会来事了呢？笔者认为，还是郑远海考虑事情的角度出了“问题”。在谢霆群看来，下级只有把“吃苦受累的留给自己，风光露脸的让给领导”才叫会办事儿。因此，和领导办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而要急领导之所急，想领导之所想，这样才能博得上级的赏识。郑远海的“问题”就在于他“当时没想这么多”。这或许也是有能力的人的通病。

我们总是说，人要现实一点。可什么是现实呢？有个好工作，有房子，有车，仕途上还能讨得领导欢心，这都是现实问题。因此，很多人开始每天把眼睛盯在这些现实问题上，随着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个性的凸起也被磨得越来越平。试想，个性都磨没了，又何谈创造力呢。无欲而刚者则不然，因为没有过多的欲望，或者说欲望的落脚点与这些人不同，所以就不会想那么多，进而看上去就不那么太“懂事”。

为啥人才都“另类”

郑远海既爱“闯祸”又不“懂事”，自然在现实社会中就属于十足的“另类”，但这另类是思想上的另类，不是行为上的另类。《旗舰》中，与郑远海的“另类”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陈建军，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相互抵触、相互竞争和相互依赖，也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两种观念的碰撞。

对于陈建军，鲁淮成认为，他们这批军官最宝贵的是经验，最可怕的也是经验。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的话，却包含着几分哲理与无奈。所谓经验，就是对旧有的事物有经历和体验，这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所以宝贵。反过来，因为有经验的人往往过于相信经验、依赖经验，就保守，就很难有突破和创新，这又是新军事变革中最可怕的。余秋雨对于传统文化的品评是：不喜欢远征，不喜欢极端，不喜欢无序。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同样适合评价中国的人才体制。于是，一波又一波本本分分、安分守己、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守业型人才纷纷上岗，而“另类”一些的创新型人才却像大熊猫一样稀缺。

说到“另类”，笔者很自然想到了袁隆平。三十年前，这个看上去与普通农民并无二致的农技员，在同事之间也算是一个“另类”。因为他在稻田里捡回来一根长得特别粗壮的苗，却如获至宝。按通常的判断，这样的苗儿是要因抢苗被拔掉的。如果当时袁隆平没有那么一点“另类”的思考，他就不会把稻田里的那根“另类”的苗拿回来认真研究，当然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杂交水稻之父”了。爱因斯坦也是典型的“另类”，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敢向牛顿的经典力学发出挑战，所以当相对论发表后，爱因斯坦便成了“离经叛道”的疯子。由此可见，敢于对经验质疑，敢于向传统挑战，敢于在思想上另类，不仅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是创新的一个前提。于是，当我们在《旗舰》中看着鲁淮成这样一个“另类”的领导培育出郑远海这样一棵“另类”的苗时，我们似乎也渐渐体会到了人才“另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