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传奇中儒道思想的冲突

【摘要】化产生的影响历来就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历朝历代的人都尝试着用儒家或道家的思想来诠释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感悟和理解。这样也就形成了儒释道相互融合，又互相冲突的长久局面。这个文化特点尤其在唐人传奇小说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作为唐传奇巅峰之作的《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正是在儒道两种思想的相互冲突中表现了唐人对历史、人生之短暂虚幻的无可奈何以及对新的出路的努力寻索。

【关键词】儒家;道家;唐传奇;入世;遁世

我们都知道，唐代是儒、释、道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的高峰时期。虽然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此时佛教和道教同样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缺少的思想统治作用。唐代的文人也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世人诠释他们对人生的各种领悟和看法，如代表唐传奇的两篇顶峰之作《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就非常真实地把唐代文人那种掺合着儒道两种思想的复杂心态完全展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的作者，都是奇妙地通过安排主人公在梦境中历经人生的悲悲喜喜，起起落落，来向世人展示了唐代文人士子的人生追求和坎坷命运，并借用道家的手法安排了一出出看似是匪夷所思实际上却是唐代文人生命轨迹的真实写照的悲喜剧。

《枕中记》中的卢生和《南柯太守传》中的淳于棼，一文一武，是唐代士人的典型代表。他们都梦寐以求自己有朝一日能够跻身官场，坐拥功名富贵，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一般文人极积进取的儒家入世思想。

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肯定人生、重视人伦、推崇道德等几个方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形成了关心现实人生、重视人的价值这样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说明了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理念，由此产生了重人事、乐进取、摒虚无的价值观。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由于受佛道观念的影响，而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奢谈鬼神，称述灵异。唐传奇与此前的志怪小说相比，便是更加贴近了现实人生。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唐时期文化的转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的士子阶层，目睹自魏晋以来儒学不兴的局面，希望能够重建儒家的文化秩序。他们发扬儒学的价值观，面对现实，积极用世，创作小说再也不是为“传鬼神，明因果”，而是“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劝惩，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枕中记》是唐传奇的优秀之作之一，描写的是作者对唐代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慨。小说主人公卢生进士及第，出将入相，功名显赫，崇盛无比。但转瞬之间，遭诬下狱，流徙异地。这些描写完全是当时官场与政治的真实反映。作者沈既济身居官场，对那种变幻不定的政治局势十分熟悉，虽然在仕途上屡经波折，但最终结局还算不错，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枕中记》中让卢生得尽天年、复为显宦的原因。沈既济将卢生的一番经历视为黄粱一梦，表现了他对宦海风波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对卢生流露出的欣赏、回护之意，正是当时士子心态的反映：他们希望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但残酷的现实又阻碍了美好愿望的实现。卢生热衷功名本身无可厚非，但面对险恶的政治局势还是独善其身来得好。这就使一个梦幻的故事带有了极其现实的人生意义。

与《枕中记》意义相近的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其题材虽来源于《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之事，但反映的也完全是唐代的现实。小说中的主人公淳于棼梦入槐安国，成为附马。任南柯郡太守后，功业显赫，王甚重之。后公主病死，生罢郡还国，威福日盛，引来国王的疑惧，借口让他探亲，遣送离开槐安国回至家中。一梦醒来，感叹不已。在室外槐树下果然发现一大穴，即所谓的槐安国。其中情景与生所梦一一相符。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

唐代不少作家已开始聪明地运用佛道观念来表述现实人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

（1）借释道中人来表现人生现实。

（2）运用释道观念写人生的感悟，佛道意识融化为现实人生的一种态度。

（3）将释道观念化为艺术构思与想象的手段，以便更巧妙地表达人类的情感。

《枕中记》中的卢生在没碰到仙道吕翁之前，整天就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进士及第，为国家开疆拓土，通过政事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年轻士子雄心壮志的宣言。这是一种使人精神振奋，奋发向上的思想力量，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极积入世，建功立业的进取思想。

可是，这毕竟只是卢生和淳于棼等下层文人士子理想的生活，在现实中，这种理想是很难实现的。他们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才干进入他们想要进入的那个世界。于是，作者就借助道家的仙术让他们在自己的梦中历经他们所渴求的生活后，安排他们都在拥有功名富贵后无可奈何地接受死神的宣判。

道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宣扬人应该要重视主体，，要求仙得道，不要受世俗的牵累。道家的这种无为思想曾经是很多文人士子躲避现实，解脱自己的灵丹妙药。

我们都知道，唐代士人同魏晋名士有很大不同。魏晋名士所追求的人格与现实是严重背离、脱节的。他们外似豪放旷达，内心却无比的沉重、压抑、屈辱、伤痛。因而他们的豪放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豪放，或者干脆说是一种精神变态。虽然不是说唐代文士总是内外一致，但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不必顾忌自己与王朝政治有无背离，也不必为深刻的社会和人生矛盾所困扰，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去展开。即使面临失意，他们也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因为他们的时代给够给他们以重振雄风的机遇和信心。但是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不能求助于外力的援救。也就只能求助于自身精神的宽慰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两篇小说的思想内涵也就在此，它们提出了这一对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矛盾体。这一对矛盾不仅唐代人有，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还存在着这一对矛盾体，自己的愿望和现实与未来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小说的意义也就在此，它告诉我们，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存在这样的矛盾：事功与逍遥、欲和道、求欲和窒欲，这是人生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人性一个永恒的主题。■

【参考文献】

［１］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2005.

［２］王平.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

［３］（宋）李.太平广记.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