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补”源

一场泽被后人的盛世治水工程――南水北调已于2002年12月27日正式启动，旨在解决京津地区长久以来的饮水问题。但与京津地区的受益相比，南水北调又将给水源区带来什么？如何弥补水源区所付出的代价？又应该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本刊采访了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汉中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加水――

植被好更应“锦上添花”

《西部大开发》：2007年年内将启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您怎么看待这一工程？它将给陕南水源区带来哪些问题？

郭加水：国家南水北调工程是一次水资源的跨流域调动，是一项关乎全国大局的事情，我们水源区的群众和政府应该积极地支持。而且在以往的治理工程中，我们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做到了政府满意、群众受惠，调动了当地群众从传统的农耕转向更为广阔的其他行业生产，可以说是“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但是，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启动实施，在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情况：一是如何长久涵养水源，保证水量的问题；二是怎样在不阻碍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保护水质的问题；三是如何做到退耕还林不仅退得下，而且不反复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以汉中为例，据您的了解，汉中的涵养水源能力如何？

郭加水：汉中是陕西省引汉济渭水源保护区和调出地，生态植被虽比关中、陕北，甚至安康和商洛较好，但仍然很脆弱，这对水源的涵养影响很大。汉中有优势，但是植被好的地方需要长久涵养水源，这也是一个挑战。之所以像汉中这样植被较好的地方，更应该“锦上添花”，最终还是为了保证“蓄水长流”，

近年来，汉江的水量在逐年减少。上世纪50年代，汉江水运码头是很繁华的，但是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变化，降水量减少。除此之外，人口数量增加，水资源的消费量也增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得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加上汉中工业走廊的工业用水、生产建设蓄水库塘，汉江的径流量明显减少了。曾经繁极一时的水运码头也消失了。

另一方面，近几年，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项目区的生态植被有明显变化，干部群众对这一政策由衷拥护。但退耕还林一直未作为重点，目前应退未退面积量大、不平衡问题突出。

《西部大开发》：您认为对于陕南水源区保护中，退耕还林还存在什么问题？

郭加水：仅汉中市，至今还有三分之二的坡耕地还未完全退耕。而且部分市县没有在流域范围内全面推行，致使有的地方一亩未退，造成局部的不平衡，群众意见很大。

过去还有一个不合理的导向是：哪里植被越好，下达任务越小，补助金额越少，谁破坏严重，谁受益最多；保护了的吃亏，破坏了的沾光，不利于调动保护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所谓阻力，贫穷最大

《西部大开发》：陕南所谓南水北调的水源区，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郭加水：不避讳地说，最大的阻力就是贫穷。陕南秦巴山水作为南水北调中线的水源地，其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可是在崇山峻岭之中生活的865万人口，至今还很穷，74%的县还是国家贫困县，长期以来靠“吃财政饭”维持。

上世纪90年代初，汉中市有个南郑县号称西北第一强县，可是近两年，政府人员的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

我是延安子洲人，1994年来汉中工作，至今13个年头了。就拿榆林和汉中两市十几年来的财政来比，1994年榆林的财政收入是2个亿，汉中市4个亿，到了现在，榆林115个亿，汉中只有20个亿，而每年财政支出也达20个亿。

《西部大开发》：自2002年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以来，以您13年来在汉中市的印象和了解，汉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和牺牲？

郭加水：汉中气候湿润，空气清新，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适宜人居住生活的好地方。这些年来，汉中市对南水北调最大的两个贡献，一是生态贡献，植被覆盖率达到56%，森林覆盖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但是老百姓付出的太多，不让砍树，不让开荒，而且还要退耕还林；为保护好水源不受污染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格控制，一些优良矿产资源不准开发，那几年对黄姜这个发财最快的产业，汉中市控制得非常严格。可是我们牺牲和失去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得到补偿；二是人口贡献，按照陕西省限定的计划生育指标，汉中市的人口应该是500多万，可现在只有370多万，少生了近三分之一，这个数量的减少对秦巴山区的生态贡献是巨大的。

《西部大开发》：这些贡献给陕南水源区带来什么？

郭加水：依然是贫穷。对陕南地区来讲，在生计都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还要承担水源区保护的重任，难上加难。一方面是水土保持，一方面是污水治理。尤其是兴建污水处理厂，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贫困地区，上一个就是背一个沉重的包袱，这是有钱人做的事，让我们穷人干富人的事，是没有经济支撑能力的，而要真正建设好、管理好，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补偿机制，光靠地方财政是难以运作的。即使建起来了，污染处理厂要长期运作、稳定达标也是很困难的 。

调取这里的水资源，不能以当地人民的生计作为代价。即使见了温总理，我还是这样说。

“送水”应该成“供水”

《西部大开发》：在陕南水源区大都有一幅标语叫“一江清水送北京”，对于这个“送”字您怎么理解？

郭加水：我觉得这个“送”字应该改成“供”字。“送”是白送，“供”是需要代价的。这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啊。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水资源与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样，也应该是一种商品。陕南地区虽然水资源丰富，但是并没有因为水资源占到什么便宜。与陕南不同，陕北借助自身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迅猛发展，人民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华北缺水地区调用陕南的水资源，不应该是无偿的，而应该给予合理的补偿。

2005年全国人大采访团来汉中沿汉江考察的时候，我就对记者说，陕南地区为了保证输往京津地区的水质水量，顾全全国大局做出贡献，也做出了牺牲。

所以当水源区出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受益区就应该拿出行动来，就是需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水资源补偿机制。汉中人民也要奔小康，过富裕的日子，但是不能让汉中赶着牛车追汽车。

《西部大开发》：那么保护水源地，将会给陕南地区带来什么影响？陕南又将如何面对？如果有偿供水得到资金会如何利用？

郭加水：很大一部分还是用于水源保护上。那样，整个陕南将会成为京津地区的清水工厂。水作为一种资源，经过水土保持和水污染处理，“生产”出可以饮用的清水，再输往“市场”。而从受益区回收的资金可以提高水保工程质量、改善污水处理能力和更新设备，以便于足量优质地向京津地区输水。所以最终受益的还是京津地区。这是完全符合市场的。如果没有这些资金，依靠当地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是不可能维持的。

为了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障向北京送去清洁的优质水，陕南三市汉中、安康和商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这些地区工矿企业建设生产受到限制，甚至连耕地都要为水源保护让路，阻碍了陕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陕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不仅如此，每年为了治理水土流失、处理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源投入大量资金，目前捉襟见肘的水环境治理经费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导致的水源区水土流失、水质污染，将最终影响到输往北京地区的水质下降。

陕南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基本依靠财政吃饭。各项经济指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承担保护国家南水北调中线水源的重任后，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面临全面转型，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的制约。由于水资源治理经费不足，将严重影响到向京津、华北地区的供水质量，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各项预定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当然，我们期望得到双赢的效果。一方面，解决了京津地区缺水的困难，另一方面，能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改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水也是一种资源，为北京、为国家做出贡献，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也要过富裕的生活。生态补偿机制成为当地政府和群众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之后最大的期望。

受益区补偿水源区

《西部大开发》：您觉得对于陕南水源区是否需要补偿机制？

郭加水：陕南作为重要的南水北调的水源区，国家也应该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解决东西部、上下游的利益关系，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特别是对生态保护贡献者给予补偿，补偿的目标是增加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形成造血机能与自我发展机制，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西部大开发》：这补偿机制具体来讲应该是怎样的？

郭加水：始终坚持一条原则：由受益区补偿水源区。理由就是如果谁破坏谁治理是合理的，那么谁用水谁补偿也是合理的。

补偿可以分为水资源补偿和生态补偿。具体来说，水资源补偿方面，按调水量和水质状况做出重大贡献的水源区给予补偿，以保护和支持该地区保护水源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例如，汉中市相对陕南其他两市来说，由于植被较好，汉江上游受污染较小，汉江从汉中出境的水质达到Ⅱ级水。年输出水量在100亿方左右，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补偿金额。

征收南水北调水资源费，建立水源区水资源保护基金。受益区可以根据每年调取水量计量补偿，按照每方水合理的价格征收水资源费。

建立污水处理厂既然当地也受益，最终还是为了保证输往京津地区的水质，所以也应该根据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由国家出大，当地配小。至于工厂的运转费用，可以从受益区征收的费用来补偿。

扶持汉、丹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例如，退耕还林补助年限与标准应适当延长和提高，补助年限宜长不宜短，标准宜高不宜低。陕南三市水源区保护区开发较晚、经济发展滞后、财政较穷、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应该将补助年限延至5年至8年，标准适当提高，使保护区群众有一个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缓冲期。

对水源区地方政府给予财政转移支付补助，弥补因水源保护而带来的地方财政损失，以确保清水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