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追续权入法

【摘要】追续权，是指艺术作品的作者就其作品原件的再次销售所享有的受益权利。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在版权法中规定有追续权或类似权利。鉴于近年来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发展，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草案首次将追续权引入中国，从法律上保障了艺术品作者从作品中再次获益的权利。但是草案中并没有对权利金的分享比例以及再次销售的交易信息如何获取作出规定，影响追续权的顺利实施。因此，比较研究国外立法、司法实践的相关经验，对于追续权的具体落实就尤为重要。

【关键词】追续权 分享比例 信息获取

在2012年3月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当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首次引入了“追续权”的概念。草案的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三项规定：“追续权，即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作家、作曲家的手稿首次转让后，作者或者其继承人、受赠人对该原件或者手稿的每一次转售享有分享收益的权利，追续权不得转让或者放弃。”

而国家版权局后来陆续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均规定：“美术、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文字、音乐作品的手稿首次转让后，作者或者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对原件或者手稿的所有人通过拍卖方式转售该原件或者手稿享有分享收益的权利，该权利不得转让或者放弃，其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其所属国或者经常居住地国承认中国作者享有同等权利的，享有前款规定的权利。”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第二次、第三次征求意见稿中，国家版权局不但将追续权单列一条，同时也将追续权的权利范围限定为通过拍卖方式的转售行为。这无疑是中国艺术家的福音，如果本次修订“追续权”能够正式入法，这必将成为中国艺术界的重磅号外事件。然而，追续权的真正入法仍然面临着不少难题，比如说如何获取交易的准确信息，分享比例如何确定，原作者如何获得分享收益等等。鉴于此，本文试从追续权的立法目的以及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入手，分析我国追续权入法的必要性以及为追续权制度的具体落实提出相关建议。

一、追续权入法的目的：平衡艺术品经销商与作者人之间的悬殊的经济利益冲突

追续权最早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并于1920年在立法上正式确立。其基本含义是视觉艺术作品的作者在其作品被转卖时，从他人转售的盈利中按一定比例提取报酬的权利，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将其译为“转售的版税权”或“延续权”。[1]也就是说，即使艺术作品已被售出，其著作权和原件已经分离，作者仍然有从作品的再次销售中获利的权利。

1921年，比利时也作出了规定。1948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在其第14条第3款规定了追续权：“作者或作者死后法律授权的人或机构，对于艺术品原作、作家和作曲家的原稿，享有权利从作者第一次将作品转移以后的任何销售中享受利益，该项权利不可转让。”[2]

追续权之所以产生并逐渐被接受的原因主要是人们对艺术作品等的价值认可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艺术作品在被创作出来之初其价值并不能马上被发现，因此艺术家们在其尚未出名时所创作的作品往往以低价卖给艺术品商人。然而当作者作品的艺术价值被发现时，拍卖商和艺术品经销商转手价格将远远高于其收购价格。梵高的事迹众所周知，在生前，由于作品不被认可，纵使他才华满溢，却依然贫困潦倒。而在死后，他的作品却价值连城。在20世纪初的法国，有太多类似梵高的艺术家。为了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协调艺术品市场中艺术品经销商与作品创作者之间，在作品流通过程中悬殊的经济利益冲突关系，法律依据民法的公平原则规定了追续权制度。当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在事业开始之际以较低的价格转让自己的作品原件时，追续权制度保障其仍有不可剥夺的期待利益。当作者的艺术才华得到市场肯定，作品原件的经济价值不断攀升时，尽管著作权与原件物权可能已经脱离，但艺术品作者仍可依据追续权，参与分享因此带来的财富。

截止到2006年，在著作权法中规定有追续权或类似权利的有43个国家，大多数是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匈牙利、摩尔多瓦及我国澳门地区。英美法系国家也逐渐开始引入追续权。欧盟目前已出台《关于追续权协调的指令》，随着欧洲的协调一致，不仅西欧，而且在中欧和东欧，追续权受到各国法律的认可。根据该指令，英国在2006年颁布了《艺术家追续权条例》。在美国，虽然没有全国性的追续权立法，但是加利福尼亚洲早在1976年就公布了《加州追续权法案》。同时在2011年8月，美国参议员特德·肯尼迪等在美国国会倡议美国效仿欧洲，执行艺术品交易追续权。可见，追续权已在著作权领域被普遍接受，追续权入法已逐渐成为世界潮流。

二、我国追续权入法的必要性

《伯尔尼公约》第14条第3款虽然规定了追续权，但它同时也规定“只有在作者国籍所属国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才可对本联盟某一成员国要求上款所规定的保护，而且保护的程度应限于向之提出保护要求的国家的法律所规定的程度。”也就是说，追续权并不是《伯尔尼公约》的强制性规定，各成员国可自行选择是否对其进行保护。

由于《伯尔尼公约》对追续权的规定是选择性的，我国虽然在1992年就加入了该公约，却一直没有引入追续权制度。这主要是由于在著作权法立法之初，我国的艺术品市场发展还并不充分，追续权的设立没有现实的基础。

而如今，我国追续权入法已是大势所趋。从经济基础上来说，近年来，我国的艺术品市场，尤其是艺术品拍卖市场发展迅猛，从世界著名的艺术品市场信息公司Artprice的“2012年度艺术市场发报告”的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凭借41.3%的全球市场份额连续三年问鼎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龙头位置，其艺术品市场的规模达到了50亿6千9百万美元，几乎等于法国十年拍卖收入的总和，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达17亿2千3百万美元，超过排名第三的英国市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8%）达29亿美元。

从利益平衡上看，艺术家是艺术品的创造者，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就没有艺术品，更别谈艺术品的市场以及高价，而如果艺术家无法从其创作的艺术品中真正获益，这对于他来说是不公平的，也必将打击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而引入追续权制度，使得艺术家们能够期待其作品的未来收益，不仅能够平衡艺术作品原件的商业性转让所产生的增值利益在作者和原件持有人之间的分配，消除悬殊的利益关系，而且还能够鼓励艺术创作，使艺术市场能够发掘和吸纳新的天赋者，促进艺术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三、我国追续权具体制度设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追续权适用的前提条件和分享比例

对于追续权的适用条件，各个推行追续权制度的国家的规定都各有区别。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2-8条规定：“尽管作品原件已转让，平面及立体作品的作者，对拍卖或者通过中间商转卖该作品所得收益有不可剥夺的分享权。分享比例统一为3%，但仅在超过法规确定的售价时适用。该权利从每件作品的售价中提取，并不得对总价作任何抵扣。”[3]同时1957年法国颁布的《文学艺术版权法》第42条规定，追续权只适用于售价在1万法郎以上的销售。可见，在法国，追续权只适用于拍卖或者通过中间商转卖中售价在1万法郎以上的销售，其分享比例统一为再售时总价款的3%。

《联邦德国著作权法》第26条规定：“当艺术品原件被出售或再次出售时，若艺术经销商或拍卖行或其人作为买卖的一方，出售该原件的一方应向艺术品的作者支付在再售时价格的5%。当售价不足100马克时，则无此限制。”[4]在德国，只要作品被再次销售，且售价在100马克以上，艺术品作者就可以行使其追续权，而无论交易的方式是拍卖还是私下交易，分享比例为再售时总价款的5%。

《意大利版权法》147条规定：超过首次所有权转移价款的5倍，即使是非公开出售，买主也必须按超额价款的10%给付作者。据此，意大利版权法中的追续权适用于所有的公开的、非公开的交易，分享比例为超额价款的10%。

我国国家版权局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规定：在我国追续权仅仅适用于以拍卖方式进行的再售，对于这一点笔者表示赞同，因为在私人交易的情形下，交易双方出于保护自己隐私的考虑，往往不会公布相关的交易信息，艺术品作者根本就无从知晓自己的作品何时、在何地、以何种价格被交易，追续权就更加无从谈起。而拍卖条件下，交易相对透明，交易信息比较容易获得，追续权的实施有比较大的现实可能性。但三次征求意见稿都没有对分享收益的比例做出明确的规定。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效果，笔者认为分享比例宜控制在超额价款的3%到10%之间。之所以以超额价款为基数，一是因为便于计算，二是因为根据追续权的立法目的——平衡艺术品经销商与作者人之间的悬殊的经济利益冲突，只有超额部分才是两者利益冲突的根源所在，才是需要平衡的部分。而具体的比例，则应当在参照我国艺术品交易市场的具体情况，并广泛追求意见后再确定，不宜过高。过高的分享比例可能会加重艺术品经销商的负担，导致拍卖转向其他未设置追续权的国家，如美国等，影响本国拍卖行业的发展。总之，分享比例的确定还需要我们通过实践不断摸索。

（二）我国推行追续权的障碍—交易信息难以获取

由于再售是行使追续权的前提条件，获取真实的艺术品交易信息对于追续权的实施至关重要。为了实施追续权，需要获得以下信息：交易的详细记录，包括时间、地点，场所等，及时知晓交易的存在，才能正式启动追续权；权利相对人的确切信息，包括住址、电话、名称等，方便作者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找到卖家主张权利。因此，交易信息越透明就越有利于追续权的行使。但是私人交易的隐蔽性以及公开交易中的保密规则的存在使得权利人获得交易信息步履维艰。同时，艺术作品作者的分散性，也使得不但其自身很难知悉自己作品出售后的流转情况，卖家也很难及时进行通知，从而使追续权落空。针对这些问题，笔者通过研究国外立法，总结出了以下解决方法：

1.确立艺术品注册登记制度。在1920年，法国创设追续权之初，立法者曾在法案中加入了艺术品注册的要求，即作者在创作完成作品后，应在政府的公开刊物上公布作品信息，并完成艺术品的注册。当艺术品再次销售时，卖家必须注意到艺术品登记的信息，及时通知作者和集体管理组织。虽然后来因为法国艺术财产工会的存在，该制度在法国变得多余，但在我国，仍可以通过建立类似的注册登记制度，集中艺术品信息，为后期追续权的行使奠定基础。

2.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负责收取权利金。参考德国、比利时等国的做法，赋予集体管理组织收取权利金并将其交予作者的权利，由其承担获取交易信息的义务。由集体管理组织收取权利金，省去了卖家寻找作者的环节，使得权利金的支付更加快捷，方便追续权的实施。

3.制定信息获取权，赋予作者或集体管理组织在一定期限内获取必要交易信息的权利。这一建议主要是参照《欧盟指令》。《欧盟追续权指令》第9条规定，在艺术品再销售发生之后的3年之内，作者、继承人或者集体管理组织可以要求出售者、购买者或者艺术品市场的专业中介提供相应的信息，以便获取权利金。[5]与之相对应，出售者、购买者或者艺术品市场的专业中介也有提供相应信息的义务，若其不提供，就要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这种权利就叫做信息获取权。在英国以及德国的立法当中都有类似的规定。信息获取权的规定，使得作者或集体组织索取交易信息有了法律依据，能够进一步方便追续权的实施。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670.

[2]王娟.浅析我国著作权法与伯尔尼公约的区别[J].法制与社会，2011（7）：40.

[3]俞伟泉.追续权制度若干问题初探[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4（4）：30.

[4]魏振瀛.民法（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3.

[5]刘迪、杨悦.追续权制度中的信息获取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5）：282.

作者简介：李梅（1989-），女，江西瑞金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2011级知识产权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