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的民族文字镜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各民族发展的过程中，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化，如藏族使用藏文，蒙古族使用蒙文，新疆少数民族使用回文，云南纳西族也有几近失传的纳西文……遗憾的是这些文字在铜镜上尚未发现过，或者说他们当时没有制造铜镜的条件或技术。尽管如此，仍有极其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字镜出现，它像晨曦中闪烁的星星，是中国灿烂辉煌的铜镜史中的奇葩。今将本人收藏及所知的几种少数民族文字镜从历史的背景加以探讨。

一、契丹文字镜

1973年蒙古昭乌达盟出土一件八角形镜，凸起素宽缘，圆钮，钮外四方铸契丹文四字，译为“长寿福德”，双凸线方框，框外饰芝草纹。左下侧錾刻汉字“宝官”三字及画押，对角径14.6厘米（图1，见昭明、洪海《古代铜镜》151页，中国书店 1997年出版）。

1971年黑龙江大安永合村金代遗址出土一面契丹文字镜，径26厘米，八角形，圆钮。钮外双线方框，框内钮两侧各有界栏，间有五行竖写的契丹文字。框外四边成等腰三角形，内饰缠枝花草纹，素宽缘外卷。镜右上边缘刻有“济周录事颜完通”字样（图2，见张英《吉林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 1990年出版），表明这件铜镜一直沿用到金代。这件铜镜中的契丹文大致释为：“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纲尘，天相吉人。”宣扬的是时光短暂，人命由天，只有超脱现实，才能避凶化吉的宿命思想。据《金史》载，天眷三年（1140年）改黄龙府为济州。该镜是目前契丹文镜中最大、铭文最多的一件（李缙云《古镜鉴赏》262页 漓江出版社 1995年出版）。

“契丹”是本民族的自称，意为镔铁或刀剑。“契丹”一词和有关契丹人的记载，最初见于《魏书》的“契丹传”，唐初由纥便部的大贺家族联盟八部组成第一个部落联盟，首领可汗，联盟归附于唐，唐玄宗先后将宗室外甥女三人封为公主，嫁给契丹首领。907年，迭刺部世里（耶律）家族的阿保机被推举为联盟首领，947年建国称帝，改国号为辽（李桂枝《契丹》《文史知识》，1983年1月）。

契丹人建国前无文字，建国后仿照汉字、回鹘（契丹西部的回鹘部落文字）创造了契丹大、小字。契丹字不仅是辽代的官方通用文字，而且金代、元初仍在使用，通行三百年之久（同上）。

二、女真文字镜

笔者藏有女真文八卦镜两面，圆形，径5.8厘米，圆柱状钮，宽平缘，凸弦环分区，内区铸八卦纹，外区饰女真文10字（图3），另一镜径5.4厘米，长条钮（图4）。两镜女真文字、八卦纹大致相同，文字无从辨识。估计是金元时期随身佩带，作吉祥辟邪、消灾祈福之用，仕女系带悬颈垂于胸前，可随取照容。男子挂在腰间，兼有装饰功能。女真文字镜资料中未见记载，可见它是稀缺之物。

八卦是道家创造的阴阳哲学思想标志性图案。初始以乾坤定南北，称先天八卦，到了周朝，气候地理环境发生变化，与八卦方位不相符，周文王将八卦方位作了变动，以离坎定南北，称文王八卦图。八卦镜中的八卦图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王八卦。至今所知最早八卦纹铜镜是安徽望江县博物馆藏南朝八卦纪年镜，镜上铭文有“建元元年广陵泰守河南侯造”，系南朝高安帝萧道成元年（479年）造。唐代八卦镜趋多，宋代盛行。由于宋辽金民族之间的交往沟通，八卦纹镜继续在少数民族间流传。五代十国时期，黑水（黑龙江）的后裔开始以女真为族名。1115年阿骨打称帝。女真人原无文字，建国之前，往来文书用契丹字，建国后，完颜尹参考契丹字、汉字，创造了女真文字，发展了女真民族文化，加强了汉人和女真人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李桂枝《女真》《文史知识》，1983年12月）。女真文八卦镜的出现，说明女真人同汉人共同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宝库。

三、西夏文字镜

西夏国地处大西北的边陲地域，以今宁夏自治区为中心，兼廓甘肃、内蒙、青海和陕西部分地区，当时军力强盛，文化发达，与宋辽金王朝分庭抗礼，严重影响了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1127年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西夏民族远徙他乡，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缺失了西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条件。由于历史的变迁，缺少考古发掘相关资料的引证，西夏国是否制造过铜镜，尚不能毅然定论。

由邓昭辉、刘路编著的百姓收藏图鉴《铜镜》一书收录有一面圆形西夏文字镜，光边无缘饰，直径8厘米，圆柱状钮，钮顶上有方印工匠铭，因磨损字迹模糊，难于辨认，光素的背上刻有西夏文字六个（图5）。《铜镜文化与图案》的作者介绍一面西夏文六字真言方镜，边长7.4厘米，圆钮，重206克，缘钮间有双线圆环饰，其内为六字真言西夏文（图6）。两镜的西夏文基本相同，被称之为极其稀罕的西夏文铜镜。

佛教的六字真言为“嘛呢叭咪哞”，属佛教密宗莲花部，其缘起即莲花生菩萨，往极乐世界所唱的六字圣歌，表示佛心部，嘛呢梵文是如意宝的意思，表示宝部心，又叫“聚宝”；叭咪是莲花的意思，表示莲花部心，比喻佛像莲花一样纯洁；哞字表示金刚部心，是起愿成就的意思。全句有依靠佛的力量得到正果，成就一切，普度众生，达到佛的境界的含义（贾亦显、李婷《铜镜文化与图案》，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其实所谓的“真言”，来自于印度的密咒，梵文称之为“陀罗呢”，属密宗身口意之三密，又言咒语，是佛陀、菩萨、金刚等诸护法禅定中说的密言，其语真实，不虚幻。以简单的文字总摄佛、菩萨等功德，誓愿及佛法的奥义，是人与佛、菩萨等沟通极为奥妙神秘至理名言、特音、信息码，具有神奇的作用，是密宗教重要修持的内容之一。

西夏王元昊，对汉文、佛学都很精通，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因为它位宋朝西北，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西夏，称元昊为夏景宗。早在西夏正式建国以前，元昊就授意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了一套笔画繁复的“蕃字”，后来又仿唐宋翰林体制，建立了“蕃字”、“汉字”二院，在国中将新制的蕃字一道推行，并将蕃字称“国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夏文。西夏文不仅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中一直通用，而在西夏灭亡之后，还流传了相当长的时间，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聂鸿青《西夏史料简说》《文史知识》，1989年4月）。西夏文字镜的出现，有客观的时代背景，但从镜的形制判断或晚于西夏，且金元时期的风格比较明显。

四、八思巴文镜

元代的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容并蓄、广为利用的政策，从元代梵文镜在镜著中频见，足以引证，然有无本民族的八思巴文镜？对收藏者而言，则是闻所未闻。我有幸珍藏一枚，镜呈六出菱花形，径16.5厘米，镜缘窄凸圆润，不规则低钮，背饰线凸圆环，内区由钮处向四方铸十字状阳文八思巴文字四个，为“富贵家平”吉祥意。有宋镜的风韵，通体绿色包浆，古朴典雅，粗犷豪放，时代特征浓烈，品相完好，十分罕见，其文化历史价值，显得格外珍贵（图7）。

大致相同的八思巴文镜，至今仅见江西瑞昌市洪一乡麦良出土一面，现藏瑞昌市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收藏一面元代祝寿杂宝镜，钮上方铸有一银锭纹，银锭上有八思巴文。而北京五棣收藏的一面元代博局纹镜，右侧凸起的银锭上铸有八思巴文印记。这些镜上虽有八思巴文，因分别有杂宝、博局主题纹饰，不能称八思巴文字镜，而是元代铜镜。

元朝第二代领袖忽必烈独崇佛教，信奉喇嘛教，他尊大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1235-1280年）是藏族著名的佛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学者，在中国元代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269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自己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欣喜有加，次年下诏，颁行天下，俗称八思巴字，封八思巴为帝师，即是全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当时我国江南一带就有不少学习八思巴文的学校（朱良志、姜波《上下五千年》第四卷77页，《元代的喇嘛教》，沈阳出版社，1995年；王棣《残镜浅谈》，《收藏》2008年1期126页）。今日所见两面八思巴文镜，一面在江西九江，一面在安徽安庆，两市毗邻，位长江中下游衔接地段，它可能与当时在江南开设学习八思巴文学校有关。

我国是一个有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文明古国，制造使用铜镜历史长达四千年之久，战国、汉唐镜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享誉世界，国外著名博物馆、收藏家竞相珍藏。国家及地方博物馆藏镜数量充盈，民间藏镜发现了许多显为人知的新镜纹，犹似百花争艳，增添了光彩夺目的铜镜新篇章。回眸我国制镜、藏镜及研究铜镜的历史长河，少数民族文字镜仅见契丹、女真、西夏、八思巴文四种，总数不足十面，却见证了少数民族为构筑中华文明所发挥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