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凸现公信力沦陷

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已威胁到权力的公信力，正如文中所指：“利益表达的渠道太狭窄，合法的社会质疑机制也太少，于是被激活的表达诉求只能涌入一个狭窄的通道，以类似于‘躲猫猫’一样的流行语来表达质疑。”

这种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危险的也是积极的，社会的进步都是在“补漏洞”中垒建起来。

云南一个因盗伐林木被关进看守所的青年，2月8日在看守所内受伤，被送进医院，2月12日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当地警方称其受伤的原因是放风时和狱友“躲猫猫”撞在墙上。这个“躲猫猫”随即与“俯卧撑、打酱油”一样成为网友们的流行语，譬如“珍爱生命，不躲猫猫”。

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语词收藏人黄集伟从上世纪末开始每年都会出一本名为《语词笔记》的书，记录当年社会流行出来的新词新句。他说，真正的语言是活的，它潜伏或奔突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会像新闻那样被正式，却像血液一样弥散在我们生活的每根血管中……对于2008年“很黄很暴力”、“打酱油”、“俯卧撑”这些“雷词”，黄集伟认为蕴含着大众的爱憎和喜悲，并逐渐变成一种民族的公共记忆。

2009年开篇，又是一个案件引发了一个流行语，“躲猫猫”成了危险的代名词。或许，“躲猫猫”会“变成一种民族的公共记忆”。只是，这种“奔突”的血液和记忆，调侃中透着无奈与凝重，戏谑中蕴含着愤懑与抑郁，语言是鲜活的，语义中却隐含了“哀莫大于心死”的意韵。直白地讲，“躲猫猫”一词表达着网友对当地警方公布的青年受伤原因极度不信任。

所公布受伤原因的真伪，当然有待有关方面继续调查，而我们要讨论的是：信息公开的公信力在这起案件中显然已经沦陷，这种情况下无论对与错的民意表达渠道在哪里?

2007年底的《了望新闻周刊》刊文指出：近些年来，从各种渠道体现出来的公众利益诉求的数量日益增多，增幅越来越大，而现有渠道不足、表达不畅的状况日益突出。有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指出：化解“物质利益冲突”，要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尤其是困难群体的表达机制。在我看来。一方面。公众“物质利益诉求与政治诉求和权利诉求相交织的态势”已经被激活，而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全面、不彻底甚至是不真实的；另一方面是“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质疑机制也太少”。于是被激活的表达诉求只能涌入一个狭窄的通道，以类似于“躲猫猫”一样的流行语来表达质疑。

所以，由案件引发的流行语，其背后往往隐含了公众权益诉求“渠道不足、表达不畅”的无奈。只有逐渐让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表达，“躲猫猫”的流行语才会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单纯而失去流行的趣味。也只有在充分的社会质疑机制制衡下，一些案件披露的公信力才会增强。否则。公信力沦陷所引发和隐埋的一系列问题，确实要比“躲猫猫”危险得多。

公信力直接体现的是公共权力，它其实是一种制约不合法的暴力的暴力，并非无限的，而是有边界的，应该受到制度上的或其他形式的制约，否则就有沦为专制权力的危险，因为暴力――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始终都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如果缺少有效的制约，必定会走向滥用和残暴，从而给作为个体的人或人类带来人为的灾难。

虽然我们现在已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可建国六十年的时间与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历史重负相比毕竟还是差得太远。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毕竟还是个新生事物。对于国家权力的任性与专横，仍报之以“阿Q”或“犬儒”的态度，调侃一番，恶搞一番，也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却没有想想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对于其职能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共权力的滥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以何种合理的手段来改良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正义。

就拿“躲猫猫”事件来说，任你怎么调侃或恶搞，对于问题的真正解决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作为公民，正常的回应方式是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并由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审判或处理，并要求政府对于其体制的不完善性作出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这正是人民的合法权利和行驶其合法权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