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研究

摘　要：传统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衡量经济状况提供了一个较为综合的足度，但是从国民幸福这一最终价值目标的角度来看，它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国民幸福总值弥补了传统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不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坐标。文章介绍了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并对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方面展开研究。

关键词：国民幸福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9-030-02

20世纪50年代后的发展观是以GDP崇拜为其特征的。其实质是反映当时对于现代化的一种简单理解。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GDP并不能真正衡量幸福，同时，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崇拜也引发了无数的社会问题。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经济发展最终以国民幸福为价值目标。国民幸福总值与幸福指数等刚性因素开始进入人们考量的视野。“国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 Happiness GNH)”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用以检视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引入GNH这一评价指标所具有意义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一、GNH概念简介

国民幸福总值(GNH)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旺楚克1972年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以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教育发展和环境保护四部分组成“国民幸福总值”来衡量国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标准。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然而，不丹王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

GNH指标核算的是社会幸福总值，而幸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用一个像衡量产出水平那样的GDP指标来对其加以度量，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传递和替代的办法，从社会健康、福利、文明和环保的角度定义幸福，通过设置一些相关的社会指标对幸福加以间接的计量。目前，学术界主要参考蔺丰奇教授的观点。认为GNH核算体系由四大指数构成(见表1)。

通过，对各指标的加权计算，我们可以得出衡量幸福总值的四大类主体指数。但是，幸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幸福总值是以生产总值为基础的。因此，在GNH核算体系中，生产总值指数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数。根据这些指数可以给出GNH核算公式：

GNH=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其中，a、b、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社会健康指数、生态环境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所占的权重，具体权重大小要取决于各社会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GNH指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GNH的指标涵盖内容更加全面。它是一个可以全面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既包括GDP指标所能衡量的市场性经济活动，同时还包括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文化发展等因素，并且关注人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福利。

第二，GNH指标凸显公平。GNH指标的理念更加关注公平，经济增长要以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前提，以国民的幸福为前提，因此，GNH指标所提倡的是均衡增长，而不是快速增长。

第三，GNH指标真正体现以人为本，CNH关怀坚持了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在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中引入GNH的必要性

首先，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片面追求GDP已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源自20世纪30年代，是由经济学家西蒙・昆茨和美国商务部共同开发的。GDP把国民经济全部活动的产出成果概括在一个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中，从数量上反映了一国经济的总量变动和经济增长率，为衡量经济的运行状况提供了一个最为综合的尺度。但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注重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无法显示这些物品和劳务在市场以外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法显示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了哪些沉重的社会代价。同时该指标也忽视了资源基础、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分配的公平与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GDP崇拜更是把发展看做一种经济现象，把现代化过程简单地理解为单维度的物质财富增长过程。30年间，偏重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一些弊端，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比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在GDP高速增长、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幸福”这个词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惑。在高楼大厦竟相拔地而起的时候，在人们钱包越来越鼓的时候，城市的空气却不如以前干净了，饮水不如以前甘美了，再加上暴力拆迁、假货泛滥、诚信流失等等这一切。让我们的生活幸福感打了很大的折扣。

其次，GNH指标为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GNH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第一，GNH作为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超过了其他因素。但是，人类对发展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人类生活中非经济因索的影响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个综合的指标，研究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对社会经济发展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GNH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行的指标，可以发挥一种诊断功能。GNH是监测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指标。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一定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作为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指标，GNH更多地发挥一种诊断功能。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出现持续的下滑，就要对这个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反思。第三，GNH可以作为调整社会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是我们制定和调整各项政策的根本依据。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与转型的效果最终体现在民众的主观选择和判断上，而GNH的走势是这类主观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变量。国家有关宏观决策研究机构和统计调研部门，应当对不同时期主要社会群体的GNH予以充分重视，通过追踪研究、把握不同社会群体GNH的走势和变化规律，真正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最后，从发展的目的来看，采用GNH指标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发展伦理认为，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更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的价值追求。发展是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发展就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且，这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上的发展，而不是强迫的发展。是人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而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发展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最终目标，而“人的发展又是为了什么”也就是关于发展的具体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发展伦理认为，人的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幸福，快乐幸福的生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基于此，对于一个致力于把人的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社会而言，在发展理念和发展决策中，就必须将人的幸福程度作为检测社会发展成就的标准。必须明确财富增加或经济增长不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而仅仅是达到发展目的的手段。这种理解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经济增长，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发展伦理的视角审视发展。发展最终意味着生活质量以及各种文化所表达的价值准则的社会进步。发展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提高生活品质。即真正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发展，是提高人们的GNH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