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废弃产品的负外部性与生产者责任的延伸

摘要：产品在消费后阶段被消费者废弃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即废弃产品问题，它主要源于产品自身承载了大量的资源以及具有潜在的致污能力。依据外部性理论分析，废弃产品问题实质上是一种环境负外部性问题，既包括消费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也包括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但主要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延伸责任作为生产者从无到有的一项延伸义务，是生产者环境保护义务的新增，并将内化为生产者的生产成本。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对废弃产品的生产负外部性的政府管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成为废弃产品的生产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有力手段。

关键词：外部性理论；内部化；延伸生产者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08XFX020)。本课题研究获重庆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创新能力培育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唐绍均(1974－)，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工商管理在研博士后，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2－0157－04　收稿日期：2010－02－03

一、废弃产品问题及其生产负外部性

(一)废弃产品问题

废弃产品，顾名思义，就是指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废弃处置阶段(即消费后阶段)被消费者所废弃的产品。废弃产品问题，就是指产品在消费后阶段被消费者废弃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唐绍均，2008)

废弃产品问题不仅包括现实的废弃产品资源浪费与环境危害问题，也包括潜在的资源浪费与环境危害问题。因为只要地球上有废弃产品存在，且没有被相应主体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废弃产品问题就有可能产生，有的可能是现实的废弃产品资源浪费与环境损害问题，有的则可能是潜在的废弃产品资源浪费与环境损害问题。由于“废弃产品不是垃圾，而是循环资源物”，所以只要废弃产品没有被相应主体回收与循环利用，就有可能产生废弃产品的资源浪费问题。具体而言，废弃产品的资源浪费问题主要体现为：第一，拓荒者或个体户无序回收、私自拆解废弃产品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第二，废弃产品被丢弃到垃圾中被粉碎填埋或者焚烧处理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第三，废弃产品被粉碎填埋所造成的国土资源浪费。另外，废弃产品的环境危害问题主要体现为：第一，废弃产品中的有害物质转入大气、水体与土壤，参与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第二，拾荒者或个体户无序回收、私自拆解废弃产品所造成的二次污染；第三，废弃产品被丢弃到垃圾中被粉碎填埋或者焚烧处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由于废弃产品在体积、结构、成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所以在消费后阶段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废弃产品资源浪费与环境危害问题严重程度迥然不同，譬如一粒废弃纽扣电池泄漏之后就可污染60万升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而一粒废弃纽扣绝不可能引发如此严重的废弃产品资源浪费与环境危害问题。(唐绍均，2008)

(二)废弃产品问题的生产负外部性

按照认定外部性是否存在的“两条件说”(俞海山等，2005)，我们不难发现，废弃产品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第一，生产者生产了承载一定量资源以及具有潜在致污能力的产品，产品在消费后阶段引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直接给他人或社会造成消极影响，引起他人效用降低或成本增加；第二，给他人或社会造成直接影响的生产者没有给予(他人或社会)相应补偿，即“国家承担，公众分摊，生产者不管”(李艳萍，2005)的废弃产品责任分摊状态。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产品从原材料的提取到生产、销售、使用以及使用后处置的整个生命周期都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废弃产品问题是产品在消费后阶段被消费者废弃所引发或可能引发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直接源于产品承载了大量的资源以及具有潜在的致污能力。

众所周知，消费者消费产品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获得产品使用价值的行为，产品消费过程一般很少增加产品本身的资源承载量与产品本身的潜在致污能力；消费者的随意丢弃行为一般既不会增加产品本身的资源承载量，也不会增加产品本身的潜在致污能力，只有少部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随意丢弃行为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可见，废弃产品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生产者的产品生产行为使得产品承载了大量的资源以及具有潜在的致污能力，只有少部分源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与随意丢弃行为。

生产者的生产行为，既可能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等物质，同时也产生具有潜在致污能力的产品；既可能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废渣等物质，也向市场投放具有潜在致污能力的产品。排放到环境中的废水、废气、废渣等物质可能马上对环境造成影响，产生生产负外部性，而投放到市场的具有潜在致污能力的产品往往还需经过储运、消费等环节，直到被废弃后才会被排放到环境中对环境造成影响，产生生产负外部性。

实际上，绝大多数产品都具有潜在致污能力。投放于市场的大量产品，既是产品使用价值的载体，也是具有潜在致污能力的资源载体，它们将潜在的有害物质带离工厂流向千家万户，而这些以产品为载体的有害物质绝大多数会随着产品的使用和处置散布到环境之中，所以，产品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污染源。由此，产品既是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以及废水、废气、废渣等物质污染排放的原因，也是产品中承载的大量潜在的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原因。尽管因废水、废气、废渣等物质所产生的生产负外部性一般早于因废弃产品所引发的生产负外部性，但我们不能就此否认因废弃产品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不是生产负外部性，而误认为它是消费负外部性。

当然，除了生产负外部性之外，因废弃产品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也可能还包含了部分消费负外部性。这种消费负外部性既包括了因消费者的随意丢弃行为所引发的消费负外部性，也包括了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增加了产品的资源承载量与潜在致污能力所引发的消费负外部性。实际上，随意丢弃行为所引发的消费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有损环境美观、影响市容市貌，危害一般不大，而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增加了产品的资源承载量与潜在致污能力所引发的消费负外部性一般比较少见。而生产者所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既承载了大量的资源，也具有潜在的致污能力，在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增加产品的资源承载量与潜在致污能力的情况下，产品的资源承载量与潜在致污能力一般可以维持到废弃处置阶段，所以，这种因废弃产品引发的环境负外部性当然应主要源于生产者的产品生产行为，大多属于生产负外部性。因废弃产品引发的环境负外部性，小部分属于消费负外部性，大部分则属于生产负外部性，所以，欧盟在WEEE指令里曾明确指出：“首要的污染者不是消费者，而是制造商”。

二、废弃产品负外部性的内部化与生产者的延伸责任

由于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生产者以生产更多的产品、获得更大的利润为生产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生产者

一般不会对其生产的处于废弃处置阶段的产品进行处理，因为对废弃产品进行处理必然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这些人力、物力与财力的耗费也将成为生产者成本的一部分，即成为私人成本。但生产者对其废弃产品弃置不管，大量被弃置于环境的废弃产品则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各类损失均可转化成经济损失)，我们姑且把这一损失视为社会成本。这样，生产者“节约”了自身处理废弃产品的私人成本，而使全社会(包括社会公众、发展中国家甚至后代人)为之付出了社会成本，即私人成本被社会化了。需要指出的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只是从成本的承担者而言的，而并不表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一般来说，由于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成本要远远大于私人成本。因废弃产品所产生的生产负外部性，实质上也就是生产者的废弃产品环境成本由社会来承担，即私人成本社会化，以至于生产者的个体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个体收益却高于社会收益，所以是一种负外部性。

依据外部性理论分析，生产负外部性的产生源于“市场调节的结果不再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即我们常说的“市场失灵”。那么，我们进一步追问，市场又为何会失灵呢?按照科斯的分析，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衡量尺度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选择的非自由性等特征，其产权界定得不完全或根本没有界定。由于与废弃产品问题相关的公共物品就是环境资源，可见与废弃产品问题相关的市场失灵就源于环境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产权界定得不完全或根本没有界定。所以，按照外部性相关理论，我们基本可以把废弃产品问题的产生归纳为：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一产权界定得不完全或根本没有界定一导致市场失灵一产生生产负外部性一引发废弃产品问题。

生产者把自身的盈利建立在他人受损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这种负外部性明显体现了生产者的不道德行为，这种不道德行为还可能间接压抑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企业经营行为的非道德性并非源于邪恶的目的，其根本原因只不过是经营者为了获取收益而忽视了其行为可能造成的种种后果”(王锐生，1999)，所以，需要有外部的机制或力量介入生产者的经济活动，努力使其负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

综合而言，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方法大致有两种：第一，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方法(譬如行政管制、征税、补贴)；第二，以科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合理界定产权，分析交易成本，依靠市场的方法。具体而言，废弃产品的生产负外部性内部化，实际上就是要求生产者为其生产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或环境污染危险在产品废弃处置阶段负担责任。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中，生产者的责任在产品生命周期内主要集中于产品的制造与使用阶段，在内容上则主要是指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与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对于产品在其生命周期内生产者所需承担的“责任”的概念用语，一般电都是按照其内容来进行命名，譬如“环境保护责任”、“污染防治责任”、“产品质量责任”。而延伸责任却是从责任在产品生命周期内新增角度命名，意在指明此项责任是生产者在其产品生命周期内所需承担的责任的一种“自然延伸”。如果我们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上游(产品的原料获取与产品设计阶段)、中游(产品的制造与使用阶段)与下游(产品的废弃处置阶段)三个阶段，那么“环境保护责任”、“污染防治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则多是指生产者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中游阶段所承担的责任，而延伸责任则是指生产者在其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上游与下游阶段所需承担的责任，意在指明生产者所需承担的责任向产品生命周期内的上游与下游阶段进行了“自然延伸”。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突破了传统法学理论的生产者仅仅承担“污染防治责任”与“产品质量责任”的框架，它通过延伸生产者的责任，将生产者在产品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所需承担的责任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唐绍均，2008)

可见，延伸责任实质上就是生产者的新增义务，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有助于中央或地方政府责任的减少，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真正体现污染者负担原则。延伸责任作为生产者从无到有的一项延伸义务，是生产者环境保护义务的新增，并将内化为生产者的生产成本。

三、废弃产品负外部性的政府管制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不需要“庇古税”；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手段要根据成本――收益的总体比较，也许庇古方法是有效的，也许科斯方法是有效的。(俞海山等，2005)由于交易费用为零的含义不仅仅是指没有财务意义上的费用，还包括没有交易障碍，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将所有的障碍都费用化，但许多交易上存在的困难并不是完全可以费用化的，譬如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搭便车”问题等等，所以，交易费用为零这一假设除少数场合之外在普遍的意义上是不现实的。斯蒂格利茨在其1997版《经济学》一书中甚至认为“交易费用为零的社会如同没有摩擦力的世界一样是不存在的”。(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2003)另外，“所有与环境有关的外部性都是公共物品型的”(珀曼等，2002)，要对很多公共资产界定私人产权却是相当困难的，有的甚至几乎不可能；而且交易成本的高低不仅可能取决于所涉及人员的数量，也可能取决于当事方是集中的团体还是分散的团体，“在通常情况下，当溢出效应影响到很大的、分散的团体的时候，交易成本可能会很高。”(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2003)。所以，要解决那些私人产权界定困难、交易成本很高的外部性问题，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恐怕难有作为，则必须依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管制来进行干预与矫正。

由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在不同的框架下讨论管制问题，学者们要对管制“寻求一个综合性的定义的努力尚无结果”，“管制，尤其在美国，指的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史普博，1999)。管制，从普通意义上来讲，是对别人的行为进行限制。政府管制，又称公共管制，多体现的是一种政府与生产者的关系，就是政府运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以及各种行政手段对生产者的行为进行限制。市场缺陷和失灵都会导致生产或消费的无效率，从而产生政府治愈这些疾病的职能(萨缪尔森等，1992)，所以，政府管制大都应用于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

废弃产品负外部性的产生就是因为外部性施与者的私人成本小于其行为的实际成本(原因在于部分成本被社会所承担)，从而导致其外部的过量。此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不能有效地运转，迫切需要一种力量或机制来矫正外部性施与者的行为，使其决策依据回到包含负外部性在内的真实成本基础上去。当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担当此任时，政府的力量也许就不失为一种好的市场机制的替代物，

因此，政府对负外部性实施管制也就应运而生。以庇古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认为，外部性的“外部”是相对于市场体系而言的，是指那些被排除在市场机制之外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更准确地说，是在价格体系中未得到体现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产品或副作用；负外部性问题就源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把大于个人成本的那部分社会成本转嫁给了社会，而依靠市场机制自身又无法有效解决，则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其进行干预和矫正。这种政府干预既可以通过政府制定与实施相关法律规范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经济调节手段进行。

为尽量消除废弃产品的负外部性导致的社会问题，政府往往可能会应用多种管制手段，有的为直接的管制手段，有的为间接管制手段。直接的管制手段体现为政府直接规定被管制者的行为或产生负外部性的水平，明令禁止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譬如制定标准、公布禁令、发放许可或是配额管制等，甚至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直接采取“关、停、并、转”的强制措施。间接管制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了市场的力量，一般不直接规定被管制者必须干什么或是禁止干什么，而是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改变被管制者进行决策时的外部条件、影响被管制者进行不同经济行为的成本和收益来间接调节被管制者的行为，引导和促使被管制者根据自己获益的大小自愿地、灵活地对各种法律手段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反应，譬如收税、收费、负外部性权利交易、押金――返还制度等。

按照外部性理论分析，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实质上就是一种对废弃产品的生产负外部性的政府管制，包括了各种直接管制手段与间接管制手段。因废弃产品所产生的生产负外部性不仅充分表明“市场运行在推动某些涉及全局性的、理想的以及其他一些有益的事物方面是失败的”(沃尔夫，1994)，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充足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要求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实质上就是要求生产者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把相应的环境成本纳入其生产成本，使其“外溢”的环境成本被内部“消化”，不仅在于消除其生产负外部性，而且有助于纠正生产者过去将环境视为“免费品”的错误认识。

生产者承担延伸责任即生产者要对消除废弃产品的环境影响承担回收、处置与循环利用等责任，甚至需要承担源头预防方面的责任、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责任，将促使生产者生产潜在致污能力尽可能弱的产品以及建立经济有效的产品回收处置体系。为此，生产者必然为此支付一定的私人成本，这一成本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之前往往是由政府或社会为其支付，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立将使政府或社会以前所承担的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为生产者的成本。如果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没有被建立，生产者的延伸责任没有成为法定义务，生产者为了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即便有足够的资金与能力来承担延伸责任，也可能不会选择主动承担这种延伸责任。可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将成为废弃产品问题的生产负外部性内部化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