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澳门回归

澳门虽然不大，但它是祖国的一部分。澳门回归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国际上的友好人士也很关心。在和朋友交谈中，朋友们谈到，现在澳门回归祖国已经多年了，可是很多人不清楚澳门是怎样回到祖国怀抱的，很想知道有关情况。我曾参与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历史盛事，是首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同时作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了《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我对亲身经历和知道的有关情况进行认真的回忆，并查阅当时的一些记录，把这一历史盛事尽我所能记述下来。由于时间的关系，难免有偏差和遗漏，欢迎批评指正。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成立

1987年4月15日，中葡正式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如何落实《中葡联合声明》的各项内容，保持澳门社会稳定，促进澳门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如澳门管理人才、法律人才等的培养，澳门特区法律的制定，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为此，中葡双方决定澳门要有过渡期，而且过渡期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做好为澳门回归的一切准备工作。

为保证《中葡联合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1999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中葡双方决定在《中葡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根据《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1989年2月15日，中葡双方在澳门文华酒店联合举行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正式进驻澳门招待会，从此就长期驻在澳门，直到澳门回归后的2000年1月。《中葡联合声明》对澳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都明确了，但在12年过渡期内很多具体实际问题需要由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来解决。总的来说葡萄牙对我们还是配合的，是友好协商的态度。但是在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内，中葡双方对《中葡联合声明》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各自所站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更主要是涉及到实际利益问题也时常发生争执。同时，“一国两制”在当时是个新生事物，澳门过渡时期遇到的主要问题与香港过渡时期又大不相同，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因此我们的谈判并不轻松。在我们内地，有关单位对“一国两制”也存在认识和理解不足的问题，同时还牵扯到局部利益的问题，为此我们也要做国内有关单位的工作。我们中方联络小组一方面要不断学习、研究和领会“一国两制”和《中葡联合声明》，另一方面要做葡方的工作和国内有关单位的工作。这和驻外使馆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说“既办外交，又办内交”。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房舍问题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进驻澳门之前，为寻找办公和住房处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首先找到了新华社澳门分社，向有关领导说明情况后，他们表示无法帮我们解决。

我又找到外经贸部在澳门开办的南光公司，曹万通总经理向我表示：“我只能给大使先生您和您的秘书各提供一间房，而且你们联络小组进驻办公楼，肯定要挂国徽和国旗，而国徽和国旗只能挂在我公司办公楼的旁门。如果挂在正门，有的商人来了看见会害怕，因为我这里是商业机构，来这里谈贸易的各国、各地区的都有，包括台湾的公司，他们来了看见我办公楼挂的中国国徽和国旗，会误认为我是官方机构，没法谈生意了。”我说：“谢谢你的好意，但仅两间房不够用，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国徽和国旗怎么能挂在办公大楼的旁门呢？”

1988年1月，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到北京开会期间，我们见面谈到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的住房问题，他热心地把一整层未装修的楼租给我们。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马上派先遣工作组到澳门，买好空调准备装修。当我们告诉他装修即将开始时，他高兴地对我们说：“葡萄牙联络小组也在找房子，澳门地方小，不好找，我把你们楼上一层租给了他们，这样你们工作、谈判就很方便了。”我当时内心一惊，但表面上未表露，只是说：“好好好！”我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周南副外长。我深知两国外交代表机构在同一楼的上下层办公不方便，不利于保密。试想，在楼上某个角落竖个管子下来，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谈话情况，这太危险了。后来，我以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外国人有很大不一样为由婉拒了马万祺先生的好意。

我们又找了多处，都没有成功。国务院港澳办澳门司司长诸华感慨地说：“我们中国驻外国的代表机构用房都由外国向中方提供，没有想到在澳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联络小组代表处找房这么困难。”

新华社澳门分社的顾问柯正平知道我们找房非常困难后，把我带到他在澳门居住多年的住宅――一栋二层小楼。小楼客厅里挂着他和、邓小平等我国领导人的合影，以及他参与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葡萄牙政府谈判的照片。他很激动地对我说：“我们多年盼望澳门早日回到祖国，你们联络小组为澳门回归来澳门工作，却找不到房，使我很难过。”然后他说：“你看，把我这二层小楼拆掉，盖一座高一点的楼，够不够用？”我非常感动，握住他的手说：“柯老，这是你多年的住宅，你为澳门做了很多工作，这住宅有纪念意义，不要拆掉，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1989年1月，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的住房问题还没有着落。这时澳葡政府也为我们提供资讯，但几次都因价格太贵、脱离大众、不便工作等原因被我婉拒。无奈之下，我再次到曹万通总经理办公室，请他协助我们解决办公用房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租下了新马路lLlLB八层至十二层楼。

办公用房解决了，还有中方代表处20多人在澳门的住宿问题，长期住旅馆费用太高。多方打听后，终于在新华社澳门分社社会部部长、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之一的蔡思聪先生帮助下，买下了一栋6层小楼，解决了宿舍问题。

当时驻外采购和布置都是由我们外交部调来的人员负责。在澳门负责这方面事情的是行政事务管理员杨顺田和会计朱万成，他们住在新购买的小楼中工作紧张辛苦。开始他们睡地铺，还要自己做饭。为了节约时间和资金，他们经常煮面条吃，往往刚煮好面，又有事情了，待办完事回来面条都坨了，他们就三下五除二吃掉坨面。那时大家都一条心为澳门回归工作，不计较时间和报酬，工作紧张，但大家很团结和愉快。

我所面对的葡方三位谈判对手

我是首任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大使），从1988年1月1日至1993年4月工作期间，与葡方三位大使先后谈判解决澳门回归的问题。这三位大使对澳门问题的态度、看法、做法体现了葡萄牙不愿放弃这块有利可图的地方，更不愿意他们在澳门400多年的影响消失。例如对三大问题（即中文法律地位、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三大问题，开始称为三大难题，后来觉得称三大难题不太好，好像无法解决，无可奈何，所以统一称为三大问题），虽然我们反复讲解决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他们仍迟迟不采取行

动。最终，由于大势所趋，他们还是予以配合。

葡方第一任首席代表是西蒙斯・柯埃略大使，工作时间由1988年1月15日至1989年7月。记得1988年4月11日至14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葡萄牙里斯本福斯宫举行，中方提出两项议题：(一)澳门过渡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中文法定地位；2.公务员本地化；3.法律本地化；4.澳门加入有关国际组织的问题。(二)商定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细则。

虽然我们事前给他们提供了这两个议题的草案，但他们对这两个议题均不同意。柯埃略大使说：“我们不同意‘三大问题’的提法，比如公务员本地化这是民族主义的提法。”我反驳他说：“目前澳门公务员全是葡萄牙人，你们这才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逐步适当增加本地华人在中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是合理的。这是为政权交接创造条件。”对这个问题，后来葡方又解释说：“公务员本地化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国籍问题，进而会引起葡国各政党在澳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关于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工作细则问题，柯埃略大使说：“联络小组只是交流情况，交换资料。没有必要订联络小组工作细则，也没有必要签会谈纪要。”我反驳他说：“我们联络小组主要职责是落实《中葡联合声明》，保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施，保证澳门的平稳过渡，为政权交接创造条件。我们是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磋商，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清谈国际俱乐部。我们代表团乘飞机，花这么多的钱，跑这么远来，不是空谈的。”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柯埃略大使的助手拉莫斯对他耳语后建议：休息，喝咖啡。后来经过反复磋商和做工作，直到会议第5天，双方才就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细则达成一致，我们双方组长签署了会谈纪要。

1988年9月13日至16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8号楼举行。由于第一次会议对三大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中方再次提出这个提案。这时柯埃略大使说：“你们老提三大问题，像中文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政治性问题还是技术性问题？”我即答：这既是政治性问题，也是技术性问题。中文是联合国确认的六大语种之一，然而在中国的领土，在小小的澳门就不被承认，这是政治歧视，你们还谈何民族平等？这就是政治性问题。澳门居民办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必须用葡文书写，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和麻烦，这也可以说是技术性问题。”柯埃略大使听完我的话，好长时间没有说话，脸憋得通红。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葡萄牙管理澳门、澳门是葡国的海外省的阶段，因而我们对三大问题的提法仍未取得共识。

1989年1月在澳门圣地亚哥酒店进行组长会晤，在讨论到澳门加入有关国际组织问题时，柯埃略大使反对使用“有关”两个字。他说：“澳门加入国际组织就可以，‘有关’二字不美。”我向他解释说：“‘有关’二字是个限制词，澳门是地区，不是国家，所以它不能参加国家才有资格参加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等。但有些组织不限制只有国家加入，可以由地区申请参加，例如：世界旅游组织、关贸总协定等澳门就可以参加。这个原则在《中葡联合声明》中已经说明。”我以为他明白了，但到1月31日在澳门旅游学校召开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时，他又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再次解释后，他还摇头说：“不美，不美！”最后我说：“‘有关’二字在《中葡联合声明》中已写明，这是两国总理签署的，两国最高立法机关批准，并送联合国备案的文件，我们无权修改。如果我们在这里擅自修改，你和我都会受到处分，甚至会被撤职。”这时他还自言自语地说：“你说得那么严重，还可能会坐牢呢！”当他说完这话，他们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捂着脸做怪相笑了起来，根本没敢给我们翻译他的话。但我们都明白他所说的，之后他不再坚持，我们也不再重复了。

我同柯埃略大使打交道一年多，举行了9次组长会晤和联络小组4次全体会议，大家坐在谈判桌上长时间讨论，即便说得他哑口无言，也大多不能达成共识。我认为他未能认真学习理解《中葡联合声明》，许多时候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葡萄牙统治澳门时期。葡萄牙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换马”。葡萄牙报纸报道换首席代表时说：“柯埃略大使的屁股还没有把这把交椅坐热，就让他离开了，不知去向・・・・・・”

葡方第二任首席代表是卡塔里诺大使，在任工作时间为1989年7月至1992年7月。1989年6月的北京之后，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并对中国采取了制裁的措施。英国单方面宣布停止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香港问题陷入停顿状态，引起种种议论。在此形势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也面临着被葡方单方面宣布停止工作的危机。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原定于1989年7月在澳门举行。但6月4日之后，葡方突然连发急电到澳门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召见中方组长康冀民大使，立即前往里斯本会见葡方组长。”中方代表处收到急电，看到电文的人就生气地说：“康大使也不是葡国的大臣，他们怎么能召见我们大使去呢？”对此，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我去里斯本，另一种是主张不去。我是主张去的，理由是在当时形势下，我们不应计较他们的“召见”用词，应主动去说明情况，争取联络小组如期开会。否则，我们会陷入被动局面之中。最后，周南副部长说：“同意康大使的意见。”大家统一了看法后，将意见上报，得到了中央领导同意，我和外交部主管澳门工作处的处长王西安立即飞往里斯本。到达里斯本才知道，葡方组长易人，由葡外交部卡塔里诺大使接任柯埃略大使的职务。

1989年7月17日到20日，双方在里斯本举行多次组长会晤。17日上午，第一次组长会晤，主要是卡塔里诺大使宣读讲稿，表达葡方意见，其大意为：第一，北京发生的事件影响到澳门居民的信心，为恢复其信心，葡方责任成倍增长，因此中葡双方不再是同等伙伴关系。第二，联络小组和土地小组中方代表处过去编制了一个束缚澳葡政府的网络，葡方要求改变工作方式，确立新的对话方式。

第二次会晤，卡塔里诺大使一开始就提出要我对他的讲话发表评论。我有意避开正面冲突，提出先商议召开联络小组第五次会议的问题。卡塔里诺大使却坚持要我对他的讲话先表态。因此，7月18日下午举行第三次会晤时，我针对他指责我们的问题发表评论。

首先，我坦诚地向对方说明北京的有关情况，指出许多情况远不是西方国家媒体报道的那样。然后，我指出我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对《中葡联合声明》的态度不变，但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我们应考虑中葡两国友好关系和澳门居民利益，不要受他国的影响・・・・・・最后我提出应如期举行联络小组会议。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指出联络小组和土地小组中方代表处不存在对澳葡政府编网控制。根据《中葡联合声明》的原则，过渡期内设联络小组就是为了磋商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这种

工作方式是史无前例的，不能把磋商视为干预。你们应习惯这种磋商方式。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澳门的平稳过渡。今后我们应更加密切地磋商和合作。坦率地说，如果不是双方磋商合作，单靠哪一方，有些事情是难以办到的。

针对中国中央领导人更换，之前签署的《中葡联合声明》是否还有合法性的问题，我回答说：“中国有句话‘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其意为人可变，但营房不变，不能因易人而改变《中葡联合声明》的内容，或怀疑《中葡联合声明》的合法性。《中葡联合声明》是两国政府签署，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并送联合国备了案的。因此《中葡联合声明》是完全合法的，是国际性的文件，是完全有效的文件，是不可改变的。”

卡塔里诺大使最后表示：要把我所说的情况报告给最高领导，并表示将同我进一步会晤。后来在卡塔里诺大使邀请的旅游参观中，我对卡塔里诺大使说：“作为朋友向你透露一个信息，据说英国停止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后，引起香港不安。现在英方在考虑如何寻找机会恢复联络小组的正常工作。”卡塔里诺大使听完，未发表意见，只是说：“希望你在里斯本过得愉快，多参观一些名胜。”我们估计他们是在等葡上层的决策。

第四次会晤时，卡塔里诺大使代表葡方同意中方的意见，表示联络小组会议应该照常举行，但提出会议地点改在里斯本。我反复考虑之后，向我外交部报告会晤情况，并建议同意葡方意见，外交部回电称可予同意。

第五次会晤，葡方仍坚持在里斯本召开会议，我们就同意了葡方的意见。7月31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在里斯本举行，谈得比较顺利，但最后讨论如何发表这次会议新闻公报时，葡方将过去的一贯用词“在友好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改为“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我指出一般争论比较激烈才采用“坦率”二字。葡方又建议“可否用‘坦诚’和‘合作’的气氛中进行”，我们同意。会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以前的惯用语，即‘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他们讲：“我们是欧盟成员，背后有人盯着我们，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举行联络小组会议，已经受到了国内外很大的压力，因此请你们理解我们为什么不用‘友好’二字。”

一场小小的危机过去了，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没有发生断层问题。

我们和卡塔里诺大使领导的葡方小组一起工作了3年，在这3年中我们一共开了10次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全体会议，组长会晤13轮(每轮中可能为一次至多次)。他能比较认真领会《中葡联合声明》的精神，能够耐心听取中方的合理建议，比较灵活务实。我们工作配合得也比较好，在许多事上达成了共识，解决了澳门的不少重大问题。但卡塔里诺大使维护葡萄牙在澳门的长远影响和长期利益的意图，也不时强烈地表现出来。

葡方第三任首席代表是吉马良斯大使。1992年7月，他接替卡塔里诺大使。我在任期间，我们共举行过两次联络小组全体会议和两轮组长会晤。由于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主要工作方法、工作方向、工作步骤、工作进程已经明确，并开展了工作，因此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是按照前两次组长会晤和全体会议确认的议程继续讨论和进行工作的。

制定《澳门基本法》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1988年8月2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说：经过有关方面反复研究和协商，提出了由48名人选组成的《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其中包括有关部门负责人14人，各界知名人士6人，法律界人士6人，澳门工商界、法律界、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劳工界等各方面人士19人，我驻澳机构负责人3人。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还安排了两位葡萄牙籍人士参加。这样的安排考虑到了澳门各界人士代表性，使起草的《澳门基本法》能够更加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

《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经过4年多努力工作，先后召开9次全体会议、70次专题小组会议、3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制定出《澳门基本法》9章145条。1993年3月1日，第九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澳门基本法（草案）》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设计方案。澳门的区旗和区徽是从公开征集的大量图案中层层筛选出来的，最后确定与我们国家的五星红旗一致的五星和有澳门特色的莲花、大桥、海水作图案。当时我们在讨论区旗和区徽的背景颜色时，一部分委员认为应该用红色，这样和祖国的国旗、香港的区旗颜色一致。另一部分委员认为可以用绿色，因为绿色代表生命、和平、欣欣向荣，另外特区和祖国的社会制度不一样，要有自己的特色。最后大会表决通过用绿色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的背景色。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31日通过《澳门基本法》，完成了立法程序，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形式正式颁布。

《澳门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之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澳门和香港都是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都是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高度自治，“澳人治澳”，“港人治港”，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主要原则是一致的，都是以我国宪法为依据，将中英、中葡《联合声明》的主要原则写入基本法。但澳门与香港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基本法表述上也有所不同。例如：《香港基本法》序言中用“占领”，《澳门基本法》序言中用“逐步占领”。仅两字之差，却表述出不同的历史情况。香港是在1840年英国对中国进行鸦片战争后，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而被侵占的。澳门是葡国商人行贿占据之后，逐步扩大占领的。关于居民的权利和自由，《香港基本法》有19条内容，而《澳门基本法》有22条内容。《澳门基本法》参考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和葡萄牙宪法的有关规定，其别规定了保护葡萄牙后裔居民利益等方面的内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限制不得有“外国居留权”，而澳门仅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行政长官限定在“任职期内不得具有外国居留权”。其他官员不受此限制。澳门允许业（）继续经营。

1999年12月19日夜，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朱基率中国代表团，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率葡萄牙代表团到澳门回归交接大厅参加澳门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当1999年12月20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时，大厅肃穆，在澳门飘扬了400多年的葡萄牙国旗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在大厅中，同时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听着庄严的国歌，我非常激动，心潮澎湃，澳门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日夜为之奋斗、工作盼来的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

回到下榻的京澳酒店，已经是凌晨4点，然而我兴奋不已，毫无困意，遂提笔写下了《庆回归》和《盼台湾回归》两首诗，现抄于下，给这篇不算短的回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庆回归

降旗升旗，殖民撤离；

百年耻辱，永远雪洗；

特区成立，扬眉吐气；

澳门明天，更加美丽！

盼台湾回归

澳门已回归，台湾何时回？

两制为台定，落后是人为；

同是一条根，相煎太可悲；

回家有早晚，盼台早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