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不会再见

在的人永远有着陆地过境的情结，

总觉得在空港进出盖入境章太

没意思，总是要跟那些处境低很多、常常给你难堪的陆路小关移民官打交道才过瘾，仿佛那样才有告别与拥抱的真意。

但像我这样边境长大的人，并不觉得陆路走过去会有什么稀奇，因为从小所说的“外国人”，除了遥远到天边的金发碧眼外，更多的就是脸上涂着两道防晒水粉的“缅甸人”――这是一道最显眼的例外，在我幼时的八零年代，云南边境妇人仍普遍穿着筒裙、手携筒帕，打扮跟这些跨境而来的外国人，并没有太大差别。

生长在内地的人（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内地，乃是与边疆相对之概念），大约很难想象封闭的缅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可是在那时的我们眼里，缅甸商人带来的货品仍然是缤纷且惊奇的，泰国在那个年代大约独占了缅甸的生意，连带着云南的少年也可以买到转手缅甸商人而来的花哨的人字拖、时髦的T恤、宝洁公司在泰国出品的洗发水，到了消费力更好的九零年代，从缅甸进来的二手（或者是三手）日本车，尽管方向盘位置跟我们不一样，亦成了边境暴发户小商人热衷显摆拥有的产品。

那个落后于时间的年代，想起来也仍然是金黄的。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小街上的缅甸商人也开始销售浙广产品时，一切就都湮灭了。国境以东迅速增长的物质消费让我们发现，原来缅甸是如此地积弱积贫，那些晃荡在街头的“外国人”，贩卖一个萨尔温江谷底生长的青柠檬，足足得花上一天时间往来口岸，虽然那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公里。

现在偶尔我也会逛逛家乡的缅甸人小摊，有时会发现泰国啤酒Singha，就忍不住想起成人后日渐熟悉的地图来：这一罐啤酒真是折腾啊，它得跨过湄公河，被南佤邦的军人检查一道，去到景栋后，又得绕一个大圈到曼德勒或者腊戌，最后才跨过怒江进来我的家乡，这运费成本，照理是要比暹罗湾船运到深圳再转到云南还贵的，有那些一天拿几美元的缅甸苦力，我现在才买得下手罢。

我们对缅甸不了解，亦不大想了解，这贫困的邻居，哪有电视里的东京故事吸引人。直到成年后开始关心这片土地，才发现少年时的我其实也没有接触过几个真正的“缅甸人”。从腊戌过来的生意人，大多是傣族人，亦是缅甸人说的掸族人；给田地打工，或是来贩卖罂粟籽的，大多是佤族人；还有那从密支那和曼德勒来的卖玉妇人，挺着高鼻子，用云南话说“老家在巴基斯坦”，真正的缅甸人在哪里？我问母亲，本民族语里，怎么称呼缅甸人，她迟疑半天才告诉我说可能是“满”，对她这种共和国同龄人来说，与缅族人的交往经历的确是少之又少，几乎要追溯到民国的前一辈了。

后来我才知道，缅甸联邦这个英属印度制造出来的土地区域，远远大于缅族、孟族这些古王国的地域，缅甸人最正宗的地盘，乃是伊洛瓦底江干热的冲击平原，即古代明朝皇帝落难瘴地的阿瓦城，今日的曼德勒，然后沿海而下到仍然保持英治风貌的仰光，最后出海。英国人把治下的高地土邦全数划与缅甸，造成了今日各“少数民族自治邦”的领土比各“省”还大的局面，而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亦远远高于它东边的邻国。

在我爷爷那一辈，与曼德勒和腊戌的商业往来是有机而持续的，到底是英治下的统一版图，即使战时被日本占领短暂中断过，但是那些重视利润的英国人和印度人，一旦好转后就会把路重新打开。

然而缅甸独立改变了这个活跃的路线，缅甸人获得了独立，可是掸族人呢？克钦人呢？克伦人呢？这些人之间的分别，远远大于北印度和南印度的差别，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吵闹不休却稳固的民主缅甸，只看到一个炮弹不休，偶尔持续几年冷战和平的“邦联”邻居。

这便是为何漫长的云南缅甸边境线上，只有一个瑞丽口岸是正式口岸的原因，因为只有这个口岸有缅甸政府的海关和移民关署存在。巧合的是，整个云南，也只有瑞丽，用的是缅甸语名字（该地的傣语名字是孟卯）。很多背包客在这里折戟而归，怨念不已，也有执着胆大的陆路通关爱好者，在等待和折腾中，真的被蒙眼运进了这个神秘之邦。他们借助的是神通广大的曼德勒华人旅行社，尽管瑞丽很多旅行社都接这活儿，但其实都会交给这几个有能力的缅甸旅行社，以包车的形式，把旅行者从瑞丽“运送”到曼德勒，在12小时的漫漫路程中，四个不同背景军队的人设卡，你只能把命运交给那些纵横缅甸的华商，他们，真能打点一切。

也就是说，就算想办法完成了土地上的通行，你仍然无法合法踏上那些蛮荒的、崇拜丛林法则的高地，依旧只能看到繁华落尽的缅地旧景，法令允许游客持护照能抵达的最东边，是茵莱湖往东的东枝城。而对持边境通行证的中国边民来说，你恰恰不能跨过这个西边。这样的陆地情结，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一个生活在边疆的云南人来说，界限的那一边，总归是有各种七七八八的联系的。南伞的汉人和果敢的汉人讲着同样的方言，景颇人和克钦人在正月有同样的目瑙纵歌狂欢，更不用提遍布全缅甸的腾冲籍商人了。我也有同学跑到语言相通的佤邦做事，常常邀请我过去玩，我总是含含糊糊地拒绝――那个庞大的缅甸军政府已经够受了，我无法想象，自己怎么会适应一个可能更飞扬跋扈的小军人如皇帝爷般统治的山野？

但是缅甸总是有它的魅力的。今天的我们，已经飞到了时间的前面，但是缅甸，还住在遥远时间的角落。

我终于还是飞去了仰光，她和我想象中的一样，美得一塌糊涂地忧伤，为她那不合时宜、停滞了的胶片上的英属印度风格。那是2010年的泼水节，昂山素季仍然被软禁中。两年半后的今天，她去曼谷探望缅籍劳工引起万众欢迎，而我家乡边上的那些缅境少数民族依然充满愤怒：就算是民主派，依旧无法对这个国家的绝望对立给出一点有希望的方向。

曼德勒和蒲甘吓死人的全年最高温几乎把我烤焦。我不太记得曼德勒的食物了，只记得尼龙街的那家土制冰淇淋店，我天天都帮衬它家，完全不顾旅行指南对缅甸冰品卫生条件的警告。

泼水节不仅商场停业，连汽车运输公司和轮船公司都休息了。我从曼德勒搭船前往蒲甘的计划完全落空，只能搭缅甸国家铁路前往。老实说，一等车厢的沙发椅很舒服很软，只是这总归是一百多年历史的铁路了，火车亦好像年久失修的样子，夜半之中呼啸声中摇摇晃晃，仿佛驰向黯淡的过去。

旁边是个8岁的小男孩，天知道他家人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来往两个城市。他不会英文，我不懂缅文，他却经常逗我，拿我在车站买的1美元的扇子取乐。下车的时候，我忙着和人谈价钱到娘乌镇，他静静地在旁边站着，等我谈完，跑上来跟我告别，消失在已经有了点湿气的、凌晨五点的车站中。

传说中硬朗骁勇的缅甸人，原来是这么的温柔有礼。在仰光和曼德勒，大学已经被政府迁到离城市非常遥远的不毛之地，形同解散。有钱的华人和印度人把子女送去新加坡，可是大部分的孩子，就只有早早失学，出来工作。不管是在哪个城市的餐厅，总能见到无数的孩子做服务生，在曼德勒尼龙街角的冰淇淋店，每天光顾的我跟他们都熟了，一去就是好几幅灿烂的笑脸――我倒宁愿他们的笑容凝固，不然难以想象他们的未来。

有人真的跟我说过没有未来。离开掸邦茵莱湖的那天，我和一个荷兰姑娘从娘乌村来到湘文村，在路口小店等待开回仰光的班车。店主KEO是一个43岁的未婚男人，跟我笑说起他被国家耽误人生的事，轻声而坚定地批评这个国家。我赞扬鼓励，他却自嘲改变只是枉然，说这个国家在泥潭中，已陷入难以翻身的轮回。车来了和他告别，说会再来缅甸，他含笑道别，却说：“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不会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