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同梁漱溟先生的两次谈话

1958年，我上了大学。年底，学校挑选出几十个老师和学生，到北京参观“全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果展览会”，我忝列其中。由于是第一次去北京，母亲在为我准备御寒衣物的时候，还开了一张清单，列出我必须登门看望的亲友及他们的地址。除了两位姨妈(大姨妈健在，二姨妈已辞世)和她们众多子女即我的表亲之外，还有我母亲的北师大同班同学、情同手足的好朋友陈姨。父母亲多次对我提起，陈姨的丈夫，就是大学者、年纪轻轻便被蔡元培校长礼聘到北大开设讲座的梁漱溟先生。他老人家还是我们广西同乡。

大学毕业后，我母亲即远嫁广西，在南宁的一所中学教书。经我母亲介绍，陈姨也到了同一个学校任教。

记得我母亲好像说过，在北师大之前，她们就是北平一所平民女中同学，只不过不在一个班里。我外祖父19世纪末殿试高中，少年得志，被清廷遣使高丽，出任驻汉城总领事。几年之后，外祖父丁忧，在家守孝三年，丢掉官职。接着，清朝覆亡，外祖父成了前朝遗老，没有了收入。因此，我母亲只能够就读于平民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陈姨转到桂林教书，在那里认识了梁漱溟先生，并与之共结连理。后来，他们虽然离开广西，但陈姨同我母亲一直有书信来往，互诉问候和思念。

一天，吃过晚饭，我即赶到位于新街口附近的梁家宅邸。出来开门的，是陈姨本人。自报家门之后，陈姨一把拉住我，左看右看，高兴得直叫：“收到你妈妈的信，我就整天盼着你来!”

进得屋里，我向梁先生鞠躬问好，他连忙让我坐下。只见他个子不高，睿智的目光，炯炯有神。他问我：“令尊令堂可好?”我说：“妈妈还好。爸爸在年初戴了帽子，不能再教书，工资降到60多元。不过，他没有像其他那样，被送到乡下劳动，算是一种宽大处理。”梁先生轻轻叹息一声，沉默良久。

说实在的，那时我并不知道，195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梁先生曾经犯“上”，惹得“龙”颜震怒失态，破口大骂。只觉得，他是大学问家，头上还有全国政协委员的顶戴，所以，我对他毕恭毕敬，梁先生问一句，我答一句，十分拘谨。梁先生对我亲切随和，说话和声细语，温文尔雅。

由于要赶回住地，我坐了不到一个时辰，便告辞了。梁先生和陈姨一直把我送到门口，要我转达他们对我父母亲的问候。回想起来，还真懊恼自己没见过世面，要不然，就可以当面聆听梁先生的许多指教了。

后来，我母亲忽然接到梁先生的亲笔来信，寥寥数语，通报了陈姨病故的消息。母亲伤心了好几天。记得，信中梁先生称我母亲为“学姊”，用陈姨的口气。

打倒“”后，出版了《第五卷》，人手一册。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有1953年的那么一桩公案，梁先生被骂得狗血淋头，不留一点情面。

1978年底，我出差北京。母亲说，陈姨不在了，加上那本“雄文”的压力，梁漱溟先生日子一定不好过，这次，你务必要去看望他老人家。领衔母命，好不容易，在宽街一带找到了梁先生的寓所，是一套两居室(记不大清楚)的公房，好像还同孩子们挤住在一起。那天，只有梁先生一人在家。

经过“大革文化命”的洗礼，梁先生看上去苍老了许多，个子显得更小，只是精神还好，谈锋亦健。他仍然客客气气，照样先问我：“令尊令堂好吗?”我答道，母亲退休多年，身体还好；父亲得脑血栓，卧床三载，已于1976年故去。他戚戚然，说，真难为你妈妈和你们兄弟姐妹这几年的服侍。

谈到刚刚过去的“大革文化命”，先生说到，广西武斗死了很多人。我告诉他，真正死在武斗现场的倒不多，大部分都是后来被另一派抓去实行“棍毙”的，情形有点像狄更斯在其不朽名著《双城记》里描写的那样。

他很关切地问到我父亲的遭遇，我打开了话匣子，尽情向他倾诉。我说，分子是“死老虎”，相对于“走资派”和派性的受害者来说，皮肉之苦要少一些。当然，灵魂的伤痛却要深重得多。我谈到，父亲曾被罚跪于长条凳上，学生们则在两端不停摇晃。跪着的人，前俯后仰，狼狈不堪，最后翻倒在地，眼镜摔破了，引来哄堂大笑。听罢，先生直摇头，说，如此缺乏人性，他们将来怎能教好下一代(这些年轻人是师范学校的学生)!

我还说到，父亲曾被指派放养学校农场的两头水牛，其中大的一只是成年牯牛。整天在山野同牛儿相伴，虽然孤寂，却是20年来父亲最舒心的日子。天有不测之风云。一次，为了母牛，父亲看管的公牛同别人的一头牛争风吃醋，打斗了起来，相互狂追不舍，很快就从视野中消失。父亲张皇失措，东奔西跑，不知如何是好。天黑了，还找不到狂牛的踪影。丢了牛，免不了要担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吓坏了的父亲，失魂落魄呆呆坐在地上，长吁短叹，不敢回家。

夜色已深，不见父亲赶牛回来，军宣队长便带着两个青年老师上山去找。一脸惊恐的父亲报告了事情经过，军宣队长说：“不要紧，先回去吃饭睡觉吧，明天再找不迟，牛儿跑不到哪里去的。”第二天一早，邻近生产队的农民，把公牛送了回来，父亲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听罢这段故事，梁先生长嘘了一口气，说，看来世界上还有好人。你看，那年头，像军宣队长和送牛回来的农民，不是很难得吗。

先生还问到我父亲一位同事，也是北师大同学的T老师之近况。我说，她的情况不太好，脑子有点乱了。先生追问原因，我只好道出实话。原来，在“大革文化命”最疯狂的年代，仅凭T老师履历里填写的“抗战期间，同学校全体教职员工一起，集体参加过；名字是学校当局代为填上的，并没有参加任何仪式，也不须履行什么手续”一项，她便被打成“牛鬼蛇神”。一天，T老师被几个心血来潮、背着步枪的学生，拉到学校后面的山坳。带头的一个，煞有介事地向她高喊：“今天，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你实行无产阶级，宣布你的死刑，立即执行。”说罢，朝天放了一排乱枪，T老师应声倒下，那帮学生便扬长而去。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T老师才醒了过来。环顾四周，漆黑一片，仰头张望，但见满天星斗，她以为自己变成了冤鬼。情急之下，不由得在手臂上狠狠咬上一口，痛得她哇哇直叫，知道自己并没有死。她想到回家，无奈两腿发软，站不起来，裤兜里也满是屎尿。半爬半挪，不知过了多少时辰，才返抵家里，大人孩子抱作一团，哭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T老师的脑子就慢慢变得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她一生教书，历史清白，后来“落实政策”，却什么问题也没有。

我还告诉梁先生，无独有偶，在广西大学，我们的系主任Y教授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事情的经过和细节惊人地相似，丝毫不爽，差不多也发生在那段时间。只不过，Y教授后来依然健康开朗，同我们谈起他的故事，风趣幽默，就好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

梁先生听罢，喟然长叹，连说，实在骇人听闻，骇人听闻!这场运动，同文化毫不相干，却把人性最野蛮丑恶的一面，尽情地激发了起来，并推向极致。你也许不知道，1966年，“红色恐怖”横扫北京时发生的一切，比刚才所说的还要暴戾千百倍。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少男少女，竟然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情。梁先生这段话，我永远也忘记不了。

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轻松话题，好像有桂林米粉之类，但因年代久远，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