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制度下的公民伦理

【摘要】在现代纪律社会的制度体制下，纵横交错着“权力――运用”的微观权力线，在一系列的治理制度下，有没有一种相对稳定的、控制微观权力的、可塑造的机制来实现现代权力配置呢？在政治治理的实践中，靠什么来保障国家理性的实现不遭受“自由主义”的反抗？

【关键词】公民伦理；国家理性；权力制度；自由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95-01

随着近代以来国家体制的转变、概念的兴起，传统的治理艺术和手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整个国家治理机器围绕着“国家理性”而组织起来，治理的目标就是服从于，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在实践中实现其自身循环：“行使的目的就是实现。”这样的治理术构成了现代政治中、制度与治理的三角关系，微观的治理技术在实践中使得更强有力，借助于这一系列复杂的治理技术完成对制度社会的塑造。

而这一系列现代/机制的产生，实质要解决的是一个秩序的根本问题，它是为了扩大人们相互利益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使得一个超越个人利益、狭隘的利益共同体的巨大的社会得以产生，而这一秩序规则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使人们意识到其存在或理解其运行机制，只有意识到这种相互性或相互受益为基础的秩序原理，才能使公民转变为一个得到精心管理的组织，并使其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体系而自发遵守这一秩序。

这也就意味着，当面对真实世界的秩序时，我们更应该关注权力制度下的公民伦理，它才是理解并建构真实秩序的关键所在。在关注公民伦理之前，让我们先理解何谓制度，以及它能让公民遵守的合理性从何而来？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文章中这样界定制度概念：“制度是人类创造的约束条件，它们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提供了结构，这就是“制度结构。”接下来，诺斯阐述了制度的功能：“在历史上，人类制度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秩序，以及降低交往的不确定行，这是制度发生的理由。”而诺斯提出制度发生的条件是：“1.人类众多的时候一一这是制度发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2.缺乏信息的时候，这里主要是指“信息不对称”――这是制度发生的第二个条件。”即如诺斯的看法，制度是以低成本实现人类合作的基本方式。

在政治实践中，国家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并能够有效地提炼有效信息，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做出最接近于真理的决定。尽管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信息十分发达的社会，但公民与国家之间任然存在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公民间几乎不可能存在柏拉图所说的尽善的“哲学王”，这使得国家与公民相比，“国家理性”便成为‘最有可能’接近于真理的决定，它成为了人类以最低成本实现对未来理想生活的美妙设计的基本方式。

于是我们发现，公民伦理与“国家理性”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特定的政治共同体，国家/国家理性一刻也离不开公民伦理的支撑，公民伦理成为实施的最重要的载体，个人只有积极地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努力使“国家理性”得以实践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才能使得权力最大化地得以实现，权力配置才能实现其最优绩效，从而使秩序得以建立。

而制度秩序的构建，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利益考量计算的基础上的，而利益的考量‘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奠定公民伦理的基础，那么“国家理性”凭什么不遭受非理性共同体的反抗呢？或者说，秩序的实现凭什么剥夺异类的自主选择权呢？这里涉及到个人面对政治生活时的两种态度，个人伦理关注自己的得失与利益、追求和信仰；而公民伦理却是建立在对他人责任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生活伦理，这种公民伦理是建立在一种唯理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它只有在追求和获取一个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这意味着为了实现集体目的，必须绝对地服从与国家理性对未来自由生活的设计，哪怕这种国家理性的设计会与公民的自我设计相抵牾。

公民伦理要求公民必须以一种比道德体系更加深厚的伦理体系来严格要求自我，而他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目的是一致的，即追求公共的共同利益，并且绝对摈弃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这种民主带有强烈的不宽荣性，甚至造成对其他不同利益和追求的侵害。而这里所讨论的公民伦理，是捍卫政治秩序中人们让渡的自然权利所达成的社会契约；是在的框架下追求的社会正义；是政治生活中的“国家理性”与个人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化在运作中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公民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应将它看作是一种秩序，是一种确立政治权威的政治秩序。它并不是在法律条文上构建“理想国”的宪法，而是通过法律构建政治生活中的，而公民伦理，则是实现这一伟大秩序的关键所在。

尽管某些情况下，“国家理性”并不一定最为接近真理，但将这一“国家理性”进行实践的公民伦理，却是实现真理的唯一基础，当国家理性与个人伦理相抵牾时，公民伦理要求个人放弃部分的权利乃至自由，“自由主义”的反抗带来的是集体目的的不能实现与公共利益的受损，这是公民伦理不能容忍的。

在法律重建国家政教纲纪的今天，制度如何被用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不仅依赖于理论的思考和对人类法律制度的考察、对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解，还在于培养公民在政治生活中高尚的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