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走了,天堂从此多了一位女诗人

2011年12月11日，著名诗人、作家柯岩病逝；19日，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冯恺”诞生于1929年，而“柯岩”诞生于1950年。这些年来，“冯恺”这个先问世的名字不为人所周知，而“柯岩”这个后取的笔名，却由于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部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巨著，长驻广大读者的心间。

当初的冯恺走上专业写作道路后，渐渐体会到写作其实并不是简单之事，在发表了几首小诗后，她决定为自己取一个“倔强一点”的笔名，翻阅辞海后才定下了“柯岩”。在60余年的从文生涯里，柯岩常常“越界”，穿行在儿童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影视评论等不同领域。无论在哪个领域，柯岩都打造了响当当的品牌。在她所走过的路上，每一个脚印无不深深地留在大地。

柯岩总是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就像岩石上的小树一样，根扎大地，终生奋力地攀登，为人民贡献一份氧气，给生活投下一片绿阴。

“冯家冰心”的文学启蒙

再远的旅程总会有个出发的地点，柯岩说：“我从小喜欢文学，崇拜才能，尊重知识，追求精神生活，这些，同我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柯岩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当过晚清的小官吏，在柯岩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崇拜知识的人，更尊崇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她忘不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柯岩的母亲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与柯岩的父亲自由恋爱而结合，是个渴望知识的旧时代的女性。

柯岩所接受的最早的文学启蒙，应该说来自于母亲为她讲述的那些民间故事。粗通文墨的母亲搜刮自己脑海中所有的故事讲给女儿听――《木兰从军》、《白蛇传》、《路遥知马力》、《缺手姑娘》、《孟姜女哭长城》、《铸钟娘娘》等等这些故事，母亲讲了一遍又一遍，柯岩却百听不厌，总是缠着母亲讲。后来，父亲就找来“少年文库”，让母亲读给柯岩听。母亲所讲故事里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让幼小柯岩似乎明白了一些这个世间的爱恨情仇；故事里那些善良动人的人物形象，又似乎成了小柯岩的老相识，牵引她走向美轮美奂的文学宫殿。

进入小学后，柯岩运用文字的能力迅速提高。父亲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年在外，柯岩和姊妹们便会给父亲写信――如果谁的信写得好，父亲就会在信上画上圈寄回来，并说明为什么好，以及什么地方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给孩子们以鼓励与帮助。柯岩记得，父亲经常提起谢冰心，说起她写过《寄小读者》，鼓励女儿们将来要像谢冰心那样有出息。10岁那年，柯岩给离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颇具文学色彩的信。父亲看完信，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家要出冯冰心了！”

1946年，柯岩在武汉希理达中学读高中时开始文学写作的尝试。次年，她在校刊上发表散文《我的同窗》，在省报上发表《夜》和《孤独》。随后，柯岩来到扬子江滨求学。1948年，柯岩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翌年5月，苏州古城迎来了解放，柯岩满腔热情地打着小红旗，站在街头列队欢迎人民进城。之后，学校动员青年学子参军参干，柯岩毅然报名参加了南下工作队。正在集中待发之时，正巧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来上海招人，苏州学联推荐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柯岩。这样，柯岩便来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从解放后的1950年在报刊上发表小诗时起，当时的冯恺就决定改个寓意倔强的笔名。查过《辞海》后，“柯岩”诞生了。

文坛模范夫妻“大难”当中见深情

柯岩嘴里常会蹦出“老贺”这个称呼。“老贺”，乃贺敬之，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诗人、剧作家。贺敬之与柯岩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贺敬之与柯岩堪称是一对志趣相投、患难与共、成绩卓越的模范夫妻。

1944年冬至1945年5月，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等作曲，创作出了新歌剧《白毛女》。1949年底的一天，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时年25岁的贺敬之受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之邀，给剧院一群年轻的创作人员讲写作，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

那次，剧院领导把创作室年轻编剧们的剧本给贺敬之看，请他点评。剧本上都没有署名，贺敬之看到一个写抗美援朝、名为《争取早团圆》的剧本，对这个剧本比较喜欢，认为这个本子比较有诗意，又比较完整，像个戏，不像其他的本子还只是一个片段。这个剧本恰好是柯岩写的，由此，他们两人开始有了交往，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俩惊奇地发现彼此有很多相似的看法和追求，很快成了相熟的朋友。然而，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

1951年初，贺敬之被安排到了河北大名县农村体验生活。由于早年创作的积劳成疾，贺敬之到大名县报到不久，就被该县医院诊断为肺结核，然后被火速送回北京，到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复诊，诊断结果是两侧浸润性开放性肺结核，要求贺敬之绝对卧床治疗、休养。

当时肺结核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很多人对此都避而远之。病重住院的贺敬之却总挂念着柯岩，托人捎信告诉柯岩自己生病住院的事情。一天，柯岩果真到医院看望，贺敬之深感惊喜也深受感动。他问柯岩：“你怎么来看我？这个病传染得很厉害啊，你也不戴个口罩？”柯岩却回答说：“没有必要，我身体可以。”贺敬之本来是个感情内敛的人，又重病在身，可是面对柯岩的热情与洒脱，他的心似乎也异常轻松、豁亮。

贺敬之的这场大病延续了半年多，柯岩只要有空就会借些她认为对贺敬之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东西来看贺敬之。偶尔，天气好的时候柯岩也会陪着贺敬之走出病房，走一走，聊一聊――虽然他们的话题都是围绕文学，离不开创作，但爱情的幼苗却在两人思想的交流、碰撞间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

起初，周围关心他们俩的朋友见他们俩“光谈不恋爱”，都极力劝他们尽快谈好。他们正式恋爱了以后，却并没有马上结婚。贺敬之已经是名作家，柯岩总怕人家说自己与贺敬之结婚好像要沾光似的，当贺敬之说起“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时，她回答说：“等我写出点好东西再说吧。”

事实上，他们这两位诗人的结婚大事是突然间作出的决定，很有些诗人的浪漫色彩。1953年，柯岩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贺敬之到宿舍来看她。那时，他们谈恋爱已经有一两年了，朋友们就一起起哄：“你们还拖什么？结婚吧。”一向腼腆的贺敬之这才向柯岩说：“我们登记吧！”柯岩却说：“还没跟组织报告。”不料，那帮热心人说：“我们去给你报告。”柯岩和贺敬之还在那儿坐着说话呢，去报告的人就回来了，说：“成了，组织上同意了，你们赶快结吧。”就是这样的仓促与兴奋之间，柯岩欣然同意了做贺敬之的新娘。正式结婚那天，仪式非常简单，领了结婚证后，柯岩把自己的东西搬到贺敬之的宿舍、北京南城龙须沟旁一间很小的房子，就算是正式走进了婚姻。结婚后的第7天，柯岩就去了朝鲜。

互不相依却又比翼齐飞的文坛佳偶

相比许多文坛同行，柯岩与贺敬之两个人的婚姻非常美满。柯岩与贺敬之是两个个性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的写作方式及创作道路风格各异。如此迥异的两个诗人在一起交流诗歌自然会有不少的争论，贺敬之曾说起过他们结婚初期的那些“争吵”生活：“两个人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争吵，年轻气盛时更多一些。比如对某些问题看法不同，有时就会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与柯岩结婚时，贺敬之已是很有影响的作家了，那时的柯岩尽管也写了不少东西，但还只是一个青年创作人员。年轻气盛的柯岩总觉得人家承认贺敬之，不承认自己，总是不服气。后来有一次，《人民文学》同时登贺敬之和柯岩的几首诗，把柯岩的登在上面，并且是黑体，而贺敬之的诗则排在了下面。这次，让柯岩觉得非常“扬眉吐气”。然而日子就因为这些“插曲”而变得热闹且温馨，或者说“异性相吸”，正是柯岩率真开朗的个性，给贺敬之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创作的热情。也因此，贺敬之总是说，他的不少作品曾受过柯岩的启发，有的甚至是在柯岩的直接鼓励下发表的。

《雷锋之歌》是贺敬之1963年3月写作的，是贺敬之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这首长诗曾经伴随着雷锋的形象和事迹走进千家万户。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贺敬之创作这首诗正是因为有了柯岩的大力支持。

贺敬之的另一首著名诗作《西去列车的窗口》，也是在柯岩慧眼之下得以面世。当时，贺敬之、柯岩和诗人郭小川一起去新疆，探望被错划成流放新疆的诗人艾青。往事历历如在眼前，诗兴大发的贺敬之写成《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看了后，却认为不是很好，他觉得其时贺敬之刚发表了《雷锋之歌》，再发这样的长诗，未必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柯岩非常喜欢这首诗，坚持寄给了《人民日报》。事实证明柯岩是对的，这首诗发表后产生了很好的效应，成为继《雷锋之歌》后贺敬之献给诗坛和青年的又一份诗歌答卷。

相比贺敬之经典式的传世佳作，柯岩的成就毫不逊色，她的作品激情洋溢，充满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堪称中国文坛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多年来，柯岩共发表了约300首诗。“”前，除了一首长诗《雷锋》，柯岩专门写儿童诗。“”后，她的诗题材大大拓展。柯岩的诗细腻而深沉，善于捕捉人们心中最朴素的感情和最普遍的事物，然后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将语言的珍珠结构成完善的诗篇。

1976年，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心中的哀思和怀念，被柯岩的诗歌《，你在哪里？》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首诗作影响深远。

2006年7月，柯岩与诗人邹荻帆及向明一起荣获第11届广州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这是一个全球华语诗人民间组织的奖项，是全球华语诗歌界的最高奖。柯岩成了获此殊荣的首位女诗人，此前贺敬之曾获此奖。

2011年底，北京这个冬天有些冷。12月11日这天中午，柯岩因病逝世。从此，天堂多了一位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