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羌族民歌研究述评

摘要：笔者从50年代末期羌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入手，对截止2010年的羌族民歌研究现状从音乐形态学、音乐文化学和羌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等四个方面的研究进行归纳与描述，并作出适当评价。

关键词：羌族民歌；音乐形态学；音乐文化学；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羌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它是80年代以后民的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先导和重要积累阶段。随着《羌族民间歌曲选》[1]、《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四川卷》[2]、《中国羌族民歌研究――乐谱资料集》[3]、《羌寨无处不飞歌――茂县羌族民歌选》[4]、《中国羌族二声部民歌研究》[5]等羌族民歌曲谱集的相继问世，音乐工作者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除对羌族民歌进行形态学的研究外，还进而探讨民歌与其所植根的物质生产、社会历史条件、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等，在研究思路、方法、领域等方面都有所拓展，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纵观近50年的羌族民歌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形态学研究”、“音乐文化学研究”、“传承与发展”等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羌族民歌的理论研究现状，还可以从中发现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羌族民歌综合性的研究

有关羌族民歌综合性的研究是涉猎较早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该民歌的全面考察研究上，并给予客观的叙述和介绍，代表性的研究有《羌族民间歌曲的简单介绍》⑴侧重于将羌族民歌分类并定义。文中按照歌唱的场合和歌唱内容的不同将羌族民歌分为山歌、酒歌、喜庆歌、锅庄舞曲和宗教仪式歌曲等五种形式。其中，山歌根据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可分为记叙或倾述人民生活苦情的抒情山歌，以及当时尚无法翻译、或本来就只有一些感叹词和劳动呼号的没有一定歌词内容的劳动山歌；酒歌是主人、客人在饮酒时轮流演唱的歌曲，具有节奏缓慢、旋律优美、风格典雅朴素等艺术特征；锅庄是一种民间歌舞，分为举办丧事时表演的“忧事锅庄”和在节日及平时表演的“喜庆锅庄”；宗教仪式歌曲是指羌族迷信职业者“端公”（巫师）迎神、送鬼时所唱的歌曲。杨羽健《四川羌族民间歌曲述略》⑵将羌族民歌的分类完善并且细化。如新增“劳动歌”（羌族在犁地、收割、搬运、蓐草、积肥、撕玉米壳、打场、砍柴等劳动中所唱用的歌曲），并将每类民歌按南北方言区收录。还结合羌族历史、文化等因素，将搜集的羌语民歌注音、翻译，如山歌在南部方言区叫“拉那”为单声部；在北部方言区则叫“古纳”为二声部民歌等。并对音阶、节奏、节拍、歌曲结构和演唱形式等羌族民歌的音乐特色进行了简单描述。杜亚雄《羌族的民间音乐》[6]在羌族民歌溯源以及羌族族性研究方面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文中提到：“羌族民间音乐一方面和同语族诸民族有较多共同点（如前短后长的节奏型、音阶调式方面的特点等），另一方面和甘肃、青海东部的民间音乐有着密切联系。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和汉族中流行的’花儿’，不仅在调式、曲式、旋法、音调等方面和羌族酒歌、山歌接近，而且采用和徵调式羌族民歌相同或相近似的终止式。今天青海、甘肃东部的河、湟、洮、岷一带曾经是羌族逐水草而居的地方。因此，羌族民间音乐与上述民族民间音乐的共同点是同源的标志，它一方面说明羌族民间音乐继承了古代羌族音乐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说明藏缅语族诸民族的民间音乐和黄土高原文化组诸民族的民间音乐有渊源关系”。以上研究将羌族民歌的整理面貌，较为完整的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并多次修正，力臻准确。

二、羌族民歌音乐形态学的研究

此类研究的重点是从形态学具象研究方面对羌族民歌的音乐形态进行系统的阐释与归纳，以多方位的视角分析羌族民歌的艺术特征及其音乐构思。笔者在作羌族民歌综述前曾对羌族民歌的音乐形态做过系统研究，其成果见拙作《羌族民歌音乐形态研究评述》[7]。该文对樊祖荫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黄涛的《羌族二声部民歌概探》、董阳的《对四川黑水地区尔麦人二声部民歌的几点研究》等多篇涉及羌族民歌音阶、调式、旋律、终止式、节奏节拍，以及羌族多声部民歌织体、和声的文章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述，在总结其所成果的同时提出了存在的不足以求教于方家，其主要观点如下：其一，从研究数量和质量上看，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是目前羌族民歌研究的主体所在；并多采用从民歌的旋律旋法、调式、音乐结构、节奏与节拍和演唱特点的写作方法，再附带其文化背景的描述和历史成因的简析。其二，羌族民歌核心音调、旋法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从音乐形态学角度将其与其他少数民族民歌进行比较研究的例子更为鲜见。由此可知，在“中国民族音乐形态学”已逐步完善并被学界所接受、音乐思维范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的今天，将其理论付诸于羌族民歌研究的践行者并不多。而音乐形态学研究的要旨却恰恰是要具象研究的基础上升华，研究其音乐规律和音乐体系，并与其他少数民族民歌的文化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等方面参照对比，揭示它们异同，从而展现出羌族民歌的原始形态和独特个性。

笔者在参照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羌族民歌本体分析出发，将其音乐形态归纳为：五声性七声音阶运用较多，清角、变宫fa、si等偏音使用频率较高，润饰、丰富旋律色彩或转调是偏音的作用所在；旋法以波浪式、级进式为主，鲜有连续使用的纯四度跳跃是其旋法的一大特点；核心音调为sol、la、re，大二度、纯四度等音程的连接关系特别突出，音感思维偏宽；节奏以短长型、平均型为主，板起腔式较多；终止式稳定性较强，偶有滑音终止等。据此，笔者将羌族民歌与之毗邻的藏族民歌比较，发现在音阶调式、节奏节拍、终止式以及偏音使用的作用等方面两地都有诸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之处[8]。杜亚雄在藏族民间音乐研究时也曾提到：“调性转换时羌族民间音乐常用的手法，最普遍的情况是清角为宫，即向下属宫系统转换，这一点和藏族民间音乐中常出现的手法全完一致”[6]。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形态学研究的深入，也将对音乐文化学的研究提供有力的论据。此外，为了进一步拓展音乐形态学的研究视野，还可将羌族民歌放在我国南北音乐体系以及风格特征中进行比较研究[9]，这不仅可以揭示其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艺术特征，还能对其族群和历史演进提供参考。从地理位置来看羌族民歌属于南音体系，它的五声音阶、偏音使用等特征均符合该体系的特征。但从历史学、人类社会学等研究可知现居川西一带的羌族乃北方所迁的古羌分支，其民歌中的北音遗存便是例证。如北音体系中徵调式的大量使用、纯四纯五度的宽音程连接关系、平行大二度和纯四、纯五度的纵向织体结构以及多声部民歌中的八声音阶的存活等在羌族民歌中屡见不鲜。综上可见，羌族民歌音乐形态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只有坚持不懈的能力，才能将其厚重而复杂的内容展现于世。

三、羌族民歌音乐文化学的研究

该类研究从音乐与所植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多维关系来探索羌族民歌的历史、现状和演变规律。研究方法上，采用了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些多文化多视角的研究方法是揭示羌族民歌如何才能在其植根的土壤中更好的传承、如何展示出它更大的历史意义以及史料价值，使人们更深入透彻地去了解、理解它的重要性。代表性的文章有肖常纬《羌族祭祀歌曲》[10]是较早将民歌与民俗事象相结合的研究之一。文中将收集到的两种祭祀歌曲进行音乐形态学的简单分析后，对其演唱者、流传地区和传承情况进行了阐述，并在借鉴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得出祭祀活动中女性参与的现象与“女神崇拜有关”等原因。而祭祀歌曲在长期流传中游乐性日益增强，“游乐性”冲淡了“祭祀性”“人性”冲淡了“神性”，为其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董方权《羌族传统音乐与民俗》[11]简要介绍羌族与农事活动与有关的主要节日 ――“祭山会”、 “羌年”、 “瓦尔俄足”(转山会)等。而这些民俗活动使羌族传统音乐（“酒歌”、“萨朗”等）赖以生存和发展。庄春辉《多彩的青藏高原藏羌多声部民歌地图》[12]从藏羌多声部民歌衍生的文化背景、文化脉络以及其文化特质和文化魅力等方面，从心理习惯和审美要求的角度论述了藏羌多声部民歌的艺术特色。胡红《川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评述》[13]以人类学的视角评述了羌族民歌的研究现状。董阳《对四川黑水地区尔麦人二声部民歌的几点研究》[14]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羌族民歌进行研究，并将学术视野拓展到羌族历史文化变迁、各羌区民歌独特的艺术特征与其依托的方言之密切关系以及毗邻他民族风俗习惯对羌族民歌影响等方面。

以上文章主要以民俗音乐为对象，以音乐与民俗文化、民俗类型、民俗行为为密切关联的角度，探讨羌族音乐的内容形式，音乐风格。但在探索羌族民歌历史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根据羌族历史进行推测上，没有专门对其历史进行研究的。已有专门于羌族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等对川西羌族做了多年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中大量观点无不给我们从事音乐理论研究者以重要启示。如：“羌族的历史或被解体为华夏与藏族边缘变迁史，羌族本土文化或也被描述为易变的、多元的、模糊的。然而就是这些历史主题的变迁与不确定性以及文化之间的模糊性，说明在中国与西南边疆的汉、藏之间，或汉与非汉之间，原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15]由此可见，羌族的历史与汉、藏族的历史密不可分，而民歌也必然包括其中。在多声部民歌的大量介绍中，尚未提到溯源问题，没有提到这种音乐形式是“自然形态的‘大混唱’经过长期的演唱时间，不断地对“多声部”进行筛选、淘汰所形成的，还是由单旋律发展而来的？”[16]；在探索民族巫教音乐、宗教音乐的内容形式、音乐风格与民族原始信仰文化、宗教文化之复杂关系，以及这些音乐在其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社会功能等方面地研究还相对匮乏。

四、羌族民歌保护与传承的研究

在经济快速发展、西部开发步伐加快的社会大环境中，羌族民歌面临着保存和发展的挑战。如何在全球一体化，文化趋同的现状下对羌族音乐进行可持续性发展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新问题。但直到2006年该领域的研究才陆续出现，主要探讨羌族民歌的传承状况、未来发展趋势和新传承方式的探索等问题。其中路瑜、李珊的《桃坪羌寨羌族传统音乐文化之当代化研究》[17]一文，通过对阿坝藏羌自治州理县的民俗旅游开发点――桃坪羌寨的实地考察，对羌族传统音乐传承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从音乐表现形式、音乐风格、音乐功能三方面的嬗变和羌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空间移位对羌族传统音乐的“当代化”进行解析。文中忧虑地指出在现代生活方式和民俗旅游业的冲击下，羌寨的传统音乐舞蹈逐渐脱离其原有含义，成为旅游者观赏的文化；羌族传统音乐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成分正在悄悄地流逝，羌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呼吁更多的学者来关注羌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原生态民歌热看少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以羌族音乐文化的当代问题为例》[18]是两位作者继前文之后，结合近年来少数民族原生态音乐文化热的兴起，提出对羌族音乐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新观点和主张的文章。文中指出将文化与旅游进行合理结合，是羌族原生态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辩证地指出传统文化的变迁是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某些羌族传统文化的消失应该看作是它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海洋中，文化产业化为羌族原生态音乐拓展了传播空间，经济效益的提升，社会地关注，增强了少数民族自信心，必将迎来羌族原生态音乐的兴旺发展。金艺风的《羌族二声部民歌酒歌的变异及选择性―――以松潘县镇坪乡新民村的羌族酒歌为例》[19]通过对青、老两代酒歌传承人对酒歌演唱中音域、歌词的不同选择（青年选择窄音域，老年选择宽音域等）的描述和分析，以期说明酒歌在不断传承的同时，正在根据人们审美的改变，而逐渐变异。酒歌的传承方式和在传承中不得不回避的选择性以及其所带来的变异，是人们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以上研究论述了外在环境的改变以及人们审美心理的变化给羌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带来的利弊，但涉及羌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问题远不止于此。据笔者采风所感，除了政府干预，经济利益驱使等外因干扰外，搜录者自身素质等内因也不可忽视。据笔者了解当地文化馆的民歌收集整理工作人员音乐理论基础知识的相对薄弱，记谱能力不强（多为中师音乐教育专业毕业，或是音乐的业余爱好者），不能完整、准确记录民歌的原始情况，加之民歌记谱符号不全，致使某些独特演唱方法和特殊音色，无法用文字和符号准确表述。作为原始的一手资料，某些研究者的拿来主义，更使羌族民歌传承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受到置疑。

五、结语

综上所述，羌族民歌的研究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在这期间羌族民歌从音乐本体研究发展到相关的文化背景研究，反映了羌族民歌研究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和民族音乐学理论对羌族音乐研究实践的初步影响。第二个阶段为21世纪初期，特别是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这一阶段由于抢救震后羌族文化迫在眉睫，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四川音乐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专业院校的相继加盟，使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其成果除研究领域和涉猎内容进一步拓宽外，在民俗学、社会学和音乐形态学等诸多方面所形成的见识,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这一歌种有着重要意义。但结合当下民族音乐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深入展开,羌族民歌的研究目前仍存在粗疏之处，亟待解决：羌族民歌的发掘和收集工作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从50年代至今基本停留在人自为战、校自为战、所自为战的状态，没有一个全面的发掘计划；羌族民歌音乐形态学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更多的还是零星、片断式的个案研究，缺乏应有的广度（将羌族民歌放在中国少数民族民歌的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和深度（对羌族民歌进行旋律形态、调试体系、腔式形态的系统研究）；音乐文化学方面的研究，多停留在罗列民俗事项这一层面，而基于这以上的深层理论分析尚未见高论；羌族民歌的保护与传承研究应参照其他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从传承人等源头抓起。

最后，羌族语言与羌族民歌的关系、羌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羌族民歌的审美风格、羌族新民歌及红色歌曲等新的研究领域，以及羌族民歌新的学术再生点和研究途径期待着更多热衷于羌族民歌的音乐工作者的投入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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