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合同无效制度”与“合同解除制度”的实务探讨

“宣告合同无效制度”与“合同解除制度”的实务探讨

摘要：我国《合同法》在借鉴他国法律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基础上统一了合同解除制度，使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与《公约》中的相关概念“宣告合同无效”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对此作一比较，指出我国该项制度的优缺点，为《合同法》的完善提出提议。

关键词：合同解除

宣告合同无效

根本违反合同

合同目的

我国新的《合同法》在借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有关制度的基础上统一了原来争议较大的合同解除制度。《公约》与此相似的概念是“宣告合同无效”，但两者表述及具体内容皆有所不同。本文拟对两者作一比较，比期完善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也便于我国公民参与国际民事交往，更(文秘站:)好的维护其自身权益。

一、透析《公约》“宣告合同无效”制度与我国《合同法》“合同的解除”制度

“宣告合同无效”制度在《公约》中未有明确的宣言，但根据《公约》第49条、第51条、第64条、第72条等相关条款的规定可看出，“宣告合同无效”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相对方根本违约或预期违约等造成根本违反合同情形下通知对方宣告合同无效，从而不再受合同调定义务约束的法律行为。“宣告合同无效”的主要特征有：宣告是当事人的自主行为：“宣告合同无效”以对方当事人不为一定合同义务为前提，并达到根本违反合同的程度；要以一方当事人明示的作出为要件；“宣告合同无效”与损害赔偿之间没有冲突。

我国《合同法》也未明确“合同的解除”这一概念，但是第69、94条列举了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几种情形，第93条对协议解除和约定解除作了规定。综观有关的法律条文，我国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事人一方在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进行单方意思表示解除或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着将来消灭的一种法律行为。我国《合同法》在继承原有法律规定的同时，也很好地借鉴了《公约》的有关规定，但两者在合同解除权产生的基础、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及合同解除权的效力等方面仍有异同，下面对之试作分析。

二、合同解除产生的基础分析

《公约》未将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形作为“宣告合同无效”的一部分，我国《合同法》第93条规定的约定解除则为解除合同的一种方式。虽然约定解除使当事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互相交换意见，共同配合，采取措施，把损失最低，以这种方法解除问题及时且切合实际。［1］但《合同法》将协议解除作为合同解除的一种情形有失偏颇。协议解除的本质是一个新的合同取代旧有的合同，合同由双方当事人自愿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与解除合同这种单方法律行为的本质是不符的。

《公约》与我国的《合同法》都不约而同的规定了法定解除的情形，我国《合同法》在借鉴《公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1、“根本违反合同”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

《公约》第49条第1项、第64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等于根本违反合同时，相对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显然，《公约》将违约作为法定解除权发生的原因，以违约后果达到根本违反合同为衡量标准。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4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况下，相对人可解除合同。我国《合同法》使用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术语而不同于《公约》的“根本违反合同”。《公约》采用“根本违反合同”这一术语是吸收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经验的结果。英国法将合同条款区分为条件与担保，违反条件条款就构成根本违约，受害人可解除合同。美国法未区分条件与担保条款，但接受了违反条款构成重大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理论。德国法中没有根本违约概念，但规定了违约的后果决定债权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如果违约后“合同的改造对于双方无利益”则守约方可解除合同。两大法系都规定了以违约后果来确定是否根本违约，是是否根本违约来确定守约方的解除权。《公约》也是以客观造成的后果来确定根本违约的，这与两大法系规定相似，但《公约》同时还规定了主观标准。根据　《公约》第25条可知，《公约》规定了根本违约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违约的后果使受害人蒙受损失达到了实际上剥夺了受害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违约方预知。[2]我国《合同法》使用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解除行使的违约标准，强调了违约的后果严重性，这与根本违约的客观结果是基本相似的，但没有确定违约的主观标准，即未使用预见性理论。《合同法》这样规定防止了确定根本违约主观标准以及举证方面存在的困难，便于实际操作。依《公约》规定，当事人要证明其未构成根本违约，除了要证明自己对后果不能预见之外还要证明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也不能预见，这使当事人举证任务加重。我国对此未作要求与我国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即减少“标准”的模糊性及其非确定性，通过明确的规定来确定有关情况，使根本违约的确定相对简单，减少认定主观标准的复杂性。其实我国规定的客观标准与《公约》规定也有所差异。我国只是简章的规定了“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未像《公约》那样规定“实际上剥夺一方依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可见，我国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比《公约》更为宽松。

我国《合同法》还规定了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下的解除权，《公约》对此未作明确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将不可抗力作为法定解除的条件，同时对法定解除权进行了限制，并不是所有的意外事故或客观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合同的解除；这不同于德国此种情况下自动消灭的原则以及英美法系中的通过法官裁决方式行使，更有利于当事人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自主行使，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

对于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我国《合同法》与《公约》作了较相似的规定。《公约》第49条第1款、第64条第1款规定了买卖方不履行合同义务在相对人规定的额外时间内仍不履行义务或声明不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义务的，相对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4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义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解除合同。两者对义务人不履行主要义务都规定了一个宽限期，在此宽限期内义务履行义务的，相对人不可解除合同，只有在宽限期届满后义务人仍不履行义务的相对人才可解除合同，对于迟延履行造成根本违约的则无须给予宽限期可直接解除合同。但《公约》与《合同法》都未明确宽限期，且《公约》规定的宽限期仅限于卖方不交货买方不付款或不受领货物的情况，没有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宽限期适用范围广泛——我国“主要债务”的范围不仅限于交货付款，还适用于其他违约情形。如：保管义务、保密义务等。这种宽限期适用范围的广泛性容易造成权利人利用宽限滥用解除权。笔者建议：我国《合同法》对此应作一定的调整，以限制合同解除权滥用的可能，更好

地维护合同的稳定。

3、“预期违约”的情形

《公约》第72条规定：履行合同日期前，当事人声明其不履行义务或明显被对方看出将根本违反合同，相对人可解除合同，同时规定，对于当事人依据对方的行为判断其将根本违反合同的，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向对方宣告合同无效前要发出合理的通知使对方对履行义务提供充分的担保，对方不提供担保的，当事人可宣告合同无效。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2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的，相对人可以解除合同。”相比较而言《公约》对于预期违约下的合同解除情况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合同法》规定就不够精确，不便于实际操作，且对于“主要义务”也未能明确，造成实际操作的模糊性。

我国在第94条最后一项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即“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下的解除合同。对于不适当履行的情况，如：异种物交付、瑕疵的交付、部分的交付，当事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适用于其他的法律规定，如《产品质量法》规定了瑕疵交付情况下在修理、替换不能解决时可解除合同。《公约》未将这些可能存在的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显得更为灵活。

三、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1、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法

关于解除权行使的方法，《公约》既没有采取法国式即法院裁判解除合同的方法，也没有采取日本式即当事人依法自然解除合同的方法。《公约》规定“宣告合同无效”　的方法是：守约方将“宣告合同无效”的意思表示通知对方。我国《合同法》基本借鉴了《公约》的规定，其第96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两者都规定了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方法：进行意思表示，并且通知对方。由于我国《合同法》不仅适用于货物买卖，所以，其第96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对于这些合同，行使合同解除不仅限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应履行其他相关手续。

2、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形式和程序

《公约》与我国《合同法》都没有采用法定解除条件或约定解除条件下的自动解除原则，而是采用了通知的方式行使解除权，无须对方作出答复或同意。《公约》第26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通知对方。”《公约》和《合同法》对于“通知”是否要采用特定的形式都没有作出要求，解除权人既可以口头通知对方当事人，也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关于通知生效的时间问题，《公约》与我国《合同法》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公约》规定，只要发出了通知就可以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对此《公约》第27条规定：发出的通知在传递上有耽搁和错误或未能到达，当事人不丧失依靠此通知的权利，即合同的解除仍是有效的。《公约》的这种宽泛的形式要求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不便，因为有关“通知”的举证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3]我国《合同法》则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即只有对方当事人收到解除通知，解除合同才有效，不同于《》公约的发出通知即可的规定。而且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2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对于法律法规有特殊要求的合同，则不能只根据一方当事人的通知就解除合同。[4]对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协议解除是依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执行，约定解除依照当事人事先约定的方式进行。《公约》与我国的《合同法》都规定通知要在合理期限内发出。但《公约》对合理期限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由当事人自己根据交易习惯或国际惯例决定。我国《合同法》对此就不同的情形分别作了规定。《合同法》第94条第1款第1项不可抗力情形下，解除权人应当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的法定期限内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第94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对方当事人拒绝的情形下，解除权人应当在确定对方拒绝履行后的法定期限内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第3项规定的对方迟延履行的情形下，解除权人也应当在对方合同义务履行期限届满后经催告的法定期限内，发出解除通知；第4项规定的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解除权人也应当在对方违约行为发生后的法定期限内，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对于第68条第1款规定的对方履行不能的情形下，解除权人应当在获得对方履行不能的证据后的法定期限内，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5]

3、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限制

一方享有解除权而长期不行使时，会影响当事人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因为在权利人享有解除权的期间内，合同还继续有效，当事人不履行合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而解除权人又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随时处于可能消灭的不稳定状态，这种状态不及早结束，不利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稳定。所以，应当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一定的限制。《公约》仅规定了权利人要在一定的合理期限内解除合同，但对于权利人在此期限内未行使解除权而导致的后果，《公约》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对此则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合同法》第95条规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失。解除权行使的期限在性质上是除斥期间，根据除斥期间的理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的，权利丧失。同时，《公约》第49条、第64条还规定，在当事人一方履行了义务的情形下，相对人就丧失了合同解除权。《公约》第82条又规定，买方如不能按实际收到的货物原状返还的，即丧失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但下列情况除外：不能归还不是买方行为或不行为造成；货物毁灭或变坏是由于买方检验所致；货物在买方发现或理应发现与合同不符以前已在正常营业中售出或在正常使用中消费或改变。我国《合同法》规定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有利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防止权利人滥用权利，也避免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未就其他情况下的合同解除权的丧失作出规定。

四、合同解除权的效力

1、关于溯及力的问题

权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公约》和我国的《合同法》对此都有较详细的规定。《公约》第81条第2款规定了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要求另一方归还他按照合同供应的货物或支付的价款，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的解除对于将来是当然的产生效力，是否有溯及力，则由当事人自己意志决定。全部规定具有溯及力，对于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守约方和第三人利益是不利的，此种情况下可以不必必须恢复原状以避免损失的扩大。《公约》的规定与我国的规定基本相似，只是将恢复原状的范围仅限于价款与货物的返还。由于我国《合同法》不仅适用于货物买卖，还适用于其他的合同，对于有些合同解除后无法恢复原状的则不具有溯及力，如租赁合同，一方当事人已经使用了租赁物就无法再进行返还。而《公约》仅涉及货物买卖，所以一般情况下具有溯及既往的 权力。

2、关于损害赔偿问题

《公约》与《合同法》都规定合同解除后不影响损害赔偿的要求，这有利于维护非违约方的合法利益。《公约》第81条第1款规定：“宣告合同无效解除了双方在合同中的义务，但应负责的任何损害赔偿仍应负责。”即对于权利人 行使解除合同之前一方当事人违约的，其仍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公约》第74条、75条、76条详细规定了“宣告合同无效”下损害赔偿的具体操作与适用问题。我国《合同法》也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并存，但《合同法》仅在第97条对损害赔偿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具体的操作与适用则适用于《合同法》违约责任这一章，该章对此作了整体性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主要发生在合同解除效力不溯及既往的情况下，合同解除没有产生恢复原状的效力，非违约方履行了主要义务而没有得到返还，违约方对非违约方的利益损失要进行赔偿。[6]但笔者认为即使在解除权有溯及力的情况下，权利人行使了解除权也有可能没有完全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虽然恢复了原状，但受害人的权益仍然有可能受到损害，仍然需要另一方当事人进行损害赔偿。所以，合同解除权与损害赔偿共存应不以解除权是否有溯及力为前提。

此外《公约》还对分批交货情况下何时对于该批货物宣告合同无效，何时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作了规定，我国《合同法》未能明确进行阐述。

通过以上对《公约》“宣告合同无效”与《合同法》“合同的解除”的比较分析，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分析了两者规定的优缺点，为我国《合同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参考文献：

[1]何炼红：《试论合同解除的方法及溯及力》[j],《湖南省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第39页。

[2]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第451页。

[3]李金泽，刘楠：《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的“宣告合同无效”制度――兼评我国合同立法的有关规定》[j]，《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第91页。

[4]彭庆伟：《浅论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j]，《法学评论》20__年第6期，第126页。

[5]彭庆伟：《浅论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j]，《法学评论》20__年第6期，第127页。

[6]周宜雄：《论合同解除的适用》[j]，《律师世界》1999年第12期，第33页。（编辑：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