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

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合影一共三张。一张是1922年5月23日在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另两张是1923年4月中旬为欢送爱罗先珂回国所拍摄。

爱罗先珂（1889～1952），诗人，童话作家，出身于乌克兰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因患麻疹而失明，曾在莫斯科盲童学校学习，凭借自己的勤奋和音乐天赋，靠弹唱有些积蓄，在国际世界语协会的帮助下，转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25岁离开俄罗斯，先后在暹罗（今泰国）、缅甸、印度、日本等地漂泊。

1919年，爱罗先珂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革命党”和“德国间谍”，先被拘禁，后被驱逐。他辗转到了日本，在大学旁听时结识了当时日本社会主义组织“晓明社”，后又参加了1920年成立的、由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利彦等和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发起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1年爱罗先珂因参加了“五一”游行，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当时爱罗先珂想回国去盲校当音乐教师，但从海参崴到赤塔时，由于身份没有查清，被拒绝入境。爱罗先珂不得已，只好转往哈尔滨。他在哈尔滨逗留了一个多月，于同年10月1日离开哈尔滨前往上海。一位日本世界语学者致信上海世界语学会负责人胡愈之，向他介绍爱罗先珂的遭遇，希望对这位盲人世界语者予以关照。上海世界语学会热情地接待了爱罗先珂。

爱罗先珂曲折的经历和在日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同情和关注。在爱罗先珂到中国之前，鲁迅就读到了他的一些著作，而且准备将这些著作译成中文。为了解决爱罗先珂的生活问题，曾在鲁迅任教的中学学习过的胡愈之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请他们帮忙，鲁迅便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推荐。于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2月应邀来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和俄国文学，月薪200美元。爱罗先珂是盲人，生活不能自理，蔡元培便把他托付给鲁迅、周作人照料，爱罗先珂被安排在八道湾周宅。此后，爱罗先珂就在北大马神庙二院每周日上午讲授世界语，并由周作人代取薪金。周作人几乎成了爱罗先珂的专职秘书、向导、翻译，职任代领薪水、换钱、书信、记录讲演稿、电报、陪同并翻译演讲、陪同出游、饮宴应酬等。爱罗先珂的到来，给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增添了新的活力，他的课很受欢迎。一时间，北京大学选修世界语的学生猛增到500余人，同时还开办了业余世界语班。一些学员如王鲁彦、陈树声、冯省三等后来都成了世界语运动的骨干。

胡适曾应蔡元培的嘱托，为爱罗先珂在北大的讲演担任翻译。爱罗先珂在女高师演讲《知识阶级的使命》，胡适也前往听讲，并在日记中记录了演讲的内容：“他说俄国知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去做平民教育，并不在于提倡革命与暗杀。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 胡适对这个演讲的评价是：“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

周作人记录了爱罗先珂在北京多所学校的讲演，有《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与其使命》等。周作人描写爱罗先珂在北京演讲的轰动情况时说：“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而爱罗先珂又是一个“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的人物。

鲁迅很欣赏爱罗先珂的作品，此前刚编完爱罗先珂的《童话集》。他也抽出时间陪同爱罗先珂演讲和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爱罗先珂一到北京，3月26日，就应邀到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讲演，事前警厅以其有“危险言论”强行干涉，后经学校外国教员调停、学生强烈要求，演讲才如期进行，鲁迅特意前往陪同。4月2日，两人又出席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的游艺会，爱罗先珂演唱了俄国歌曲，由鲁迅口译和介绍这歌曲是歌颂哥萨克农民起义领袖拉辛的故事。4月4日，他们又同去观听白俄歌剧团的演出，归来后鲁迅作《为“俄国歌剧团”》，叹息中国却“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他甚至说“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这恐怕也是爱罗先珂的感想和意见。周作人回忆说：“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喜赶热闹，无论有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爱罗先珂》）有时两人谈得热烈忘情，鲁迅忽视了旁人，例如，世界语者吴克刚就在《忆鲁迅并及爱罗先珂》一文中抱怨鲁迅“冷漠”。

鲁迅1923年1月17日在《晨副》上发表了《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为爱罗先珂受欺辱而动怒。事情的原委是：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欣赏学生们演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戏剧。爱罗先珂随后写了一篇《观北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批评演出受旧戏的影响，“模仿优伶”，不能男女同台演戏，不能真正表现人物思想感情。演出者之一、也是北大实验剧社骨干的魏建功看了文章后表示不满，写了《不敢“盲”从》一文，将“观”、“看”、“盲”等用了引号，意在讽喻爱罗先珂一个盲人，没有资格作这样的批评。鲁迅的文章里充满了愤怒，甚至用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样的语句。

爱罗先珂住进八道湾之后，八道湾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世界语爱好者、无政府主义人士、外国人等，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湾的客房，如日本人近藤、清水等。

尽管爱罗先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周到的接待，然而他依然感到“寂寞”，不断地叹气和诉苦：“唉，唉！”“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爱罗先珂在北京住了4个月后，于7月3日启程赴芬兰参加第14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年会，周作人等前往车站送行。因为预计9月就要回来，所以他的琵琶长靴以及被褥都留在中国，没有带走。但过了10月份，爱罗先珂还没有回来。这让居停主人周氏兄弟非常挂念。周作人写道：“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送光明者》（The Light-bringer），却是用点字印出的：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但等得寄到的时候，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

历尽艰辛，爱罗先珂于11月4日返回北京。但他不想在这“沙漠”一样的国度里住下去了。

爱罗先珂回国后，音信全无。一度传闻他已不在人世。周作人1931年2月给翻译过爱罗先珂作品的汪馥泉的信中说：“爱罗君死耗似系谣传，去秋日本友人福冈君来北平，说爱罗君现在俄国，专为游览的日本人作向导（想必在莫斯科），虽系间接的消息，大抵可靠。福冈君系爱罗君在日本最要好的友人，但亦云未曾得来信，此盖亦系爱罗君之一种脾气如此也。”1934年12月10日，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也提到，“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又没有回信来。”

爱罗先珂于1952年在故乡去世。苏联出版了他的全集。从1921年7月起，鲁迅先后翻译了爱罗先珂三部童话集《天明前之歌》《最后的叹息》和《为人类》中的许多作品，成为中国最早和最主要的爱罗先珂著作的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