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邑 契约 等级

摘 要： 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错综复杂，但其中的制度和关系不可忽视。西欧的封建土地制度实际上是私有制，查理・马特采邑改革使封土基本固定，并逐渐发展为封土世袭，步入成熟的封建主义状态。与采邑制紧密联系之下，在契约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关系渐渐成为维系西欧各国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柱；从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基督教宗教思想的庇护下也建立起来。但是，这些制度并未能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除英国外，西欧其他国家多是处于权力松散的状态。

关键词： 采邑制 契约关系 封君封臣制 等级制度

西欧封建制度大体上为9―15世纪时候的情况。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截止于18世纪”，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各地都充满了封建特权”。［１］此问题在本文中并非讨论重点，就不多加论述了。

从4世纪后半期开始，日耳曼人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同时，这也是对罗马帝国的征服过程。日耳曼人在帝国境内建立起许多不同与罗马奴隶制的“蛮族”国家，但是，他们并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从军事民主制阶段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

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罗马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日耳曼因素起到了推动加速的作用，基督教这个宗教因素则把罗马和日耳曼两者连接起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这是18世纪西方学者的普遍观点。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孟德斯鸠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2］

一、采邑制与加强中央集权

封建化过程必定与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

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对西欧封建农村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德意志更是长期保存了马尔克制度，成为其封建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息。随着征服高卢并不断地扩展，除去分给马尔克公社外，国王拥有了相当多的土地。为了进一步地征服，使士兵们向自己尽忠，国王便把土地作为奖赏分给他的廷臣、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这些新兴的贵族地主和一部分罗马地主彼此融合，构成封建主阶级的基本部分。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一批新出现在社会上的自由农民难以为继，不但要为天灾而担惊受怕，而且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军役负担。为了摆脱困难的处境，自由小农不得不“委身”于大封建主门下，以寻求庇护。委身来源于罗马的庇护制，请求保护的行为称为委身。此时委身制主要有两种形式：没有土地的农民把人身委托给封建主，终身为封建主服务，由封建主提供衣食；拥有土地的农民则“自愿”把土地献给封建主，再以出租的形式为其耕种，成为封建主的佃户，按时纳租服役。这样，封建主的实力得到不断壮大，相应的，王权的威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国王实力削弱，614年，纽斯特里亚王克罗塔尔二世不得不颁布勒令，承认大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和所属土地上的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封建贵族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不受中央节制，国王大权旁落。

封建土地所有制因素、委身制不断发展，为了加强王权，为王权建立强大的军事支柱，8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采邑制。他以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贵族和教会。接受君主的采邑者，即为国王的附庸，对国王宣誓效忠，以换取国王的保护。战争的扩大使军事义务成为获得采邑的主要条件，把兵役建立在地产之上。这样，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封君封臣关系。封君封臣关系是以采邑为基础结成的主从契约关系，双方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下文将作详细的阐述。查理・马特采邑改革的结果加强了中小封建主阶层，奠定了西欧骑士制度的基础，为组建新型骑兵创造了条件。［3］

这时的采邑制，较之亲兵制度，“采邑”固定成为封土（同时伴有所属土地上的权利）得以普遍化，而不再是用宴请、赏赐实物来获取效忠。当然，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避免政治分裂，国王对土地的分封极为谨慎：限制贵族领地规模，封臣对领地的拥有也只限终身，不能世袭。至查理曼帝国时期，采邑成为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柱。然而，加洛林王朝陷入内战不已、外侵不断的困境，国王的权威下降，贵族封建主的实力膨胀，采邑逐渐变成世袭的封土，并拥有诸多特权。以877年秃头查理颁凯尔西勒令为基准，采邑世袭由习惯变为合法化。9世纪时，用封土一词代替采邑；而现在所说的封土一般则指转化为世袭领地的采邑。

可以说，采邑制是加强王权、军事需要的一种手段，当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紧密国王与贵族封建主的作用，并成为对外扩张的军事力量的保证。但是，这其中潜伏着严重的离心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私有化政策。首先，国王也可看作是一个大封建宗主，对其封臣的要求主要为军事性质，而与其人民并没有直接的政治经济接触。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国王的附庸最终比国王本身拥有更多的土地，“国王”只能成为没有实质意义的名词。再者，在西欧一直没能建立起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权力分散，行政机构不完整，国王只能用依靠采邑来“讨好”贵族封建主，竭力与其紧密连接在一起，以维持国家政治、军事上的统治。在一定时期内，国王和贵族封建主的势力取得一定的平衡，相方均无足够的能力去或取代对方：国王毕竟拥有地方势力无可比拟的神圣，在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上更有先天优势；贵族封建主参与政治与国家管理，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力量。当然，随着人身依附关系、采邑世袭的不断发展，国王权力逐步下移为私人权力，必然导致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从这一层面说，中央集权这一目的并未真正实现。另外，贵族封建主对于国王并不是绝对的拥护，国王也只是上帝的附庸，当自我利益受损时，贵族封建主不惜以武力反抗国王来维护自己领地的独立，可见其国家概念不强，中央权力的集中更是有限：查理曼帝国后期内战纷乱，三子为瓜分领土斗争不断，最终以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告终――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关系

日耳曼人的亲兵制在征服罗马后更有发展。墨洛温王朝时期王权很弱，国王和封建主都拥有自己的亲兵，这些人中有封建主原有的家奴，更多的是委身于封建主的自由小农，逐渐形成了自由人的委身制度，这是一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封君封臣关系也是起源于保护与被保护，但是与一般农民的委身依附不同，不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既有罗马帝国后期护院的影子，又有日耳曼亲兵制的精粹。在6―7世纪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官吏、主教、修道院院长们委身于国王，以宣誓效忠来寻求保护，建立起封君和封臣的关系。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并不等于国君与臣民的关系，只是封建主个人之间的关系，封君保证封臣衣食或是分封土地，都只是私人行为，属于私法范畴。8世纪加洛林时期，开始发展为以这种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来维持国家的统治；9世纪时，随着采邑世袭合法化，官职也采邑化，封臣制大大兴盛；到了10世纪，以这种手段加强国家统治标志着封君封臣作为一种制度的形成。

封君封臣制度是层层封受的，在上的是封君，在下的是封臣，也就是领主和附庸的关系。最高王权国王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国王把土地封赐给公爵或伯爵，成为其领主；公爵、伯爵作为大封建主，将其中一部分土地分封给男爵或子爵，成为这层关系中的领主；男爵或子爵又可划出一部分土地分给骑士阶层，骑士阶层则成为其附庸。可见，封君封臣关系是与采邑相互紧密结合的：人身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形成了个人依附关系。

如上文所述，封君封臣关系是以采邑为基础结成的主从契约关系，双方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关系一旦结成，就不能轻易背离。另外，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封君封臣之间缔结契约就有了一套独特且正规的仪式，包括附庸向领主行臣服礼和宣誓效忠。

附庸对领主的义务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从消极方面说，主要有无害、安全、尊敬、正直、有用、轻松、可行，即要求封臣不做危害封君之事，不伤害封君的身体、名誉、财产等各方面。最主要的是积极方面的义务，其中以军役为核心。“封臣（Vassal）”一词尽管在9世纪变成了最为正式的专指封臣的词汇，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奴仆”、“年轻侍从”的本义，而具有了“武装”、“军事”的意义，从9世纪中期开始“米勒（Miles）”一词经常被用来称呼封臣，可以想见其军事意味之浓厚。封臣阶级从家内走向战场，为国王贵族服军役成为他们的主要义务。［4］封臣对封君的义务还有金钱上的资助，涉及的内容广泛，有封君情况紧急时给予金钱支持（也就是赎金），封君儿女授骑士礼、出嫁的排场费用，以及封君出行时的费用，等等。另外，劝告也是封臣的义务之一，要向封君提出意见，以便其能正确处理各种事务，这是由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

而封君对封臣，主要有保护和维持的责任。封君要在封臣受到不正当的攻击或敌人进攻时出面救助，尊重封臣的家庭及个人利益――这是保护。维持则指封君有义务维持封臣的生活供应，要么封君直接为其提供食宿，要么赐予封臣土地让其装备自己，渐渐地后者成为主流，即是封土制的渊源之一。

原则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双向的契约，但实际上，这种渲染出的自愿和平等并不是一定的。明显的，对于义务的具体规定，封臣的比封君的要具体得多。

实际上，这种层层封受的君臣关系是很复杂的。各个大中小领主的领地仅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土地及其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没有权力干涉封臣权力的运行实施，更加没有权力干涉封臣的封臣的权力，封臣只对其直接的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后来，甚至普遍出现了一个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封君的现象，使义务的施行在现实中更为复杂。当然，在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各级领主都必须效忠英王，双方有直接的君臣关系，王权得以集中，但在西欧普遍却不是如此。

土地和权力层层下放和分割，且封臣与越级的领主并没有直接联系，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社会的涣散。甚至发生战争时，国王也只能通过召集伯爵、公爵，让他们再自行召集自己的附庸，这样层层下去组织起军队，而国王并无权力召集大封建主的附庸和军队。

事实上，贵族与国王之间是以采邑为基础结成主从契约关系，如上文所述，封君封臣与采邑制紧密结合。可以说，如果没有封土，则封君和封臣之间什么都不是，也不存在什么封君、封臣了。所谓的“效忠”不过是表面的华衣，真正潜伏的是两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物质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如此，王权在悄然丧失，地方贵族势力上升。封君封臣带来的是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权力的强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兴起于混乱无序的时代，相对于完全的混乱不堪而言，作为一种发挥政府职能的封君封臣制是一种进步，是无序中的有序”。［5］

三、宗教思想庇护下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法律上，封君封臣的关系是平等的，互有权利和义务，等级应该无从谈起。于是，为了维持这种依附关系和等级观念，基督教思想成为了西欧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秩序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上帝是作为最终的统属，各等级间层层统辖，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安排，就是犯罪。

僧侣集团被视为第一等级，他们充当了“导师”帮助日耳曼人在西欧重新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从而介入世俗事务。僧侣集团组织严密，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教皇之下依次有大主教、主教、神甫、修士、修女等教职。僧侣集团在宗教文化教育、司法、经济上都是最强有力的权威者。他们传达的是上帝的意思。

以国王为首的骑士贵族集团是第二等级。内部等级层层分明，肇始于8世纪30年代，以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实行采邑制为标志，建立在封君和封臣这种领主和附庸关系上面，在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上形成“国王―各级贵族―一般骑士―平民”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第一等级僧侣集团无法完全取代世俗政权，便与世俗政权相互勾结利用，国王成为上帝附庸的同时，也是世俗封建主的最高首领（但其权力仅限于直辖领地）。在封君封臣制的发展之下，中小封建主日益增多，后来发展成为骑士阶层，骑士制度逐渐成为西欧封建等级制度中的核心内容。

平民即农工商业者是第三等级。虽然从职业的社会地位来说，中世纪的农民胜于工商业者，但是，实际上在政治经济最底层的始终是农奴阶层，他们为领主提供人身劳动力和产品以换取庇护，还要承受沉重的剥削。世袭的封土成为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当时大封建庄园是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甚至是国王都不能干涉庄园的内部事务，领地上的农奴实际上也成为了领主的私人财产。

明显的，等级的划分源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本无贵贱之别，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特权，借上帝之名把职业贵贱区别开来，即划分出了等级的高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制是封建主集团维护起政治经济特权的结果。［6］

但同时，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在其宗教思想的控制之下，西欧各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不强。各封建主间私斗频仍，国家权力分散，等级内部之间的“效忠”显得十分虚无。而这种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和压迫也必然引起人民的仇视和反抗。

参考文献：

［１］马克.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1997，（1）.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363.

［3］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6-27.

［4］［5］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1，52.

［6］朱伟奇.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成因.北方论丛，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