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睁大眼睛,端详死亡

WHO IS IT 记者，时政作家，《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一书作者。

这是一栋位于北京北五环外的公寓楼，房间光线阴暗，到处都拉着布幔。屋子的主人凌志军先生畏光，坐在一个逆光的位置，我坐在迎着光的位置，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椅子的间隔。他在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

小区和繁华的市区有些距离，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倒是很近。小区西侧有一个湖泊，居民不用外出就能享受质量颇高的散步。2007年，精力充沛、不断出书的凌志军患上绝症之后，用了5年时间，帮助自己战胜了死神，在这个过程中，凌志军时常去湖边休息、冥想。

2012年，这个畅销书作家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我想到那些和我同样命运的癌症患者，还有他们被焦虑和绝望情绪包围着的家人。我想要把我的体验告诉他们，把我的经验教训与他们分享。”凌志军解释自己的初衷。

他思路清晰，言谈流利，但当《人物》记者问他“马上就要死了，是什么感觉”时，他却卡了壳。

“没法子形容。”他想了想，说，“只有死亡没有办法描述，因为你是一个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

一

在生病之前，凌志军常住上海，为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工作。这个现年59岁的记者，在过去10多年间连续出版过9部时政类著作，曾被称为中国记者的“标杆”。生病前，他正在为一本新书《中国的新革命》而奋斗，他和《人物》记者回忆往事，“连续工作了12个月，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

写完这本书的第二天，2007年2月9日凌晨，凌志军从睡眠中醒来，天花板在旋转，四围的墙壁也在旋转，他感到头痛、恶心，墙上的画框显示出双重影像。

在此之前那段时间里，凌志军常常失眠，经常在夜里惊醒。几个月之内，他总莫名其妙地发低烧，发烧的时间永远在周末，有时候强迫自己休息一天，又开始工作。他知道自己“也许是生病了”，写完书之后，他摇摇晃晃地登机飞回北京，去医院看病。

2月12日，凌志军站在北京医院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办公室里，看着自己的颅脑和胸部胶片悬挂在一个巨大的灯箱上，荧光灯的光线从胶片背面投过来，苍白、刺眼。医生对他宣布：“颅脑、肺叶和肝脏上都发现了恶性肿瘤，已经不能手术了，只能全身化疗。”

凌志军走出房间，站在走廊上。他注意到四围的墙壁像是刚刚粉刷过的，一片惨淡的光朝他挤压过来。回去的路上，夫妻俩手拉着手。凌志军的眼睛无法睁开，但能感受到妻子正用悲恸欲绝的眼光看着自己。这一刻，他感觉到了什么是“绝望”。

他们驱车来到一家饭馆，点了一份清蒸鲈鱼、一碟蚕豆、一样青菜。凌志军还要了一大盆疙瘩汤，夫妇开始吃饭。

说不清是为了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妻子，也许是想证明医生是在危言耸听，凌志军朝桌上的疙瘩汤发动了迅猛的攻击，吃得如饥似渴、津津有味，还从塞满食物的嘴里挤出一句话来：“肝癌？真是肝癌，我还能这么吃吗？”他一口气喝完6碗疙瘩汤，又风卷残云般地横扫了桌上的所有菜肴，感到自己视生死如草芥。

这种“豪情”直到放下筷子的那一刻才突然消失，因为凌志军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妻子几乎没有动筷子，她只是安静地看着丈夫，面色苍白，眼里充满怜惜。

二

按照医生的说法，凌志军最多还有3个月的生命。但作为一个记者，凌志军向来不轻信他人。现在他重病，必须和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打交道。他病入膏肓，但面对他的很多医生并不知道，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病号不但是一个求助者，还是一个审视者。

为了确诊脑内病灶，他首先找到了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一个“主任”。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却没有人约定一个准确的诊断时间。因为眩晕和畏光，凌志军半闭双眼，在屋内也不敢摘下墨镜。他在昏暗中等待了3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名医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

“我的内心充满敬畏，意识到这是个关键时刻，”凌志军后来回忆道，“我赶忙摘下墨镜。”

“为什么摘墨镜？”我问他。

“强迫自己去判断。”他说，“我不懂医，所以我只能寄希望于对人的判断，这是我的强项，毕竟干记者这么长时间了。观察他是否在吹牛，是否在忽悠，是在很真诚地待你还是敷衍你，是在听你说话还是想打发你，他说的话是他自己真明白还是不懂装懂，你从他的话、从他的身体语言、从他的眼神、从他的脸部表情上都可以看出来，这是让自己不犯错误的机会。”

他拼命强迫自己睁大眼睛，眼前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中年男人，这位“主任”只在核磁共振胶片上指指点点，对室内的其他年轻医生侃侃而谈。他只看了凌志军一眼，对他努力描述症状的话语不感兴趣。“主任”的注意力始终在于学生，像在讲课，也像训话，凌志军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送上门的教学标本。

“这情景就如同你花了一大笔钱之后来到自己期待已久的埃及金字塔，经验丰富的导游把钱揣进口袋却视你如无物，扭过头去教导他自己的儿子如何谋生”，《重生手记》中，他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凌志军用类似的亲身经历，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癌症康复观点，其中包括：不能盲目相信医生；死亡的癌症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大多数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者被迫接受着“过度治疗”。

睁开眼睛这样的小动作，对于当时的凌志军也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他的脑子里有病灶，一点光都受不了，但他要求自己摘下墨镜，更强迫自己睁大双眼。他甚至把“记者”的职业习惯发挥到淋漓尽致，用秒表掐算医生给每个病人诊断的时间是否均等，后来那个被他特别信赖的大夫，就通过了他的这个“测试”。“她从来不问自己的病人是什么背景、什么职业，从来不说病以外的事情，她给任何人看病，用的时间是差不多的，认真的程度也是差不多的，我当时掐的表。”

凌志军观察医生是不是对有钱有势的人更热情，对农村老大妈更冷淡。如果有个医生给自己看了一个小时，接待后一个病人却只花几分钟，他会对这个医生的信任分打折扣。问他这是个什么逻辑？他说，即使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的名医，如果不耐心听病患说话，不敢承认自己的判断也有错误的时候，误诊的几率会很大，而那些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始终愿意学习新东西，做事严谨精确，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病症上的医生，犯错误的几率很低。

他也因此救了自己的命，医生们建议立刻实施开颅手术，但凌志军并没有听他们的。

凌志军的妹妹定居于比利时，是糖尿病领域内的世界级专家，她请到世界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在欧洲远程会诊。这些医生把凌志军的9张胶片悬挂查看，倾听详细的发病经过，不厌其烦地询问细节，花了一个小时来讨论，然后把胶片在电脑上进行放大处理和比对。这样的会诊进行了两次，欧洲的医生们给出意见：脑部病灶有可能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病情尚需确诊。

妹妹当即从布鲁塞尔飞回北京，但新一轮的希望被北京另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仅仅用了3分钟打碎，“必须立刻手术”，专家说。妹妹惊讶地发现，这位专家只在9张胶片里挑选出3张匆匆看了几眼，就下结论说：“不手术，那就等着吧。”意思是不手术就等死。

医生们常用的一句话是：“不要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而凌志军能够依据的，是一份波谱扫描的最新检查结果。北京医院的医生也诚实地承认“看不懂”，他的妹妹自己买来医学专著研究，认为它显示“良性的可能性大”。

凌志军做了一个决定：搁置医生的开颅手术建议。

三

“如果他当初做了开颅手术，”坐在凌志军面前，我的心中第一百次掠过这个想法，“那就不会有《重生手记》这本书，也不会有这次访问了。”现在是北京的初冬，他和我谈起那段拒绝手术、在家“等死”的日子。

朋友们接踵而来，鲜花、问候，以及他们为凌志军请来的各路医生。其中一位“刘太医”，据说出生于治瘤世家，祖传一味特效治癌药，名为“控岩散”。第一次见面，“刘太医”并没给凌志军开这药，他说需要先吃“牛筋汤”、“开胃汤”，3个月之后再吃控岩散。

“刘太医”一些夸张而极端的表述让凌志军很不舒服，他觉得那些话像是江湖骗术。但他在“3个月”的焦虑中开始尝试牛筋汤、开胃汤。

根据“刘太医”的介绍，牛筋汤富含胶原蛋白，能包裹住癌细胞令其不再扩散，但必须取自未经加工漂洗的牛蹄。凌志军的一个朋友从肉牛屠宰场找来这东西，它们色泽黑黄，散发着刺鼻的臊臭以及牛粪、腐肉和污水的味道，但被凌志军恭恭敬敬地迎进家门，“就像迎接拯救生命的奇珍异宝”。他那对于异味一向敏感的妻子并不畏惧这堆臭东西，反而精心地分成小包珍藏于冰柜。几年以后他读到乔布斯的一篇传记，说乔布斯在身患癌症之后曾经吃马粪治疗，凌志军觉得自己太能理解乔布斯了：“人到了那时候，只要他相信有用，别说马粪，就是人粪也能吃下去。”

凌志军同意服用开胃汤、牛筋汤，但拒绝了控岩散，因为他了解到“刘太医”公开发表的个人简历有些不实内容，感到此人诚信上有些问题，于是动用了人民日报社驻海外记者的力量开始调查这味药的来龙去脉，得到的回复是：没有找到“太医”所说的“刘家诊所”和“会员”。后来，凌志军拒绝这味“特效药”还有一个理由：“既然没吃控岩散，脑瘤也缩小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吃呢？”

夫妻俩一个虔诚地熬药，一个虔诚地吃药。人不被逼到一定程度，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时候凌志军还能听见妻子的哭泣，“她在外面哭得跟什么似的，我在里面呼呼大睡”。

我问他：“面对生死的时候，你哭过吗？”

凌志军说：“没有。我这人早就没有眼泪了。”

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感觉生与死之间的敏感。“没有辗转反侧，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睡得特好，一睁眼，哟，我怎么还活着呢，就是这种感觉。醒来立刻觉得浑身难受，要用很多很多的精力去感觉自己的身体，去想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上进入一种求生的状态。当时我整个人就在这种死亡和求生的状态当中来回地游离，清醒和睡眠的界限也不是很清楚，脑子里昏昏沉沉。”

春天渐渐到来，凌志军感受到了万物复苏的气息。他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那本《中国的新革命》终于出版了。而此时，离医生们说的“3个月”大限也越来越近。凌志军和妻子仍然四处求医，其中还包括让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从“植物人”状态苏醒过来的凌锋。这位女大夫看诊非常仔细，最后她说：“继续观察。”

距离“3个月”还剩最后一周，凌志军和妻子晓东再次去医院复查，CT影像显示脑内那个乒乓球般的病灶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所缩小。他终于被神经内科大夫接收，从此躲开了开颅手术的命运。凌志军惊喜万分：“不用被锯开脑袋了！”

那天晚上，夫妻俩又在饭馆里点了一模一样的菜：清蒸鲈鱼、蚕豆粒、疙瘩汤。

四

还有一个危险趴在他的胸口—脑瘤危机在很长时间内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导致他对左肺上叶的阴影完全没放在心上。而在此期间，至少有两个医生明确提出过肺癌的怀疑。

2008年5月，凌志军决定做开胸手术。他被推进一个长条形状的大厅，十几辆等待手术的推车都排列在这里，每辆车上都有一人横卧，身上盖着一模一样的墨绿色被单，十几个脑袋一起伸在外面左右张望。凌志军忽然想起他采访屠宰场时看到的一排排待宰的猪。

手术的时间到了，推车再次启程，凌志军心底一片宁静安详。2008年5月底，凌志军接受了左肺上叶切除手术，割除了这个部位的恶性肿瘤。

随后，凌志军拒绝了化疗，他查阅了很多资讯，发现对付这种肺癌化疗仅仅“将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他也知道中国有很多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他的一个朋友，身体棒，腰包鼓，结果从发病到治疗仅3个多月就去世了。于是，他拒绝了很多昂贵的“特效药”。

他决定做一个聪明的患者，相信自己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医生和药物，开始自我恢复。

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凌志军曾写下“最想做的10件事”，其中包括：再吃一次清蒸鲥鱼、再为儿子做一顿饭、重返滑雪场……列表里的最后一件事是：“告诉所有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癌症不可怕。”

左肺上叶切除之后，凌志军的病情没有出现恶化，医生甚至没给他开药，告诉他：“其实走路、吃饭、呼吸新鲜空气都是治疗。”

凌志军按照医嘱，不再继续时政作家的角色。他认真地走路、吃饭、深呼吸、散步，不再喝速溶咖啡，代之以需要闲情逸致的现磨、现煮的咖啡，甚至不再用手表，手机也丢开一边，电脑里的工作日程表一片空白。他和妻子去了一趟雪山，并从峰顶速滑下山，当晚，他给朋友们发出一条短信：“号外，凌志军重返滑雪场。”

2012年3月15日，他的家里笑声不断，夫妻俩不停地说着一些开心的话题，心情异常轻松，他们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直到晚饭时，才想到是因为这一天的复查结果出乎意料的好，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肺部和腹部没有新的异常，幸存的那片肺叶居然奇迹般地生长壮大起来，把手术后空荡荡的左边胸腔差不多填满了。

5年以来，这是这个家庭第一次享受到澎湃的快乐：医生居然没有在凌志军全身上下发现任何新问题。那天，医生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再把自己当做病人啦。”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凌志军，说话声音略轻、略低沉，在初冬到来时穿着厚厚的背心，除此之外，看不出任何能联想到疾病的状态。他的房间里一直回荡着古琴的音乐，客厅里摆放着新诞生的小孙子的照片，看上去，一切都生机盎然。

但疾病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点“后遗症”。他住的这套房间出奇的干净，客厅、阳台，处处一尘不染，其监测标准是凌志军制定的，他会在阳光倾泻进来时，逆着光线看过去，检查空气是否纯净。也会伸手拍打床垫、沙发垫子、座椅靠背，看看有多少尘埃在瞬间弥漫开来。他刚刚用这种苛刻的观察保护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