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误读 G20

时势造英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二十国集团（G20）脱颖而出，成为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种不同国家之间开展对话的平台。然而，人们对G20的看法和评价却是五花八门，褒之者有之，贬之者亦有之，误读和偏见则更多。

G20是不是无所不能的“上帝”？

有人认为，G20的成员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市场国家，而且其GDP总量、对外贸易及总人口分别占世界总量的90%、80%和64%，因此，G20是世界经济领域中的“联合国”，其作用和功效是万能的。它既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提升应对危机的信心，也能在刺激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倡导自由贸易、创造就业、遏制偷税漏税、打击腐败和应对各种全球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人说，G20的作用不能仅仅局限于世界经济领域，而是应该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在维护人权、打击恐怖主义、解决叙利亚问题和其他非经济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或许是良好的愿望。但是，将G20视为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上帝”显然会使其误入歧途。众所周知，G20问世之初为自己确定的宗旨是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诚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这一平台作用非常有效。因此，可以断言，如果没有G20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冲击和伤害可能会更大。但是，我们无法由此而得出G20无所不能的结论。

将G20的职能扩大到政治领域更是不可取。众所周知，国际政治领域的各种问题与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这些问题可能在联合国体系内更容易解决。否则，G20的经济职能不仅不能得到加强，反而会被削弱。

令人担忧的是，G20可能会朝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例如，美国在G20圣彼得堡峰会上与出席会议的10个国家签署了谴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声明。这一做法显然偏离了G20仅仅讨论世界经济问题、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宗旨。如果G20的这一不良趋势不能被遏制，美国等国今后可能会得寸进尺地发表类似的声明，在非经济领域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G20是不是一个“空谈俱乐部”？

也有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G20无所不能这一观点相反的是，有人对G20的重要作用不以为然。

在批评G20的各种声音中，最常听到的就是对其功效的质疑。例如，有人认为，G20是一个“空谈俱乐部”，甚至引人注目的G20峰会也仅仅是由握手、集体合影、宴会和联合公报等内容组成的礼节性安排而已。

澳大利亚将在2014年成为G20的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的一张报纸写道：“担任轮值主席国是一种浪费，既浪费时间和金钱，也浪费政府的资源。对于总人口不足3000万的澳大利亚来说，希望从G20中得到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亚将耗费大量资金，换来的却并不见得是澳大利亚国际地位的上升。”

这一担忧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据报道，在2008年11月的G20华盛顿峰会上，宾客们喝的是每瓶499美元的美国思福山坡精选赤霞珠干红葡萄酒。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东道主为与会者安排了一次名厨掌勺的晚宴。所有来宾都吃到了来自谢特兰的有机三文鱼、威尔士的羊肉和英国各地的时鲜蔬菜。但这一顿晚宴使英国纳税人付出了50万英镑。

丰盛的宴会委实使G20成员的领导人大饱口福，但将G20贬为浪费时间和精力的“空谈俱乐部”也是欠妥的。众所周知，除了及时而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外，G20还取得了其他成就。例如，为强化金融监管，G7成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在G20伦敦峰会上升格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又如，G20伦敦峰会还决定为恢复经济增长而筹措1.1万亿美元；再如，2010年10月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达成协议，确认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6%的投票权。

由此可见，我们既不能将G20视为无所不能的“上帝”，也不能将其贬为“空谈俱乐部”。

机制化会不会削弱G20的灵活性？

国际上的任何一种多边对话平台都面临着机制化或非机制化的选择。迄今为止，G20采纳的是非机制化形式。例如，虽然G20峰会、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能经常性地举行，而且还能在会后发表公报或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但这些文件毫无约束力可言。此外，由于没有常设秘书处，主席国采用轮值制，作用仅为一年。

非机制化的优势是灵活性大。而且，每一次对话达成的共识（如“联合声明”、“公报”或“行动计划”）对参与者无法律上的约束力，轮值主席国在确定对话的议题时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并受自身偏好的影响。然而，这样一种对话平台很容易成为“空谈俱乐部”。因此，为提高G20的有效性，并使其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G20拟从目前的非机制化向机制化发展。

机制化又分高度机制化和低度机制化。高度机制化既有常设秘书处，又有规范参与者行为的条约。而且，这些条约还具有法律上严格的约束力。相比之下，低度机制化则未必拥有这样的条约，但须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由其确定议题和议事日程、处理日常事务、协调各方立场以及检查历届峰会的“行动计划”的实施。

有人认为，机制化会削弱G20的灵活性。这一担忧或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是，为了增加G20的有效性，减少一些灵活性或许是必要的。

其实，低度机制化对G20的灵活性的影响不会很大。相反，在实行低度机制化后，G20开出的空头支票可能会少一些，有效性则会增加。这样的“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

中国能否扮演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者”？

在2013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讨论G20的国际会议上，来自印度的一位学者说：“中国应该在G20中扮演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者’角色。”

确实，在国际上，赞赏中国在G20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表扬不在少数，呼吁中国在G20中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扮演“领头羊”角色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是，我们对自己在G20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有一清醒的认识。

不容否认，自G20问世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参与其各种活动，还于2005年10月主办过第七届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也从未缺席过G20峰会，并且在每一次峰会上，中国领导人都提出了赢得国际社会好评的各种政策建议。但是，如要中国在G20中扮演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者”角色，委实不切实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韬光养晦”依然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中国难以协调也无法为他国“代言”。

当然，中国不做“领头羊”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明哲保身。为了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G20中的地位，中国应该加强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磋商，多多协调立场。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不必仅仅与其他4个“金砖国家”举行非正式会晤，而是应该与其他10个新兴市场国家举行非正式会晤，以协调新兴市场国家在G20事务和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此外，为了在G20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还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力争在2016年成为G20轮值主席国；二是多与轮值主席国沟通，以便使其在制定峰会的议程时多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在G20峰会、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和G20的其他一些重要会议上，中国应该呼吁有关国家信守诺言，使2010年制定的IMF改革方案得到及时、有效的落实。

G20向何处去？

G20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特定的背景下问世的，因此它有时被誉为世界经济的“救生艇”、“消防队”。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G20的作用日益减弱，甚至不复存在。因此，G20的角色和功能必须转换。

在转换G20角色和功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确保G20继续关注世界经济增长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二是要遏制G20的政治化趋势，反对少数国家将其当作干预他国内政的工具；三是要少开“空头支票”，通过实现G20的低度机制化，进一步强化其功能；四是要提高G20的合法性，多与G20大门之外的170多个国家磋商和沟通，尽可能地照顾其利益诉求。